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何日重现辉煌？

协和昔日的辉煌，在一定程度上仰仗了其特殊的体制。而协和现今的困境，同样可归咎于体制问题。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协和有个好底子，建国后，与原中央卫生研究院合并，建立院校合一的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都由国家计划、拨款，协和身为医学界唯一的国家级科研机构，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并有与中央特殊的人脉关系，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从而得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并加强其在医学界“龙头老大”的地位。

“文革”期间，在国家大政方针指导下，基础、血液、放射、工程等院所南迁四川，建立“医科院分院”，直到1980年代才先后回迁（血研所一分为二，主体回到天津，输血所留在成都）。但经这样一折腾，医科院元气大伤。紧接着，1983年，位于宣武区原中央卫生研究院院址的五个研究所独立建院，成立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现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使医科院再断一臂。2003年医科院又重建病原所，此为后话。

1980年代经济改革兴起后，南方沿海地区经济飞速发展，地方政府财力大大增加，旧的高校人事制度也出现松动。南方沿海地区的医学院校开始享受经济改革带来的实惠，吸引了大量来自内地和海外的优秀人才，并能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于是，上医、上二医、中山医、浙医、一军大、二军大等院校迅速崛起，逐渐打破了旧体制下形成的医学资源“北重南轻”的格局。

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后，协和以“院校合一”的特殊体制，成为卫生部属下唯一的医科大学。然而，此时的卫生部对协和既无教育拨款，也无科研资助。但协和由于长期“养尊储优”，开始“坐吃山空”，而且人才流失严重，青黄不接，还受到日益强大的各路“诸侯”的挑战，处境更加艰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事业蒸蒸日上的北医、中山医、上二医（现上海交大医学院）等。我刚进入协和时，被一派破败景象（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所震撼，真不敢想象这便是中国的“最高医学学府”。

协和一直以拥有医学界最大的院士群体而自豪，协和图书馆内有一面院士墙，悬挂着所有院士的照片（当时只有尚在协和工作的院士们的照片，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那些已故的老院士们也补充进去），足以让每个从此路过的人为之驻足，看后无不心潮澎湃。不过，近年内，协和曾连续N届两院院士评选颗粒无收，直到上届才有沈岩当选中科院院士，总算是挽回些面子。

其实，“院校合一”的体制也未尝不可。在美国，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如Mayo Clinic同时兼有Mayo Medical School。重要的是管理体制和自我定位的问题。在行政主导型的科研、教育管理体制下，同样是国家级科研机构的中科院就要比医科院活得“滋润”，因为医科院的“婆婆”是卫生部，而中科院是国务院直属。作为高校，教育部部属院校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院校，其获得的教育经费肯定比经济欠发达地区院校要充裕，而协和两头都靠不上。被没钱没势的卫生部管着，协和“吃不饱”似乎也是必然的。

我读研的那段时间，协和曾提出要做中国的NIH，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种说法。这涉及到科研体制改革的问题，至少是生物医学科研管理体制要有重大变化。因为NIH拥有相当大一部分科研管理的行政职能，要建立NIH的体制，就需要科技部、卫生部放权。很明显，任何改革只有一触及部门利益，分权就要让利，其难度可想而知。

说“院校合一”体制是“怪物”也好，称清华医学院为“怪胎”也罢，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近些年来，协和确实做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不过，协和想要真正走出困境，从根本上说，靠体制改革，但这似乎是个“猴年马月”的问题。目前看来，最主要还是靠自己努力，放下架子，丢掉包袱，自己找饭吃，向兄弟院校虚心学习，扎扎实实做好人才建设，或许能重现昔日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