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祭祖的热潮在第一个法定假日之后虽已退去，各地的“公祭”活动却仍在不断地升温。我想，这多半滥觞于黄帝陵。

今年那里的规模据说很大，有一万多人莅临陕西，人数比去年多一倍，演职人员更是多达1000人，是去年的5倍。不过，从规格上看，尽管有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领导人到场，但是因为没有国家元首的致祭行为，所以还不能算做传统的“国祀”。需要申明一点，我本人是不反对以目前的规格来祭祀黄帝的，1949年以前国共两党就曾公祭过黄帝陵，这是于史有据的，我甚至觉得以“国祀”的规格来祭孔都没有问题。

我担忧的是公祭对象的功利性选择消弭了祭祀祖先的虔敬之心。

有一首民谣调侃地好：“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四海为家，诸葛到处显灵，女娲遍地开花”。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把元谋人和刘伯温都搬出来供奉，似乎只要跟“历史”沾边，名气够大，就可以享受当地人民甚至“全球华人”的公祭。其实说穿了，就是地方上的父母官希望挖掘一些“文化遗产”，以便多唱几台经济大戏。

现在，大规模的公祭活动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表演的特点，肃穆的仪式结束后的场景，就像一场露天电影刚刚放完，狼藉满地。前不久一位勇敢的网友贴出一组哄抢黄帝陵鲜花的照片，那可是被“伏惟尚飨”过的，出现这等事岂不太没面子了？结果，组委会出来解释说“那是当地的一种风俗”。我只听说过可以分食祭品的古礼，却从来没听说过有分享鲜花的。

公祭的乱象，其实正源自中国传统祭祀仪礼的日渐消亡。

比如在黄帝陵前，各界贤达行礼如仪，毕恭毕敬，但是你可能没注意到，他们的“礼仪”是有很大区别的：有穿西装打领带的，也有穿汉服唐装的；有三跪九叩的，也有鞠三个躬的；有的礼器和祭品是仿周代的，有的乐舞和装扮却沿袭隋唐五代甚或明朝的（这让我想起《见龙卸甲》里赵子龙戴的头盔）。即使跟韩国和日本一些类似的公祭活动相比，我们的组织者对国人传统祭祀礼仪的认知也是有很大差距的。

礼失可以求诸野，看看农家的祭祖样式是否有资借鉴？很遗憾，现今农村里的孩子也已不知如何在坟前作揖磕头了，等他们上了中学和大学，更会把那一连串的“封建礼节”像城市里的孩子们一样彻底“忘记”。有个简单的切身实例可供诸位参考：祭祖的时候应该对着坟头或者墓碑磕几个头？姥姥告诉过我说，应该是4个，但是如果在牌位前或者祠堂里磕的话，则是3个。

可是如今还有谁能到“宗祠”祭祖呢？过去，几乎每一个村落里都有一个，那是必不可少的建筑，作为乡村礼仪和活动中心。明清两代，仅徽州一地就有祠堂一万多座。现在，祠堂早已凤毛麟角，仅有的几处也成为“文化遗产”给“保护”了起来。农村人要想表达对祖辈的追忆，除了到坟头上覆些新土，烧烧纸钱，再磕几个头，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和场地。

也许民政部门可以考虑一下，把城市公墓的形式引入乡村，与祠堂这种古老的传统相结合，帮助村民建立义冢和村社祠堂，或许可以缓解因为土葬再次兴起而导致耕地日益减少的严峻局面，与此同时，远在城市的人们也得以在清明时节找到一个返乡祭祖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