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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者刘新园对约翰·艾惕思的回忆

(2012-01-16 10: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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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新园

约翰·艾惕思

景德镇

元代瓷器

元青花

杂谈

分类: 中国元代瓷器

 

西风按语:刘新园老师是我们值得尊敬的前辈,他对景德镇瓷器的考古调查,尤其是对景德镇元代瓷器的考古发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早年他写的这篇给英国著名的古陶瓷学者约翰·艾惕思爵士(Sir John Addis)的回忆文章,在今天重新翻出来阅读,仍然很有震撼力。震撼的是英国的外交官对中国古陶瓷的痴迷和潜心的研究,很早时候提出的那些关于元代瓷器的学术问题,说实话,今天有些问题依然难以有理想的答案。他们的这种精神,不单单是受到欧美早期学者务实、严谨的学术精神影响,最关键的是影响了中国的一些年轻学者。我就是其中一个。近些年经常在景德镇考察碰到欧美和日本的古陶瓷研究学者,那种忘我的、孜孜不倦的、可以抛开世俗和现实的精神,让我感到自己有时候想放弃时候的渺小和自卑,使得我重新整理情绪,焕发精力,抛弃别人的嘲笑和不理解。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执着,对学术的严谨,对自己的严格。

 

 

我和约翰·艾惕思

刘新园

1983年6月21日,英国著名的古陶瓷学者约翰·艾惕思爵士(Sir John Addis)给我寄来一封信,并附有他委托我校阅的新作——《论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发展》一文的打印稿。8月初,我把稿件校阅完毕,正准备给他回信时,得知他已于7月31日在伦敦逝世了。从香港东方陶瓷学会发来的讣告获悉,我为他校阅的这份文稿,是他最后的遗作,而他给我的这封信件,也许就是他最后的遗墨。我为失去这位英国朋友而感到悲伤。




我认识艾惕思在十年以前——即1973年11月,那时他以英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在景德镇作了为期三天的访问。我当时陪同他考察过湖田等古瓷窑遗址,他对中国历史与中国陶瓷的渊博知识以及他在观察遗物与遗迹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特有的专注与深邃的目光,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而敏锐的洞察力与从容朴实的语言,也很快就消除了我在陌生人面前常有的那种恼人的局促。和他一起探讨问题,我会不知不觉地把他当作和我一样的一个普通的田野考古工作者,常常会忘记他是一个外国官员——大不列颠的驻华使节。

七年过去了,辞去大使职务任教于牛津大学的艾惕思,在1980年第二次来到了景德镇,他和我见面时很高兴地说:“你发表在《考古》上的那篇谈覆烧的论文我读过了①,它使我们西方的研究者耳目一新。”

“可取之处不多”,我说,“这篇文章只研究了窑具,还很少涉及瓷器。”

“我预计你将有许多重要的论文会像连珠炮似的打出来。”

我说:“你的估计过高,我的学识有限得很,就连‘覆烧’也是很侥幸写出来的。你感兴趣也许是因为这些遗物在过去很少有人关注罢了。”

“你今后打算研究哪些课题呢?”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通过古瓷窑遗址探索一下历代陶瓷的制作工艺。”我回答说。

“还有呢?”

“利用业余时间对清代以前的有关陶瓷论著作些考证和校释。”

“还有呢?”

“没有更遥远的计划了。”我摇摇头。

“你不打算研究陶瓷艺术?元代的青花瓷器对你没有吸引力吗?”

我说:“元青花欧美和日本学者已经作了很出色的研究,国内遗物少,国外的情况知道得不多,因而不好着手。”(张志安旁注:有问有答,文笔活跃,气氛活跃。)

艾惕思迅速地记录着我的对话,然后停下笔凝视着我,若有所思地说:“我以为中国人研究,特别是产地景德镇人来研究,很可能会得出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结论。”(张志安旁注:直接。)

我没吭声。

艾惕思走了。我接到了许多陌生的人从欧美寄来的印刷品。

英国布鲁艾特先生把他珍藏多年的已故著名学者哈里·加奈尔的重要遗书送给了我,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副馆长苏珊·华棱斯敦寄来了她编写的陶瓷手册,伦敦大学大卫德基金会主任研究员玛格丽特·梅德里女士寄来了她的《元代的瓷器与炻器》,美国化学家罗伯特·梯欠送来了他刚刚出版的《带蓝色的青瓷》……艾惕思则寄来了他的全部著作,并把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教授送给他的一本研究伊朗、土耳其和埃及陶器的书郑重其事地转赠给我。这些优秀著作和精美的图录,向我展示了在中国以外的另一个有关中国陶瓷的世界。(张志安旁注:送给了你一个百花待放的花圃,这是刘新园一个灿烂春天的开始。)





1981年,艾惕思第三次访问景德镇,我另有任务,没有可能陪同,只在临行前的一个晚上匆匆地见了一面。

他和我寒暄两句之后,出人意料地问:“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专家们告诉我,浙江也像景德镇一样,其境内有质量很好的瓷石矿。”

我说:“是的。”

“但是景德镇自古至今都利用瓷石制作白瓷,而古代的浙江为什么要用瓷石造青瓷呢?”

“不知道。”我困惑地说。

艾惕思笑了,他说:“我并不急于得到你的回答。”(张志安旁注:好文字。人际间,内心的曲线形成文章的曲线,娓娓道来,极有趣。)

艾惕思走了。我接到了他寄自牛津的来信,与其说是一封长信,还不如说是一叠考卷。这考卷的试题是:

“南宋末年的龙泉窑是不是当时生产规模最大、技艺水平最高的窑场?如果是的话,元王朝为什么要把唯一的瓷局——浮梁瓷局设置在景德镇呢?”(张志安旁注:青瓷有其在观赏上的局限。)

“您觉得影青瓷美还是卵白瓷美?如果影青瓷美的话,元代印有‘太禧’与‘枢府’的官用瓷为什么只挂卵白釉而不挂影青釉呢?”

“元青花上多次出现的六瓣花是什么花?为什么在元代瓷器上那么流行?”

“元青花上的许多纹饰为什么都不见于同时代的其他窑场?”

…………

他提的问题很多,半数以上涉及元代和明初窑事。后来我撰写《元代窑事小考(一)》时,曾把这封信件拿出来和我的朋友们商讨。他们都感到意外,其中有一位说:“这应当叫做‘艾惕思式的问题’。

什么是“艾惕思式的问题”呢?

那位朋友讲,这是思想敏锐的学者在观察无数陶瓷器皿后,从繁复的现象中觉察到的那些支配现象的本质问题,这是熟悉中国丰富而又复杂的陶瓷历史并能摆脱传统偏见、在平凡的事物中观察到那些具有深刻含义的问题。而我则以为,提出这些问题比解决这些问题更有价值,其难度也更大。(张志安旁注:一位学者的思考给刘新园带来的启迪。)

以我的才力也许这一辈子也都做不完艾惕思拟定的这份试卷,但是探索的欲望却常常鼓舞着我去思维。每当夜深人静,我把一道小小的试题“演算”完毕,吐出一口长气时,我就朦胧地感到,目光深邃的艾惕思正以他的提问,诱导着我在一条道路上行走,这是一条崎岖的道路,但也许是有希望发现产生中国陶瓷之美的动力与源泉的道路。(张志安旁注:理解准确,可也要有能力走下去。)





1982年,我居住在北京中山公园,为轻工部陶瓷研究所通宵撰稿。为了消除整夜的疲倦,走出东门横穿故宫前院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招呼我,穿着中国灰色咔叽服装的艾惕思满怀喜悦地迎着我走过来了。(张志安旁注:也算奇遇。)

他说,他已经在北京住了几天,现在去看冯先铭与李辉炳,明天早上去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访问。我约我晚上到他的住处北京饭店,谈谈对我发表在《文物》上的几篇论文的看法。我多么想听听艾惕思的意见呀!后来竟因要突然返回景德镇而没有赴约。(张志安旁注:可惜可惜。)

刚刚回到家里,我的书桌上摆着艾惕思的来信,这封信是他离开牛津来到中国前夕写给我的。他说:“我已年近七十,来日无多,只有抓住有限的时间,及早地写出我对中国陶瓷的理解。”又说:“我三月份访问北京和上海,要是有那么凑巧你正在这两地的话,请赶快通知我,以便安排会见。”(张志安旁注:与人的许多曲折。)

确实有那么凑巧,艾惕思在北京的时候我也正在北京,而且在人山人海的故宫博物院前碰见了他。然而就只这么匆匆一见,根本就没有一句话谈到我们共同关心的元代窑事。(张志安旁注:遗憾。)



1982年11月,中国古陶瓷科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作为会议主席团成员的艾惕思接二连三地来信说,渴望在会议期间见到我。可他不了解,他的朋友还没有资格参加那样的高级会议。


上海的会议结束后,艾惕思和许多著名学者来到了景德镇。临行前的一个晚上,他与三上次男、阿叶尔先生以及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阿尔博特博物馆的两位女士访问了我。我和他们一道研究了元青花的花纹和天子仪仗、百官公服的联系,探索了这批瓷器的造型与花纹可能由将作院所属的画局设计,浮梁瓷局烧造,并由此追索该院的西亚工匠与元代海外贸易的变迁情况。由于问题复杂,征引文献很多,没有专业知识的翻译很难转述,这一晚,我发现艾惕思没有三上次男记录迅速。

晨光曦微,我为艾惕思、三上次男及其他专家送行。艾惕思对着那晚在座的一位日语翻译说:“你的日语很不错,好好地学学英语吧,两年后我和刘新园先生谈问题请你来翻。”

但是又有谁能料到,充满生气的艾惕思竟然在八个月后就与世长辞了,但我似乎又不相信他会中止陶瓷研究。(张志安旁注:人生的一大憾事。)



艾惕思在逝世前一个月寄给我的论文,我已为他校阅完毕,根据他提出的部分问题,我也写成了《元代窑事小考(二)》。但他再也看不见这些印刷品了。



我对着这一叠叠无法投寄的文字,沉浸在深深的悲伤之中。也许是为了缓和某种情绪吧,我在悲伤中缓慢地派生出一个幻想:有一天我能够访问英格兰——达尔文和艾惕思的故乡,在热爱中国和中国陶瓷的具有深远目光的学者艾惕思爵士长眠的墓地上,献上一束山栀子②,献上我的《元代窑事小考(二)》,献上一个中国老百姓对他的怀念之情。(张志安旁注:好有情感,终生无法忘怀的益友良师。娓娓道来,因人因事因学问而起起伏伏,控制语言、情节的能力特好。)





注:

①拙稿《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考古》1974年第6期。
②拙稿《元代窑事小考(一)》发表后,艾惕思爵士1982年2月25日写给我的信中说:“波普博士关于六瓣花的定名(认为是射干),我向来不满意,现在你把它推翻了,并论证是山栀子,我完全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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