清漳迁界始末 
 

　　清初迁界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灾难，漳州深受其害。它是在满清实行残酷的民族高压统治，激起汉人强烈反抗的背景下，清政府为杜绝沿海民众对明郑集团等反清力量的支持，达到不战而胜目的，所采取的祸民政策。在20年间对漳州造成的破坏，堪称空前绝后。

　　缘  起

　　满清入漳在顺治三年（1646年），其在建立统治的过程中，以掠夺、杀戮为能事。有不遵剃发令者，灭其族。“官兵以守土为名，暴虐过甚，居其室而掠其野，少不遂，鞭挞滥施，经过之处任意摧残。民若畏避，即折房舍毁器具，无所不至。”“更有地方民牧，抚绥无法，而差役繁重、敲诈不已。”当时一年的赋役，等于明万历末年的一百倍以上。

　　于是，引发了波澜壮阔的抗清浪潮。就在清军入漳的这一年，郑成功入南澳集结队伍，进而占领古雷、铜山、游澳，民众多有依附者。翌年，郑军攻海澄、入同安，进踞厦门、金门两岛。而漳浦、诏安、平和、云霄等县义民也发动对县城的围攻。顺治五年，诏安人沈起津、万礼和漳浦人卢若腾、邱建会率平和、诏安、漳浦民众二度围攻漳浦县城，并抗击来援清兵。战事惨烈，尸如山积。顺治六年，郑成功在取海澄、云霄之后，统兵下诏安，屯驻分水关。越一年，万礼率数千名义军将士投奔郑成功。得万礼之后，明郑军队攻城略地连连得手，漳州、厦门基本在其掌控之中，成为最具实力的东南抗清劲旅。

　　顺治九年，郑军先与清浙福总督所带马步兵数万激战于角美，大败清兵，遂乘胜包围漳州城，尔后，清固山金砺率数万精锐驰至，义军退守海澄。敌四面围攻。自初四起，数百门铳炮日夜不停地轰击，义军拼命死战。初七一早，郑军一齐冲出，打垮进犯的清军，固山金砺连夜逃回漳州。清统治者见郑军实力强大，又得东南民心，难以用武力镇压，便以海澄公的爵位诱降，郑不为所动。是年十一月，镇守漳州的清千总刘国轩献城于郑氏。

　　顺治十二年春，清贝勒世子罗托率领3万精兵入闽围剿郑成功，六月间，郑军主动退出漳州城及漳浦、诏安、南靖、长泰等县，集中兵力坚守海澄、东山、厦门。顺治十五年，万礼破诏安的菁山、磁灶等26个寨堡。在此前后，又有云霄、平和、诏安的民众起义，占据山区遥相呼应。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张煌言合领舟师北伐，南京一役功败垂成，退回厦、漳重新聚集力量。越一年，清安南将军达素、总督李率泰和郑成功的叛将黄梧率水师出海门，在海上与郑成功的部队激战，遭惨败。不久，曾在台湾做过荷兰人通事的云霄人何斌，到厦门向郑成功献台湾地图，建议取台作为抗清基地。于是，在顺治十八年四月，郑成功挥师收复台湾。

　　满洲贵族入关后，可谓纵横万里无可挡其锋，但在东南之地，尽管已动用精锐之师，却连遭败绩。面对神出鬼没的郑成功，清朝君臣能想到的就是将其困死。于是，在顺治十三年，严令“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违者置重典”。但这一招并不太管用。之后，降将黄梧密陈《灭贼五策》，其中道：“金、厦两岛弹丸之区，得延至今日而抗拒者，实由沿海人民走险，粮饷油铁桅船之物，靡不接济。若从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尽徙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不攻自灭也。”清廷似乎有所顾忌，并没有采纳其策。到顺治十八年，降郑成功的原漳州知府房星烨复叛，遣弟星焕向上进言：“今若尽迁其民入内地，斥为空壤，画地为界，仍厉其禁，犯者坐死；彼岛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绝乳，立可饿毙矣。”终使清廷于顺治十八年下了6省“迁海”的决心。

　　过  程

　　由于明郑集团长期活动在漳州一带，这里又在台湾对面，因而是迁界最早、较严的地区。在“迁海”令下达的前一年，福建总督李率泰即将海澄的方田、同安的排头等88堡居民安插内地。顺治十八年八月开始的迁界，则包括漳州的龙溪自江东至龙江以东；漳浦自梁山以南、旧镇以东；海澄自一都至六都；诏安自五都至悬钟等地方，居民内迁15—25公里不等。铜山尚为郑氏所踞，不在此列。

　　这场将沿海变为无人区的惨剧，自始至终充斥着骇人听闻的暴行。清政府画地为牢确定所谓的“边界”后，便以极其蛮横的手段强迫界外的居民入迁内地，而时间又规定得非常短促，一般是三天，至期派官兵驱赶，纵火把界外的房屋、船只及无法带走的生产生活用具焚毁一空，人们挈妻负子惶惶作鸟兽散。时人言及边民内迁惨况道：“方其时，就居城乡，填门塞巷。有亲戚者，兴采葛依居之叹；无亲戚者，尽离鸿中泽之哀。糗粮薯麦，富者足支一年，贫者日月可计。于是，流离转徙，死亡荡析。”

　　铜山岛之迁与它地有所不同。顺治十八年六月，郑成功派驻该岛的部将蔡禄、郭仪降清，就挟持一万多铜山人入云霄。康熙二年(1663年)，清军乘郑成功新故，进攻其子郑经，郑经弃厦门、金门退守铜山。翌年三月，郑经东渡台湾，守铜山诸将降清。五月十三日晚，清总督李率泰率军前来，十三、十四两日“纵兵焚毁庐舍，大肆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逃出生天的百姓扶老携幼由八尺门入内地。据《漳州府志》载：到内地后，“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妇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

　　漳州通常以边路为界，路下近海者为界外，路上近山者为界内。因此，不少路段与现今的国道线基本吻合。时官府在边界处立“奉旨迁界”碑，沿途悬告示牌：“敢出界者斩！”开初以木栅、篱笆为界。后来则进一步浚深沟、筑土墙，再后来干脆征发民夫大兴土木，沿界立堡寨、台墩，建一寨约需3500两银子，建一墩折半，此钱朝廷不给，由民众掏腰包。时人江日昇在《台湾外记》中言及铜山迁界时道：“康熙三年，……逢山开沟，二丈余阔，名为界沟。又沟内筑墙，厚四尺余，高八尺，名为界墙。逢溪河，用大木椿栅。五里相望，于高阜处置一炮台，台外二烟墩。二十里设一大营盘，营将、千把总率众驻防其间。日则瞭望，夜则伏路。如逢有警，一台烟起，左右各相应，营将各挥众合围攻击。”

　　由于界外土地抛荒、海产无收，自然无法从这些地方征收赋税。朝廷因为连年用兵，财政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采取了责令界内居民摊赔的办法来弥补部分缺额。“其（界外）四十里之岁课，同邑共偿之。至有所偿过于其土著者。……盐场在界内者勿论，其界外缺额商赔之”。

　　郑经退到台湾后，漳境数年相安无事，百姓得到了几年休养生息的机会。康熙十二年，吴三桂首起撤藩之乱。翌年，驻镇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发难，郑经应耿之邀登陆，控制漳境，地方迁民乘机回归故土。不久，郑经与耿精忠翻脸成仇互相厮杀，漳州百姓又处在腥风血雨中。之后，耿精忠降清，郑经坚守厦门、海澄、铜山。康熙十七年底，朝廷准总督姚启圣之请，颁令福建再行迁界，险要之处增添炮台，民众再次遭受颠沛流离之苦。

　　康熙十九年，清军攻占海澄，郑经退缩台湾，驻铜山守将降清。越一年，郑经病故。子克塽继位。康熙二十二年，克塽献台降清。翌年,驰禁展界。

　　后  果

　　清初这场持续20年之久的迁界，对漳州的社会经济造成的危害极为严重。

　　据《漳州府志》记载，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漳州府丁口尚不足63000人，只有明万历年间四分之一强，人口如此剧减。诚为可叹！而民众世代以继艰辛建设的家园，因迁界化为乌有。时人言道：“以予所睹，界外所弃，城郭故址，断垣遗础，髑髅枯骨，隐现草间。俗称乡村曰墟，惟存瓦砾；盐场曰漏，化为沮洳；水绝桥梁，深厉浅揭，行者病之。其山皆丛莽黑菁，豺虎伏焉。田多膏腴，沟塍久废，一望汗莱，良可惜也。”

　　漳州界外原本可供耕作渔盐的田地海域滩涂，以及同海外贸易的口岸。迁界之后，四县荒废耕地2783公顷,仅诏安就荒废盐埕2780丘。“渔者靠采捕为生，前此禁网严密，有于界边拾一蛤一蟹者杀无赦。咫尺之地网阱恢张，渔者卖妻鬻子，究竟无处求食，自身难免，饿死者不知其几”。在明末崇祯年间，由于“通番获利十倍，人舍死趋之，穷洋竟同闹市”。而在清初,如漕运总督慕天颜言：“本朝顺治六、七年间，海禁未设，见市井贸易多以外国银钱，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之后，绝迹不见，是塞财源之明验也。”

　　迁界还对世态人心起影响。入迁居民初时带有银米及锱重，变卖尚可支持。日久囊空，既苦糊口无资，又苦栖身无处，流离困迫，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辗转待毙，惨不忍言。人们原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豪民大贾致有不损锱铢、不烦粒米而得人全室以归者。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辗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迁民们既然被视若蝼蚁、泥沙，任人践踏，软弱者成了牺牲品，强悍者则铤而走险。一部分加入郑氏军队，成了反清战士,一部分则伐树盗墓，甚至“夜间什伍为群，剜壁抉门，善入强出，人不敢撄。……又或百十为群，各执枪刀，强劫乡间富室。”

　　清廷颁布迁海令，本意是断绝郑成功义师的物资供应，以收不攻自破之效，实际如何呢？当清政府雷厉风行强迫驱赶沿海百姓迁往内地的时候，郑成功却在岛上派遣屯兵入山伐木，修造船舶战舰，又别遣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艘鸟船，装白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左火右贡)、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交趾各处以富国。从此台湾日盛，田畴市肆，不让内地。由于布帛等物来源阻隔，价值昂贵，郑经又派江胜驻扎厦门，平价交易。凡沿海内地穷民乘夜窃负货物入界，虽儿童无欺。其货物聚而流通台湾，因此而物价平，洋贩愈兴。清政府无形中也驱赶民众投效郑氏父子，成为其兵源与劳力，凭借着军民的勤奋劳动和优越的自然条件，课耕积谷，终于把台湾经营成了“田庐辟，亩浍治，树畜饶，户口繁息，各遂其生”的宝岛。

　　到康熙二十三年清军收取台湾时，统军大将施琅所见到的情况是：“臣奉旨征讨，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渔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兹则木棉盛出，经织不乏；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饬禁虽严，终难杜绝。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这显然与清廷的迁海目的大相径庭。

　　黄家祥  文/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