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源阁，位于山东聊城市城内万寿观街路北的杨氏宅院内，它与江苏常熟县翟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吴兴县陆心源的“皕宋楼”，浙江杭州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合称清代四大藏书楼。其规模和影响居北方私家藏书之首。其创始人是杨以增。杨以增(1787-1856年)，宇益之，号至堂，晚号东樵，卒后谥端勤。道光二年(1822年，)中进士，曾历任贵州、湖北县、府、道知事，又授河南开河道，转两淮盐运使，盾擢任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权陕甘总督，总理粮台，转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一生为官清靡，其人品深得林则徐推祟，称其“乃圣贤门中人也”、“守身如金城汤池，粟丝不可攻坚”，著有《退思庐文存》、《杨端勤公奏疏》等。   　　

    杨以增一生尤喜读书，自然涉足于书籍的收集和购买，起初所收以普通本为主，但注意选择刻印精良版本。很快庋藏渐多，藏书初具规模。道光二十年(1840年)，杨以增在其故乡聊城建立专门藏书楼；并名之为“海源阁”。海源阁面南背北，两层四间，檐中悬挂楼名匾，为杨以曾亲自手书，旁题跋语，说明建立藏书阁的初衷和书楼名称的寓意，跋语为；“先大夫欲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建此阁，以承祀事，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额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并仿鄞县范氏以‘天一’名阁云。时道光二十年岁次庚子亥月中浣，以增敬书并识。”从跋语可以看出，海源阁初建时有双重目的，它不仅是杨氏祭祖的地方，同时也是庋藏图籍之处，以“海源”名阁，含有追思祖先荫泽及读书、做学问应当溯源追根之意，海源阁后来随着藏书的日渐丰富，扩充到书室十三间，后院专藏帖片、字画、古玩，又在华跗庄别辟陶南山馆。  
　　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以前，杨以增虽致力于图书舶收藏，但珍本仅有宋版的《汉书》、《晋书》、《通鉴总类》等少数几种，直到道光二十八年。他到“人文渊薮”的江南以后，其藏书的质量和数量迅速提高。这一时期的书籍收藏主要来源有二：一是由于南方战乱，大批珍善本流入市场，他在担任江南河道总督期间，江南战乱频仍，特别是清军与捻军作战，江南旧家藏书多不能守，大量散佚。如黄丕烈藏书中有许多最终流入杨以增之手就为显例。黄氏有乾隆、嘉庆间文献宗主之称，是三百年来藏书的“巨擘”，但黄氏晚年家事多艰加病魔缠身，不得不卖书解窘，其所收藏的图籍尽归汪土钟艺芸书舍。咸丰初年，艺芸书舍的书也散出，分别归于瞿氏铁琴铜剑楼和杨氏海渊阁，又以海渊阁所收最多，其中经黄丕烈手校过的书籍就有八十多种。除此之外，瞿氏恬裕斋部分流散图书，韩泰华玉雨堂元人集部书(其中有些为“四库”所未收)，鲍氏(廷博)知不足斋等江南名家藏书，尽归海源阁。当时另一藏书家江标在《海源阁藏书目跋》中说：“《楹书隅录》(杨以增之子杨绍和编撰，为海源阁所藏主要宋元善本藏书记)之所记……大约吾吴旧籍十居八九”。从而使海源阁成为晚清北方藏书的中心，也奠定了与铁琴铜剑楼并称雄于海内，形成”南瞿北杨”的地位。海源阁图书的另一主要来源，是杨以增广交朋友，延揽学士文人，为自己寄赠、选择、鉴别、校刻书籍。杨以增与梅言伯、刘燕庭等人订交，梅得好书，则远道互相寄赠，还有其幕客松江韩渌卿、文登于昌进、嘉兴高均儒等为其鉴别、审订、校刻古籍。其中于昌进是当时东鲁地区仅次于杨以增的北方大藏书家和著名文献家。  
　　海源阁藏书的二次发展是其儿子杨绍和之功。杨绍和(1830，]875年)，字彦合，一字念微，号勰卿，又号筠岩。他于咸丰二年 (1852年)举乡试，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翰林院侍读。杨绍和精于古籍的鉴别，在京时专事图书收购，凡孤本珍籍、精校名钞，一经发现无不采购。  
　　慈禧发动宫廷政变，杀顾命八大臣，怡亲王载垣亦未能幸免。载垣是清前期怡亲王弘晓的后裔。怡府藏书甚丰，专门建有乐善堂、明善堂、安乐堂庋藏珍贵古籍。怡府藏书多得自徐氏传是楼、季氏静思堂，渊源久远，数量和质量均属上乘。怡府经此变故，其宋版书籍数百种，流入北京隆福寺附近书肆，杨绍和趁机购得怡府乐善堂善本书籍百余种。因此，杨氏海源阁既容南方江浙藏书之精华，又纳北方王府藏书之珍本。叶恭绰《遐庵谈艺录》说：“汲取南北之精秩，萃于山左一隅……江浙藏书中心之格局已岌岌为之冲破矣。”傅增湘在《海源阁藏书纪略》中也说海源阁：“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海内仰之，殆如景星庆云”。  
　　杨氏父子不仅致力于收集图书，还对藏书进行认真的校勘和整理，记述该书购置的经过，详述版本优劣，并遴选珍本加以刊刻流布。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三笔》卷三中说杨以增得一书必阅一书，杨绍和秉其父志，因此海源阁所藏善本书中多有杨氏父子的题跋。杨绍和还编撰了《海源阁书目》和阁本善本藏书记《楹书隅录》初编、续编，后来杨绍和之子杨保彝又增删为《海源阁书目》和《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期间有江标编《海源阁藏书目》，收入《江刻书目三种》)，杨氏利用藏书刻印流传的有《海源阁丛书》数十种之多。  
　　杨氏父子的藏书收集于乱世，尤知善本图籍散易聚难之理，所藏书籍凡非契友，例不示人，倍加保护。尽管如此，杨以增肇始的海源阁藏书，在战乱时也遭受过重大损失。杨绍和时期，由于清军镇压捻军，“烽火亘千里，所过之区悉成焦土”，杨氏海源阁的另一藏书处陶南山馆就曾遭受部分损失，其中“宋元旧椠，所焚独多”。民国期间，聊城多次遭受兵乱，海源阁藏书蒙受重大损失。当时报纸曾报道说：“杨宅已不见一人，院内室外书籍满地，厕所马厩亦无地无之，院内书籍尽为大雨淋烂，惟藏书之十余室内书籍依然满架，但均参差不齐。”王献唐在《海源阁藏书之损失与善后处理》文中谈到：土匪“日常以杨氏书出售，购者随意予价，略不计较。有时割裂包物煮饭，或带出作枕头使用”。海源阁藏书的存余部分，后辗转归人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得以保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