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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解放前夕，真是“风雨欲来风满楼”，满街都是谣言，如“土共”已到了福州外围之类的谣言， 8月17日福州终于解放了。在三一中学大门口，我看到了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走过。“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在各个角落回荡。我们个个激动万分。自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我对共产党就有了好感。在马来亚我很羡慕那些参加马共的进步青年。回国后，我很佩服我在上海的姑妈施竹青，她是后来上海瑞金医院小儿科主任、教授。还有经常到竹姑家中找她姐姐施兰卿的朋友甘地和阿邬，他们名为搞青年会工作，其实都是地下党的成员，很是神秘。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1949年9月，我们在福州后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年干部教导大队,10日下午，匆匆吃过晚饭,部队就开拔了，随军南下，解放闽南尚待解放的祖国大地。10月17日，我们在厦门对岸嵩屿听着隆隆的炮声迎接厦门的解放。在部队里我被分配到驻厦31军司令部二科做见习员工作，对外叫侦察科，实际上就是情报科，负责对金门的情报侦察工作，我在厦门一呆就是6年。

侦察科的工作除收听“敌台”外，还有一件重要任务是搞“兵要地志”，即做地理形势图。为此我们经常要到整个闽南前线走访，了解有无最新情况发生。另一项重要的任务是测量海水、海潮。回想起来，当时我们的手段是多么的简单原始。1949年金门之战失利，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懂潮汐，船登上金门，遇到敌人后，无法再回厦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为此部队要求掌握厦金海域的潮汐变化情况。部队请来厦门大学海洋系的大学生来指导战士如何测量海水。现在看来，这种方法真的很“笨”：我们身上涂上黄油，在海水里泡一个小时，看潮水下去多少，这种艰苦的工作持续了一年多。
    跨海侦察是非常艰难的任务，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仍记得，有一次侦察兵去金门侦察，被对方发现，其中一个班长就牺牲在金门。

参军以后，为了实现自己的崇高目标，不怕苦、不怕累，因此，很快就入了团，下一步，我就该入党了。我对自己的表现，充满了信心。我认为，我的表现是绝对不错的。可是，事与愿违，说起我的入党问题，应该用“一波三折”形容最为恰当不过了。前前后后经历了几十年坎坎坷坷，最终才实现了我的愿望，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是我一生不息奋斗的结果！

要谈我的入党之路，首先离不开我那海外关系。对于年轻人来说，海外关系不再是个问题。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海外关系，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大问题。说起我的海外关系复杂也复杂，简单也简单。1934年我4岁时，随养母漂洋过海到马来亚定居，13年间，英国殖民统治八、九年，日本鬼子统治三年八个月。1947 年，为了逃避排华返回了祖国。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身革命。
     1950年，我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革命的大熔炉中，我的觉悟不断地得到提高。我第一次向党提出了入党要求。思想十分单纯的我，以为自己的表现是不错的。一参军很快就被抽调到军部工作，为了再战金门，我出生入死活跃在闽南沿海各地。在机关我整理敌情供上级参考，在基层我爬山涉水，跑遍了闽南沿海各个观察哨所。我扛着自行车进入深山密林，接二连三得到表扬和立功。

可是，怎么会知道，当时我们军队中已存在着十分严重的极左思潮，他们本来对知识分子就有很大的偏见和排斥心理，更何况我这有着海外关系的人。果然，不出所料，不但党入不了，而且，连军队都无法再呆下去了。这时，我真的伤心透了，但我对党并没有失去信心。我相信这只是少数人处理不当。这是我入党的第一次挫折。

 离开了军队，我发奋读书，做好充分准备报考大学，在1955年考进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上海俄文专科学校。入学后，再次向学生支部提出入党申请，经历了 “反右”斗争、“大跃进”、“插红旗，拔白旗”的考验，眼看与我一道申请入党的人都纷纷解决了组织问题，而我却依然在党外做一位老资格的“党外布尔塞维克”。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从一位当时曾经是我们学生支部支委口中得知，系总支认为，我有海外关系，不管表现多好，都不能入党。这是我的第二次挫折。 

1959年，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不久又把我从上海调往河南洛阳工作。尽管从大上海来到三线的洛阳，第一次吃到粗粮做成的窝窝头，但我又向党递交了第三份入党申请书。在河南，我所经历的是生死的考验，1959-196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我都没有对党失去信心。党也没有忘记积极要求入党的我，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65年3月18日，洛阳工学院基础课党支部讨论并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
    可是好事多磨，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又过去了，我的入党申请却石沉大海，一直没有下文。后来还是一位在组织部工作的党员偷偷告诉我。他说：“你的入党又吹了。不是我们学校的事，而是省组织部有一位干部来检查工作，看到了你的材料，他认为，你这样有海外关系的人，怎么能入党呢？”
    我听了只好自认倒霉。组织对此也不了了之。这是我的第三次挫折。

1974年，我从洛阳调回上外母校。一别已是15年！1983年，正值党的十二大召开期间，党支部召集我们党外积极分子开会。我在会上谈了自己要求入党的经历。我说，我1965年就入党了，可又糊里糊涂给弄掉了。当时与会的党员感到很惊讶，详细问明我的情况。于是我就在1983年3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一次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组织部组织的与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座谈会上，有个同学问我：“施老师，在这漫长的入党申请过程中，你难道没有动摇过吗？”
    我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富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强中国。不管我们党存在什么问题，只要它能够认识和改正这些错误，这一信念我永远不会改变。今天，我更坚定了对党的信念，更证明了我们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伟大马列主义政党。

 我一生有三件事决不后悔：
     离开马来亚回到苦难的祖国，终生不悔！
     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终生不悔！
     参加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不悔！
 

         原载上海市教卫党委征文《风雨同舟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