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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闽学东传

(2011-05-11 21: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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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八闽文化

漫话闽学东传 
黄家祥  文/供图

漫话闽学东传

漫话闽学东传台湾朱子祠


  引子:南宋时,大儒朱熹登临鼓山之巅,观山阅水,言说闽地气脉渡海入东瀛,而在数百年后,由他苦心承传的儒家道统亦流注台湾。朱熹理学,犹如春雨秋月,滋润着这一方美丽岛土,辉耀这一片历史星空。众多的闽派儒者,和百万移民一道,在这里辛勤耕耘,共同见证台湾从莽荒走向文明的过程。

  紫阳儒宗 海隅仰止

  闽学是由朱熹开创并以其学说为中心的儒家学术流派。朱熹一生72年中,除“仕宦九载,立朝四十六天”外,有60余年在福建度过。作为儒家在封建时代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新,形成既有完备体系又可具体运作的新儒学。著作等身,门徒众多。元明清时期,朝廷规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清康熙皇帝虽是满人,对朱熹却推崇备至,评价其学说:“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袵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在他登大位不久,便升祀朱子于孔、孟之后,并确立朱子学说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闽学与台湾的渊源关系,应该说上自明季下及当今,但论影响之深广,当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克取台湾之后,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之前的这段时间。台湾与福建仅一水之隔,时隶福建行省,官员多来自闽地,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载1774年的廷议:“至台湾府学训导及台湾、凤山、诸罗、漳化等四县各无论教谕、训导,遇有缺出,先尽漳泉七学调缺教职内拣调。”这里所说的“漳泉七学”,指的是龙溪、漳浦、平和、诏安和安溪、晋江、同安的儒学。漳泉本是朱熹过化之地,这显然利于闽学东传。

  清人初得台湾,不事经理,官员文恬武嬉,百姓健讼好斗,社会失秩。康熙六十年,漳浦人蓝鼎元随任总兵的族兄蓝廷珍渡海平朱一贵之乱。经过一番考察,他在《平台纪略》中陈治台十九事,着重指出;“台湾之患,不在富而在教,兴学校,重师儒,自郡邑以至乡村,多设义学,延有品行者为师,朔望宣讲《圣谕十六条》,多方开导,家喻户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字转移士习民风,斯又今日之急务也。”为此,蓝鼎元拟定了台湾文教大纲。按照大纲的设计,台湾的儒学教育应分成两个层次。上层属于提高型的学校教育;下层属于普及型的社会教育,二者均以儒学道德教育为主,法规宣讲为辅。以期通过教化使百姓知道是非善恶,从而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消除动乱根源。蓝鼎元颇识朱熹学说之要,从他在台湾的作为看,并没有把理学仅仅看成是一种学术思想或精神资源,而是看成依附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伦理规范、社会风习、文化心态、价值标准等的综合体。

  蔡世远、陈梦林与蓝鼎元并称“漳之奇男子”,于闽学东传亦有所贡献。蔡世远为漳浦人,曾于福州鳌峰书院参与纂订前儒书籍,为闽学主干,官至内阁学士、礼部尚书。曾受托隔海写了《诸罗县学碑记》,这篇碑文阐发了朱子学说的基本思想,把自己对闽学的理解和发挥全部浓缩于文中。陈梦林,云霄人,赴台主持修撰台湾第一部县志《诸罗县志》,于存史、资政、教化颇有助益,被后人评为“台湾最佳志书”。

  台湾乃海外天险,教化和治安尤显重要,而二者又有连带关系。清代台湾各地修孔庙、书院,几乎每一处都有勒石刻碑,以纪盛传世。不少碑文出自官员之手,内容则大多以宣扬朱子学说为主。康熙时人陈瑸是一位饱学硕儒,从任知县、台厦道兼理学政到领福建巡抚职,与台湾有不解之缘,多年致力宣传、实践朱子学说。他重修扩建台湾孔庙,完工时写过一篇《台邑明伦堂碑记》,碑记着重宣传的是朱子理学的要义。如将《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五伦相表里,通俗具体地诠释朱熹关于人伦道德理论。他以台湾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主持兴建全台首座朱文公祠并亲撰《新建朱文公祠记》。文中阐述了朱子学说对台湾的意义,主张朱子理学必须成为台湾儒学教育的经典,用于社会公共秩序的建立及个体的日常生活。要求生员对朱熹的著述要做到信之深,思之至,切己精察,实力供行。

  继陈瑸建朱子祠的是台湾府学首任训导袁宏仁。道光年间,台湾知府兼学政邓传安捐五百俸薪,倡建鹿港文开书院,院内主祀朱熹。邓力学能文,算得上是朱子的知音,这从他为青书、海东等书院写的碑记中可以体味出来。

  台湾本土出过章能灵、雷铉、孟超然、丘逢甲、陈震曜、杨克彰、林朝英、郑用鉴等闽学才俊。陈震曜曾主持福州鳌峰书院,协修《福建通志》,著有《海内义门集》八卷,颇有儒学新意;杨克彰系台湾著名理学家黄敬的学生,着有《周易管窥》一书,对易学有独到的见解,是闽学在台湾的重要传人;林朝英继承家族海运业,能文且擅琴棋书画,为清代本土最重要的艺术家。嘉庆初,修台湾县学文庙,热心公益,受赐“重道崇文”匾,并从六品光禄寺署正职衔;郑用鉴论文宗理法,论诗重格律,淡北之士尊为泰斗;丘逢甲,著名抗日保台爱国英雄、教育家、诗界革命巨子。

  清代台湾形成了“紫阳(朱熹)儒宗,海隅仰止”的浓烈社会氛围。邓传安道:“闽中大儒以朱子为最,故书院无不崇奉,海外亦然。”台湾书院主祀朱熹,行春、秋两祭和每月朔望行香,开散馆行礼。当时“世之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可缓;以言易,非朱子之传易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立家礼弗敢行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

  兴庠弘道 作育人才

  闽学在台湾的传播,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科举制度的实行亦有密切的关系。

  清代朝野甚重教育,康熙在《训饬士子文》中说:“设立学校,原以兴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临御以来,隆重师儒加意庠序,近复慎简学使厘剔弊端,务期风教修明,贤才蔚起,庶几棫朴作人之意”;而各族姓亦希望子弟能知书达礼,不致干犯法度危及族众,进而期以多出登科出仕之人,以光宗耀祖。

  康熙二十三年,台湾知县沈朝聘、凤山知县杨芳声分别在县治设立了儒学。翌年,台湾首任知府蒋毓英将明郑时期的旧学堂改建扩充为文庙,在其旁设立府学。到光绪年间,建儒学的有3个府、6个县。府、县学是地方最高学府与教育行政机构,主要任务为管理、指导生员和定期考试。官、民办的书院有振兴地方文风使命,自康熙四十三年台湾知府卫台揆建崇文书院,随着经济发展、文风渐炽,书院逐步增加,到日据之前达45所。此外,尚有分布于各聚落的书房、义学。蒋毓英设义学2所于府城东安坊,其后各县增设,盛时有时一个县便有书房、义学200多所。是为地方上初等教育辅助机构,以培养学生读书识字能力,預备他日应考之所需。

  朱熹在福建办教育40年,讲学的足迹达40多个县,为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经验,对台湾教育影响殊著。几乎所有的台湾书院将他手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奉为圭臬,在讲学理念、办学原则以及书院管理上,都是朱子办学风范的续本。

  由于清代以八股文开科取士,文题几乎完全出自《四书》,文章内容不得与朱熹注释相悖。写作八股文其实是将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疏填在一种特定而精致的文字框架之中。历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载道:“四民之子,凡年七八岁皆人书房,蒙师坐而教之,先读《三字经》或《千字文》,既毕,乃授以四子书,严其背诵,且读朱注,为将来考试之资。又毕,授予《诗》、《书》、《易》三经及《左传》,……肄业十年,可以应试。”其影响由此可见。

  清初,海峡东岸的传统教育处于盛期,西岸却刚在起步。历经200余年,台湾的学校数量已接近福建。祖籍永定的胡焯猷,乾隆初年离开家乡渡海到淡水新庄开荒种植,拥有田园数千甲。乾隆二十八年慷慨捐出田产数千亩和宅第创建明志书院,又请来名师传授,一时生员盈门。清廷、台湾府先后颁予“文开淡化”、“功资丽泽”的匾额;漳州人潘定民设义学于士林街芝山岩,使士林得为台湾地方文化教育之渊丛;继其后的板桥大观义学,系同治年间由林维让、林难源兄弟创办,为台湾最大的义学;诏安人吕世芳、吕炳南,道光年间先后创办文英社、文英书院;晋江人吴洛于乾隆间定居彰化,购置良田作为当地清源书院的办学经费。

  不少书院长期由福建人任主持或主讲。如道光同治间,晋江施琼芳、施士洁这对父子进士先后出任海东书院院长。施士洁博学多才,22岁中进士,在主持海东书院其间大力倡导诗、文、词,除了自己勤奋笔耕外,还培养出丘逢甲、许南英、汪春源、郑鹏云等一批后来在台湾久负盛名的作家群;同治间,建宁贡生何云龙、福州举人林寿祺出任仰山书院院长;雍正乾隆间,福州人薜士中相继在台湾府学、海东书院授学;乾隆间,南安举人杨芳主讲海东书院;嘉庆间,龙溪优贡石福祚主讲澎湖文石书院;道光间,晋江陈友松主讲仰山书院;大观义学聘请泉州庄正为主讲,诏安谢颖苏、金门吕世宜亦曾担任讲学。

  一些台湾出生的进士、举人也有任教的,“开台进士”郑用锡曾在明志书院担任讲席8年,长子郑如松克绝箕裘任讲席,他的堂弟郑用鉴担任山长达30年之久,教学“以德采为先,文艺为次”,培育不少品学兼优的人才;陈维英先后掌教仰山、学海书院,并应郑用鉴之邀担明志书院的讲习,更在大龙峒创设书院,时人誉为”淡北文宗”;进士丘逢甲于1889年辞官回到台湾,先后在台中、台南、嘉义等地一些书院讲学。

  台湾府县学、书院对收藏理学典籍十分重视。台湾府学首任训导袁宏仁捐奉购买典籍600多部,供诸生浏览阅读;道光年间,福建巡抚孙文准从福州鳌峰书院调拨45种166部典籍赠给仰山书院,扩大了闽学的影响。民间亦有热心收藏者,神冈吕世芳、吕炳南不惮海道险阻,多番越海罗致典籍,在筱云山庄中收藏“经史子集”和学典会典、山经地志、子史精华共2万余册,为台湾最大的藏书家。

  为鼓励台人向学,清政府专门分配给台湾府科举保障名额。地方“父诏其子,兄勉其弟,莫不以考试为一生大业,刻苦励志,争先而恐后”。得益于儒学教育的普及,台湾人才辈出。清领台湾期间,台湾共中举251名、进士33名。在地域分布上,南部人数最多,其次是中部,北部最少。再中举的先后分析,则呈现出由南向北发展的趋势,这同闽学传播的情况是一致的。

  以德化民 以刑辅教

  继顺治登大位的康熙皇帝,对朱熹提出的“以德化民、以刑辅教”政治模式心领神会,定“教化为朝廷首务”,御制《圣谕广训》、《训饬士子文》颁行天下,后续各代皇帝步其后尘,共颁谕旨32道。

  康熙这份圣谕堪称杰作,其基本内容:“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为宣传贯彻,全国城乡纷纷设立“乡约”。

  康熙二十三年,首任台湾总兵杨文魁亲自向军士、生员、民众讲解圣谕。嗣后,官府定每月朔望日为宣讲日,台厦道学政陈瑸逢是日,必亲率辖属官员,会同镇、营镇、兵丁,学校师生和乡里长者集中宣讲,同时,在台属四县及淡水等市镇村庄多人之处设立乡约,《圣谕》被大量印制。《御制训饬士子文》亦印刷分送府县学生员人手一份,由学校教官授读。

  乾隆年间《重修台湾县志·乡约》载有宣讲的流程:“知会集传绅衿耆庶于府学明伦堂,设龙幄香案,奉律谕。文武各官行三跪九叩礼,毕,分东西坐班。设讲读台案于门外,北向。诸生耆老列两廊,兵民人等立台下东西。木铎老人升台振铎,高声宣《圣谕》十六条……宣毕,堂上鸣讲鼓。约讲生恭捧《圣谕广训》并所奉到上谕,升台立讲案前,高声讲解,众等肃听。讲毕,各退。其僻远里社,知县未能遍至,则绅士董之。” 从史志所载道光年间福建台湾道徐宗幹宣导《圣谕》,以及清朝末年在台澎金马地区宣讲《圣谕》情况,可知这项活动贯穿于清代。

  围绕《圣谕》这个核心,还流传诸如《圣谕广训注》、《圣谕广训直解》、《御制劝善要言》和“集要”、“集粹”、“大全”等诸多讲解材料。康熙下旨刊印的《朱子全书》并他为之作的序,亦流于台湾地区。这类儒学经典以及律令、礼仪等同属教化内容。如陈瑸针对当时因利益之争频起纠纷的社会问题,在文告中积极宣传朱子的义利观:“……文公言分别义利二字,乃儒者第一义。又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八个字,一生用之不穷。盖尝妄以己意绎之:惟不好货,斯可立品;惟不好色,斯可立命。义利分际甚微,凡无所为而为者,皆义也;凡有所为而为者,皆利也。义固未尝不利,利正不容假义。敬在心,主一无适则内直;义在事,因时制宜则外方。无纤毫容邪曲之谓直,无彼此可迁就之谓方。人生德业,即此数言,略包括无遗矣……”客观上起到稳定社会,缓解矛盾的作用。

  按照清代的体制,台湾的行政设置只到县、厅一级,政府对里社的户政、治安、赋役管理通过保甲制度来进行。至于地方公共事务处理、民间伦理道德约束,主要由乡约、庄族组织自营自治。台湾经历了由移民到定居的社会演化,开初人们为应付险恶环境,便于垦辟,往往不分姓氏同乡共居一域,随着人口的蕃衍,区域内亲族聚居的庄社渐增。为了调节人际关系,便有乡规民约、族规家训之设。乡约是按照地缘关系划分,是乡规民约所作用的范围,而庄族则是因血缘而形成的,是族规家训所作用的范围。

  乡约既是一种组织,亦是一种规范,由乡民公推德业素著的年长生员担任约正,官府颁给顶带。由约正会同族长、乡绅主持制定乡规民约,作用于乡人。乡约的形式、内容,通常以朱熹在陕西蓝田的《吕氏乡约》基础上修订的乡约为蓝本。主要有:寇礼、婚礼、丧礼、祭礼、明伦、禁邪、务本、节用等项,项下又有具体细则。在讲约日对照讲评乡人善恶,并书于善、恶两簿中,以为褒扬与惩戒的依据。

  在我国,较早主张改革“礼不下庶人”的成法,允许世民祭先祖、建祠堂的是朱熹,他对谱牒、祠堂、祭仪、家礼等宗族文化也有周详的设计。明嘉靖以后,闽地以祠堂为本质特征、族田为经济基础、族谱为关系图籍的宗族已大量出现,入清后具备相当的组织化、制度化程度。台湾的家族作为祖地宗族的支脉,其文化一本同源。

  清统治者实行扶植族权“以补王政所穷,收约束化导之功”的政策,规定“堡子大村聚族满百人以上,选族中有品望者立为族正,若有匪类令其举报,倘徇情容隐,照保甲一体治罪”。家训族规须官府认可,其主旨是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家族成员的思想与行为,体现了礼法兼治的特点,内容既有针对族人的,如孝悌、敬祖、齐家、修身、睦族等;也有针对宗族事务的,如祠堂活动,族产管理,族谱编修,祖墓祭扫,族学教育,尊卑区分,族谊互助等。此外还有调整与乡族及国家关系,如和睦乡邻、规避词讼、不损他人、调解纠纷、严惩盗贼、保护环境、按时完粮纳税及禁入会党等。

  官府虽然允许族长行使对族人的教化权、惩处权和一定的民事、刑事案件的审理权;拥有族内公共事务的组织、决定权;以及对外事务的交涉、处理权,而一旦处罚,则异常严厉。平和县人林石在番界拓垦起家,逢林爽文之乱,林石因是族长,被抄家下狱,卒于狱中。林家基业全毀,子孙流离失所;诏安人翁裕在云嘉平原垦殖近万亩,还拥有窑场等业,却因涉嫌械斗,人死于非命,家产被官府籍没。

  潜移默化 萃为群德

  朱熹主张“以民为本”,在漳州、同安、崇安等地秉政时,奉行“约馈、宽赋、简役、劝农、办学、善政”的为官之道,为民间“身修家齐,风俗严整,人心和平,万物顺治,隆及后世”而尽心致力,于台岛政治不无启示。事实证明,台湾治乱取决于是采取或是摒弃朱子的这一套做法。

  清领台湾时期,农业开发最为壮观。首任知府蒋毓英“集流氓,垦荒地,安抚诸番,教以授产之法”。雍正五年(1727年),政府规定除“社田”外,其余草地悉令拓垦,新垦荒地三年免赋,并采取保护有照垦户措施。于是沿海居民相继东渡垦殖,在乾隆时形成高潮。田园从清初1.8万甲,到清末逾36万甲。在农业的带动下,台湾逐渐出现“农工商业,经营市肆”的兴旺景象。

  在台湾官吏中,能奉行儒家为政之道的不乏其人。陈瑸,官至福建巡抚,在台任职多年,史称:“清操刻苦、慈惠爱民。公务之暇,时引诸生考课,与谈立品敦行。夜自巡行,询父老疾苦。灾荒发仓以赈,兴化易俗,文风丕振。”他多次将自己的俸禄捐作公益,逝世前一天,又将任内应得的13000两银子充作兵费。台人思之,塑像于文昌阁,诞日张灯结彩以祝。平和人吴凤,在其任阿里山通事48年中,忠于职守,努力消弭汉番矛盾,帮助当地发展生产、贸易和文教事业。他耐心劝告番人改变“出草”猎取人头祭神之俗,番人一度听其劝,停止出草40多年。乾隆三十四年(1749年),番社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番人以为是神灵降罪,定要杀人以谢。吴凤知势不可止,乃扮成路人,让番人射杀。48社酋长闻知悲恸不已,从而结束出草之风。舍身取义的吴凤,被尊为阿里山神。

  然而在官员中,亦有行为不端者,以致酿成三次较大的民变。康熙朝朱一贵起而抗清,直接导火索是台湾知府王珍贪赃枉法、苛捐杂税、滥杀无辜。变乱平息后,政府采取了一些收拾民心的措施。时台湾大饥,巡台御史黄叔璥和知府周钟瑄效仿朱熹知南康军时大修荒政的做法,设“平粜法”运米以赈。之后,建立义仓存贮粮食备荒的常法。蔡世远致书总督,建议选官当慎选洁介严能者,对百姓需有“保之如赤子,理之如家事”之心,“兴教化而美风俗,和兵民以固地方”。清政府采纳这位理学家的建议,对选任官员作了更革,并严禁官吏削民扰民,累及百姓。

  朱熹所处的时代,国家内忧外患,他面见皇帝力陈抗金,毁秦桧祠,为高登昭雪。其“尊王攘夷”、“内中国而外夷狄”的思想,对追随者不无影响。近代台湾屡遭列强的蹂躏,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同仇敌忾共御外侮。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屡犯台湾,姚莹、达洪阿二度在鸡笼、淡水重创英舰。越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台湾“兵民汹汹罢市”。1848年,台湾签订《绅民公约》,以对付外来入侵者。1884年,孤拔纠集法舰侵台,遭到以刘铭传为首的军民强烈抵抗。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丘逢甲散尽家财,招募训练义兵。翌年,清政府将台澎割予日本,他与举人汪春霖及台籍京官等上书,“愿人人战死而失台,不愿拱手而让台”。在请命无果情况下,丘逢甲联名士绅发出《台民布告》号召抗日。丘逢甲、许南英领导义军奋勇抗击入台日寇,儒生成为各地抗战的中坚。自此50年间,台湾人民因抵抗牺牲65万人,儒生中涌现吴镇洮、徐骧、吴彭年、姜绍祖等众多可歌可泣的人物。

  在残酷镇压抗日武装的同时,殖民当局又蛮横推行“皇民化”教育,强迫民众学习日本语言文化,援用日本纪年与礼仪,奉天照大神。儒生们采取各种办法予以抵制。如为抵制皇民学校,汉文书房从1897年的1117所,增至1902年的1822所,书房被取缔后,又以文昌庙名义登记。鸾堂在日据前仅2所,日据时增至60所,堂规“以儒为宗、以神为教……以孝悌忠信为立身之本,礼义廉耻为洁身之根”。日据时期,兴办诗社267个,以诗言志弘道。史学家连横说:“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国可灭,而史不可灭。”他针对占领者以“皇民化”淡化民众的祖国意识、篡改台湾历史的劣行,编纂出版《台湾通史》,将台湾与祖国大陆联系之有据者详加引述,歌颂同胞反割台斗争。诸如此类,先贤为保中华文化传统一脉而不坠,所做的努力及体现的民族大义,让人感佩良多。

  八闽是儒家思想长期浸染的土地,它潜移默化,中于人心,萃为群德。朱熹所谓“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治家格言,被人们奉做家教庭训的懿范;他在《家礼》中所主张的冠婚丧祭礼及其中包含的道德理念,亦被民间大体接受,而移民又将这种风俗带到台湾,正如连横在《台湾漫录》所云:“台南风俗纯古,多沿紫阳治漳之法。”可知其作为大众传承事象之根深蒂固。

  纵观闽学在台湾的传播历程,其影响及于岛内的政治、法律、道德和文史哲领域,亦渗入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之中。不仅对清代台湾从荒蛮走向文明,而且对当今海峡两岸民众的精神文化认同,均具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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