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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杨花比客更飘零——宋后第一词人蒋春霖二百年诞

(2018-12-29 16: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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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春霖

鹿谭

水云词

分类: 杂论

现在但凡听到“诗词”二字,估计很多人心里已经等同为“唐诗宋词”了。是的,唐诗与宋词的确是诗词史上的两大高峰,两个朝代产生的诗人、词人星汉灿烂,藻句华章如恒河沙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更是家喻户晓。

但那远不是诗词历史的全部。唐宋之后,诗词最光辉的朝代无疑是清朝,且别开一番天地。这里先花点笔墨,略谈一下清代词坛。

从清初的陈维崧、朱彝尊、曹贞吉、纳兰容若,到晚清的王鹏运、郑文焯、文廷式、朱孝臧、况周颐,个中好手实在不少,甚至民国的夏承焘、龙榆生等其实也是清代词学的余绪。

宋词有豪放与婉约二派之说,这个说法其实是后人牵强附会而已。而且,用“豪放”、“婉约”来给词贴标签,更是误解了词的本质。然而贯穿清朝的,却真有以地域命名的三个词派,分别是阳羡、浙西、常州。

阳羡和浙西派就近似所谓的豪放与婉约派,分别崇尚苏辛以及南宋的姜夔和张炎。就时间而言,阳羡派属清初,而浙西词派主要活跃在康乾年间。嘉庆以后则是提倡比兴与寄托的常州词派兴起。

对这三个词派,贺光中先生有如此总结:

“浙西派取径于姜张,以清空婉约为归,不善学之,则流入浮滑纤巧。阳羡派取径于苏辛,以高旷豪放为归,不善学之,则流入粗犷叫嚣。常州派取径于清真,以深美闳约为归,不善学之,则流于平钝廓落。三派宗尚不同,而其失则一也。”

这三派词论的开创者分别是陈维崧、朱彝尊和张惠言。张惠言词作不多,也不见出色。陈维崧、朱彝尊则和纳兰容若有“康熙词坛三鼎足”之称,甚至有“清词三大家”的说法。

陈廷焯评陈维崧词“沉雄厚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用笔雄奇奔放,大起大落,想象奇特,清人实不多见。如《点绛唇.夜宿临洺驿》一词:

“晴髻离离,太行山势如蝌蚪。稗花盈亩,一寸霜皮厚。 赵魏燕韩,历历堪回首。悲风吼,临洺驿口,黄叶中原走。”

但他遣词造句有时显得过于率意了,会给人粗犷甚至叫嚣之感。这也正是贺光中先生评论阳羡派词风时谈过的。

况周颐誉朱彝尊为国朝词人之冠,《蕙风词话》说:“或问国朝词人,当以谁氏为冠?再三审度,举金风亭长对。问佳构奚若?举《桂殿秋》。”这首《桂殿秋》词如下: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 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我是完全不能理解况为何如此高举朱彝尊以及这首词的。还有,陈兼与在《读词枝语》中也评之“情韵独绝”、“疏简柔曼,有目共赏”。我认为就艺术成就上,竹垞这首词还不如他的另一首小令《忆少年》:

“飞花时节,垂杨巷陌,东风庭院。重帘尚如昔,但窥帘人远。叶底歌莺梁上燕,一声声伴人幽怨。相思了无益,悔当初相见。”

至于纳兰容若,捧的人就更多了。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简直称得上“国民词人”了。如果做一个调查,问清朝第一词人是谁,估计绝大多数人会脱口而出纳兰容若。然而真理可不是靠投票投出来了的。你进一步问为什么,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可能是清朝词人中只听说过纳兰这个名字而已。这一定程度是因为他的词浅致直白在小资圈中传播甚广,也多少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高捧有关: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他擅长小令,如《长相思》、《蝶恋花》、《浣溪沙》,多用白描手法,因情深见著。容易动人,却欠蕴藉。加上个人经历简单,贵胄公子一名,无甚更多的个人体验。有不少人以李后主比之,是无知之见。李后主家国之恨,黍离之悲,天纵之才,又岂是纳兰公子所能体会和比拟。

上述提及的是较多人知也有代表性的一些词人。但清朝词坛最光辉的人物,不是陈维崧、朱彝尊、文廷式,也不是纳兰容若、项鸿祚或曹贞吉,而是蒋春霖。又因为元明词相对清朝来说,不见出色,所以清朝第一词人,换言之称为宋后第一词人亦无不妥。

蒋春霖生于嘉庆戊寅年间(公元1818年),距今(戊戌年)刚好两百年。关于他的生平,周梦庄先生的《水云楼词疏证》一书中,所附“修订蒋鹿潭年谱”有如下传略:

“蒋春霖,字鹿潭,江苏江阴人,寄大兴籍。清嘉庆戊寅(一八一八)生。父尊典,官荆门州。春霖随侍任所。少颖悟,风流自赏。父死后,家中落,乃奉母游京师。累试科第,均不售,因赴扬州,谋就两淮盐官。咸丰辛亥(一八五二)始得权富安场大使。时杜文澜任东台盐运分司,与鹿潭相契。丙辰(一八五六)去官,遂僦居东台。庚辛之际,兵事方急,乔松年、金安清先后延致之。惜乔、金不久调官,鹿潭失所凭依。仅赖盐商数家,分粟供养,得免槁饿。鹿潭刻意为词,著《水云楼词》二卷,杜文澜刻之《曼陀罗华阁丛书》中,壬戍(一八六二)以后,尝乞食海陵,困苦益甚。故人杜文澜开府苏州,鹿潭往谒,阍者弗为通。戊辰冬,将往衢州访友人宗源瀚,舟过吴江东门外垂虹桥,抑郁佗傺,一夕暴卒。年五十一,姬人黄婉君殉焉。”

寥寥三百字,勾勒出蒋鹿谭的一生。他少负诗名,有“乳虎”之称。自从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科第累试不售,三十四岁始谋得一小盐官职位,稍得数年安逸。后因事去官,赖几家盐商供养,生活困顿。太平军起乱后,见识烽火涂炭。在半百生涯时,他于垂虹桥下赴水而死,结束了一生。

关于他去世的传闻,细节上有不同的说法。大致是蒋春霖不善治生,妇亡后,纳黄婉君为妾。因为贫困,黄不安于室。鹿潭往投苏州杜小舫,却不得见。有说是门人不与通消息,有说是杜不愿意见。失望之余,他在垂虹桥赴水而死。婉君亦以死殉。

五十岁的年寿在清朝并不算太低。谭献认为“二百年中分鼎三足”的另外二人,项鸿祚三十七岁去世,纳兰容若更是只有三十岁。不同之处,蒋春霖是投水而去的,这一点倒和近六十年之后的王国维相似,而且都是五十岁!我们已无从得知词人那时的真实心境,只是这种悲剧结局一百五十年后让人唏嘘。

前文谈及的清朝三大词派人物,蒋春霖不在当中。水云词兼得三派高旷、清空、闳约之长,又能避去浮滑、粗犷之失,自成一家。比如《木兰花慢·江行晚过北固山》一词,有如驭马旷野,笔力沉雄又收放自如,恐怕是陈维崧文廷式也难达至。在起承转合间有厚重的历史感,寄慨遥深。谭献《箧中词》称“子山、子美把臂入林”,是比诸前贤庾信和杜甫了。

还有他的小令词句,“遥凭南斗望京华,忘却满身清露在天涯”、“一角阑干聚落花,此是春归处”、“而今翻说羡杨花,纵解飘零犹不到天涯”、“不是悲秋泪少,如今住惯天涯”,“枫老树流丹。芦花吹又残”等,深婉清雅,哀而不伤。而他悼亡妇的《四字令》,“垂杨一路黄昏,到东风墓门”,十一个简单的字,哀婉沉痛至极。

这第一词人之称,当然不是我首创的。吴梅先生在他的《词学通论》就这样说了:“鹿潭律度之细,既无以伦,文笔之佳,更为出类,而又雍容大雅,无搔头弄姿之态。有清一代,以水云为冠,亦无愧色焉。”

还有岭南名家朱庸斋也给水云词极高评价,《分春馆词话》这样评述:

“蒋春霖词疏宕婉秀,高健沉郁,恪守格律而又自然流畅,字面玉田、碧山,笔势则东坡、稼轩,格调则清真、白石。沉郁顿挫,谭献以‘词中老杜’称之,虽似过誉,然其慢词慷慨悲愤,于艺术上自为有清一代之冠矣。”

周念永的《水云楼词续跋》也说得好:

“翁以沉博绝丽之才,为悱恻缠绵之体。燕钗蝉鬓,传恨空中,錦瑟瑤琴,知音弦外。綜其一生,忧时念乱之怀,牢落坎壈之遇,而一以倚声出之。故语该正变,体兼风谕。于引商刻羽之中,寓沉郁苍凉之概,卓然为一代之大家。”

 

当然,对蒋春霖其人其词持批评态度的,也不乏其人,可以王国维和饶宗颐为代表一观。王国维认为蒋春霖和项鸿祚都比不了纳兰容若,说“《水云楼词》小令颇有境界,长调唯存气格。《忆云词》亦精实有馀,超逸不足,皆不足与容若比。”

王国维发词论“境界说”之滥觞,颇惹无知之徒拾慧附和。“三重境界”更是几乎人尽皆知,我就不止一次在社科类会议上听发言者大谈自己的三重境界。《人间词话》中说“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不外乎“情景”二字而已。我认为“情景”容易误人入歧途,在词中探寻所谓客观的世界以及比较境界之大小,文学变成了科学、哲学。

饶宗颐先生对蒋春霖和水云词的批评,则更为甚之。在为香港大学黄嫣梨女士的博士论文《蒋春霖评传》写的序言中,他这样说:

“余少咏《水云楼词》而悲之,惜其能为抚时感事欺老嗟卑之词,而不能抗志高旷,为他人莫能追蹑之词,盖徒沉溺于词之中,而不能自拔于词之外,靡有会于坡老所指向上一路,宜其侘傺早死,词有以促之。盖才人而力仅足为词,其遇之蹇,为害有如此者!复翁特许之为词人之词,余则怜其仍未脱才人窠臼,去婉约遥深之高境尚远,犹有待于衡量也。”

在接受澳门大学施议对教授的访谈中,他更认为:

“蒋春霖就是为词所害的一个人。因为不能向上,一辈于沉沦下僚,不过于花间、尊前,写几首小歌词罢了。即只是在第一境界纠缠不清,无病呻吟。至其若干有关背景的作品,也未能达致较高境界。所以,我极力自己追求向上一路,主张以积极态度,培养人的精神。”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访谈中,他谈王国维的局限,认为要放眼宇宙,从宗教中吸取营养,在更宽广的时空上去思考。又说王国维如果能够在自己所做学问中,加入释藏及道藏,也许能较为正确地安排好自己的位置。施议对先生也捻其词帮他总结出“三重境界”分别是:“漫芳菲独赏,觅欢何极”、“看夕阳西斜,林隙照人更绿”、“红蔫尚伫,有浩荡光风相候”。此即饶常提的所谓“向上一路”。

我觉得无论是王国维提倡的“境界”说,还是自认为更上一层的饶宗颐先生,都是以科学或哲学观的眼光去打量词。要知道,凡是要说理的,或者要追求所谓境界的,不会是好的作品。比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便是科学或者哲学诗。而上述饶先生的几句词,其实也正属这类。这样的作品是很难打动人心的。

哲学与科学都是在经验之上的逻辑演绎和加工,是“理性”之学。而文学作品是“不讲理”的。饶先生着眼之处,是如何安顿自己,是功利性的。然而要明白,词心的根本,是感情的抒发与宣泄,是心里的无可奈何与痛苦的迸发。如果是无时无刻想着如何解脱,如何安顿自己,绝不可能是一个好词人。如果想着如何安顿别人,只是在煮高级版的心灵鸡汤而已。

水云词的一大特色,是无论小令还是慢词,皆精绝。小令类似诗中绝句,看似简单,但正因为字数有限,要填得好是很难的。相对而言,长调还有足够腾挪空间可供发挥。一般词人,同时精于小令和长调的并不多见。蒋春霖无疑是其中一位。

水云词兼得诸家之长。以《甘州》(记疏林霜堕蕲门秋)一词为例。就主题而言,只是送别故友。“击珊瑚欲碎,长歌裂石,分取狂名”高旷豪迈,“一醉江湖老,人似春星”疏宕深婉,这种糅合诸家优点于一体的词作,《水云楼词》中不鲜见。而且词句之间,恪守格律又流转自然。

“待攀取、垂杨寄远,怕杨花比客更飘零”一句我感慨有加。这句意思容易理解,是说本来想攀折柳条送别友人的,但是却担心杨花(即柳絮)飘零,比人尤甚。大概是2001年左右,我也写过一首关于杨柳的词,有“惜别请君同惜柳,江南春色已无多”句,颇为自得,后来读到水云词,肃然乃知差距。

我认为折柳会损害春色,其实还是一种人的“自私”,而鹿谭是推人及物,端生一种万物情深的慈悲之心。但这和宗教情绪还是有区别的,本质上是词人对自然万物的敏感与关爱。春花秋月,岁序物候变迁,容易触发情绪。没有这种敏感的“词心”,做不了一个好词人。

另外,在水云词中,无论是写给朋友,还是高蕊、阿素、顾莺陈小翠等青楼歌姬,“杨花”、“天涯”、“飘零”等意象常见,这和鹿谭个人遭遇有关,也寄喻着他对同样无从主宰自己命运的人的深深同情。弃官之后他生活困顿,又加上家乡一带为太平军占据,有家归不得,流离泰州,依靠盐商接济。个中感慨,不可能不深。

如《满庭芳》(黄叶人家,芦花天气,到门秋水成湖)就是这段时间写下的。“任相逢一笑,不是吾庐。漫托鱼波万顷,便秋风、难问莼鲈。空江上,沉沉戍鼓,落日大旗孤。”可以见到,虽然词中不乏飘零意象,但即便在烽火中流寓他乡,依然是雅健词笔,磊落胸襟。

我负鹿谭多矣。当年水云词一见倾心,如今十多年后,还不时夜深之时诵读。今年春末,因事困扰,数夜不寐,一天黄昏,在灯火车声中对着如麻雨丝,恸感天涯飘蓬,唯默诵水云词数首,《甘州》小序“秋窗话旧,清泪盈睫,其漂泊更不余若也”一句也浮现脑中,挥之不去。网络上我更顺手拿他的小像做头像,至少这一点还欠着他的“版权费”吧。如今已经是戊戌岁杪,我想着一定要写写鹿谭了,至少对自己是一个交代。是有此文,纪念我心中的宋后第一词人蒋春霖诞辰两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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