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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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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播报

(2018-04-25 20:00:37)

简介柳宗宣(1961-),男,湖北潜江人。当代诗人、诗学研究者。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杂志编辑多年。现居武汉,供职于某大学新诗研究所。

 

 

                        词语里的还乡或对词语的服侍

——杨汉年生活写作之旁证

柳宗宣

 

 那是2004年某个傍晚,从编辑部出门,绕过十二条胡同背着包回到京郊的房子,忽然想到汉年,十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他是否还在海南。他真的就消失了。从地铁出来换乘公交车混入交错的人流中,心想,一个人就像城市风中的一粒沙子,不知会被吹往哪里。 是不是写不出诗了就不愿见过去的朋友了。只要你一息尚存,你要传达给我们你的消息,通过一声问候和你的一行诗,表明我们还在世上。

有一年,回潜江过春节,逢着写诗的就打听汉年,有个哥们开玩笑说,汉年消逝了,我问询诗友龚纯,他说他正要从我这里打听汉年的近况呢。从前他们有过信件往来,交换过许多诗稿,我也时常听到他电话中声音,哈哈笑着,话语不多,总是断句出现在交谈中。后来我们都相继离开过去生活的地方,联系中断了。一个人孤身在外,说不准说走失了就走失了。

现在想来,汉年在海口过着怎样的日子可想而知,在我们多年后联系上,我问过他。他说他对采石场可不陌生,在那里干过苦活。后来他试着写过广告文案;他离开家乡赴琼,让我想到兰波漂洋过海,来到亚历山大,在塞浦路斯的采石场当监工,找一份活儿来养活自己。好象是1996年,他初到海南我们有信件往来,他听说我用电脑写作,寄来他的手抄稿让我打印,我常在静夜一字一字地向电脑输入他的字,从他的诗,体会到他在异地生活的境况,他在夜里渡琼州海峡,如何在租房遭遇大雨,这些都从诗里反映出来,我能触摸他的苦涩,从他顿挫的笔调可以感受得到。他的流浪使他的诗打开了词语内外的空间,拓展并丰富了语言表现力,同时也直觉他生存的艰难会对诗歌写作构成某种伤害甚至会中断。

有一年,他回潜江见我,在我的书房里,他说,用在写作上的时间太少,阅读几乎成了一个奢侈。他对诗几乎是绝望地爱着。那年我是体会不到他在外谋生的艰难的。隔了不同的时空,我发现他内心的柔软。记得他信中要我多关照龚纯,要我和他多走动;汉年人话语不多,不擅口头表达,但说出来每句让人心动。他知道在那个年头,家乡写诗的人锐减,可交流的人缺乏,他体恤诗友的境遇,在异地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让诗人之间多些关爱和精神支持。那些年,他和我和龚纯渴望建立一种分离而神聚小共同体。那些年偶尔夜里他打来电话,告诉近况。有个晚上,电话中我对他说,我也想离开,也想生活在别处,觉得小城生活的困缚和压抑。他劝我:出去走走可以,最好不要离开公职。这是他在外发自内心的劝慰。多年后,在我离开过去的单位,在北方打拼,受尽甘苦,回想他的话语。是的,人只有在相同的境遇你才能理解他的生活。

汉年有一年春节前两天坐着飞机回到我身边,我想他的生存好转起来,他给买回贝多芬的音乐光盘。以前我们从没有这样讲过什么客套,一张CD让我感觉他对故人的亲近,我那时成了他在异地思念故乡的某个落脚点,或者说他的流浪加强了他对人的亲近与对这个世界的珍惜,或对故乡的认识和理解。苦难给我们的生存增添重量。有一年,他到我家没有找到我,在门前留下纸条,将他从海南带回的椰子放到我楼顶的露台。

现在想来,汉年从家乡的出走引发或感召了我,他走在我的前面,在时隔几年后,我也如他一样实施自己的出门计划。是诗歌在我们心中播下远行的种子。我们永远在凝视着一片蓝色,远方已摄走了我们的魂魄。汉年给我带来远方的空气,让我产生流浪的冲动,让我想到要离开,离开这里,渴求着沐浴阳光,无止境地漫步,歇息,旅行,冒险,总之想云游四方,像兰波在日记中所写的:上路,戴上帽子,裹着风衣,双拳插在兜里出发。诗歌教育让我们崇拜两位女神:缪斯和自由。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无尽的爱却涌入我的灵魂,我将远去,到很远的地方,就像波西米亚人。

 

2005年,在北方皇木厂的院落。我想南方,想念南方过去单位内的空在那里的旧居,我回到了自己离开那里的情景,我在草纸上写下这些句子:“我站在1999年某个黄昏\打量潜江县城的楼群\我想着离开:家具。图书。吉它\独身子女证。讲师职称。工资卡\被丢弃在那里\在那里的日子,过完了\今晚,我却回到那里\两只燕巢重现阳台一角\走失的燕子飞回我们的头顶。”汉年当然也在回忆之中,我和他没有了消息只有突然到来的忆念。那些年我背着五八头的台式电脑坐着夜行火车到北京,离开母亲妻女,离开了又回来回来后又背着电脑再次北上,可少不了折腾,最后在京城停歇下来。汉年不知我离开了潜江,当我们在北京终于相见时,我们俩有说不完的话。经过动荡不安之后安定下来,有了自己的房子,汉年和我分享了这份曲折的历程,我和他在楼上书房里聊天,在楼下院子里闲语,重逢之后,他心有动,写过一首赠送我的诗。我也编辑过他的诗作发在《青年文学》杂志。我带领他参加北京的一些诗歌活动,他和一些名诗人合影,感觉他内在的激情在克制着表达。他在北京也停留过一些诗作,写过北方之诗我大都读到了。时隔多年的写作保持稳健的运行,他的技艺似乎没有被生存所磨损,他保护着他对诗歌的爱恋,在我看来汉年对诗歌之深情尤如对他生命之体恤。相较来说,他的写作环境比我更糟,他对诗的爱是用文字镌刻在他的生命年轮之中。我尤其喜爱他在海南初期的诗作,多年后我在编辑他的“微诗集”时,令他多收辑那个阶段的作品,他说他的稿子都散佚了。有一日,在武汉的书房的一堆旧书信中发现他那个时期的手稿,我将这保留的手稿寄给他择选。他返还给我他的《风中散步》——

 

有时候,时光会随同脚步变得缓慢

顺着人行道

漫无边际的晚风

在街灯下围绕着忠实的身影

 

只有避开人群

你才不会感到孤单

寂静的原野是一座加油站

 

从海面上吹过来的风

在逐渐暗淡的光线中

伸长湿润的舌头

 

它不停地吻你

直到你一路唱起

一支家乡的歌谣

 

回到出租房里

白天的喧嚣凝结成星辰

晚风,在你流落天边时

可能是你唯一的亲人

 

这是汉年写在95年的海口的诗,当读到最后两句,我被他诗的中的晚风拔动了,只有流落海边的人才认晚风为他的亲人,唯一的。诗歌写作就是他和亲人的相遇相伴,原野这时成了加油站。在海口阶段,他反观自己的诗创作有时是很激烈的,这反映在他的《被撕毁的诗》(节选)中——

 

这些年来,荒废写作

我干惯了许多粗话

居然能够轻松地活下来

 

有时候想找个灵魂对等的人

来说说话,好让愉悦的言辞

把刀刃磨得更锋利一些

 

在熟悉的人群中,偶尔也会对牛弹琴

也许是生活所迫,导致弦绷得过紧

走调的音色吓跑了那些攀高附雅的人

 

我担心某一天,洞察事物的双眼

会被突如其来的雷电击打成枯叶

我甚至害怕微弱的光线刺穿眼前的这一切

 

我破败不堪的灵魂已经千疮百孔

那么此刻写下的詩

只不过是让它多戳了几个毫不起眼的洞

 

人有时会因过度的愤怒而变得麻木

这些无人知晓的詩

就是我抚养了多年的孩子

 

因我固执而又持有偏见

所以我得先放下手中的笔

放弃这耗尽心血的技艺

 

这些年汉年写作无人知晓的诗,如同他抚养多年的孩子。他有着对诗作的深情和反讽。不假,他为诗写作真是耗尽心血到想放弃的程度。汉年的写诗起步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尾声,似乎他早我些年写作,我见到他的时候刚开始写诗,那年二十七岁,他过了二十,一个未婚青年。他和龚纯时常到我单位的院子里来找我,有时他在办公室的楼下张望我,怀揣着他的手稿,一笔不苟有圆珠笔抄写在方格文稿纸里;他是《江汉雨》文学社的骨干,他的诗友们追,他写作时八十年代的余热似乎还在,当随后九十年中国诗歌风潮迅速随时代的浪潮扑来而陷落而无踪,在这个时期我开始了在这个时期的写作,是有点不识时务,不跟风逆向而行。当时很多人下落去了另谋仕途去,汉年为了生存而漂泊怀揣他的诗稿南下,他的离乡与他的对诗的梦想似乎有关,可以说他的去海南也有为诗歌而计的成分,词语之梦隐隐作用了他的人生的走向。他的诗歌写作和他的生活是相契一体的,不可分离。那个年代,他身边的诗友们大都放弃了诗歌写作,汉年对诗的感觉,对语言的理解与他人不在一个层面上,他做得好,依旧做着他的词语之梦,或者说他以此梦想着生活,写作他趋近理想中的诗。试想一个无业流浪者在时代浪潮面前被吞噬;诗友龚纯评说汉年这样写道永恒在锤炼他,磨难在造就他,寂寥在安慰他。在我看来,汉年对自己有信念,如一块石头立于风浪中;他把写诗当成某种责任,对个人生命和语言的责任。他不是投机分子务实主义者,他是一个践行理想的人,而这理想内在于他的生命,甚至超出他对卑微生命之爱,或者说,他活着为了这一份对词语之爱,这份爱几乎耗尽了他的心血。

   至今记得1993年左右汉年发在《诗歌报》上的诗作,工整的十四行诗,每行逗号隔开的两个短句。缠绕的句式,复沓间推进的意象和意味,从诗的形式到内在语韵让我觉得这不是出自于一个农民的手艺,这个从早年获得的词语的技艺让他不断地打磨着完善着他的诗之绝技。在我遇识他,觉得他当时超出很多写作者,与国内的优秀诗人可以比肩,而他则在我们身边,且出自一个没有多少学历的无业青年农民之手,我有些吃惊于他何以写诗而得此诗技。

 

1994年初夏,我和小城文友男男女女乘着敞开的吉普车经过金黄麦田来到汉年的家乡,那个在竹根滩董村的乡居,那是他树木成阴的家园,园子前面有条小河,当年还没有污染;我们在他屋后的院子里饮酒谈诗,竹林透出来的清凉之气让我至今难忘,我当然观看他的起居处或不多的藏书,我看见了几本《国际诗坛》。在我询问下这书如何得来,原来他有一个在外地教书的兄长为他提供的。

前些年,人们怀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查建英就编辑过一本《八十年代访谈录》,试图重现或怀念中国二十世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的场景和时代氛围。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谓充满激情热诚浪漫的理想主义,可谓现代诗歌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有人将八十年代命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也说得过去,是啊,那些年出版了好多好书,以前国人闻所未闻的西方译介也流泄到国内,至今在清理图书时,我时常碰到在潜江小城本人收罗的图书,如《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通论》,是我在当时在熊口小镇写诗的曹代柏那里获得的,这样的哲学读物在那个年代通过新华书店流传到县城青年的手中;汉年从他上过大学在异地教书的哥哥那里获得《国际诗坛》从中偷得了现代诗的造句方法,并运用到他的新诗涂鸭之中;那可能是他的新诗启蒙书,他翻乱了这些书,几乎生吞活剥了它们,化入自己的身体内,涌现在他的诗稿的文句的语气里。

一个诗人被选中确实充满了各种偶然。偶然就是命运,诗神选中了一个流浪汉的布罗茨基让学者们吃惊,我这个类比似有牵强但确实有内在的神通,命运就这样成就一个诗歌写作者,让其获得诗的机密并一生命令他成为一个卓尔不凡的诗人。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就能成为一个诗人的。诗也不是青春之梦。它命令一个人一生的贡奉诗,它要求一个诗人为之去牺牲。诗神放弃那些在世谋取世俗利益闻风转向的人诗神让汉年的地下果实默默生长,安慰他在世上的辛劳辛苦辛酸,给他荣耀活着或死后的荣光。汉年保持的近三十年的写作,他懂得其中的神秘,一个诗人的地下果实隐藏着独自生长,它不会去投机取巧,它遵从本已属性听从神的旨意或暗示。当然,他不能玩世,怀揣一个指令隐面而行,他关注他地下果实的消息,他隐忍缄默地活着。在我看来,汉年是被诗神选中的诗人,他的几十年的写作实践和文本(他的地下果实)证明了这一点。

在我看来,汉年的诗风和他的生活风格有神秘的相似之处,他的写作和他的生活构成朴素映衬之关系,是这样的,为了写作,诗人要借用他整个人生存在,诗歌写作不仅是遣词造句,而是写作者存活在世的经验;如前所述,汉年的诗歌写作与他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他的诗呈现出类似于杜甫的沉郁顿挫之诗风。汉年生存上不顺至少影响他的诗篇的造句的方式的抑郁低沉之语音的形成;汉年在生活中的行事甚至在我看来有些缓慢笨拙这和他在诗行建立的语调蛮吻合,在我看来,他的持续多年的隐藏的地下写作甚至让他影响了他的外部生存朝时尚方向发展,也就是说诗神选择一个人你就得服从它的规约,一个诗人就得听从诗神断续发布的隐约的指令。

汉年懂得果实与土地神秘微妙之关系。他将他写作了几十年的诗歌集命名为《地下的果实》,有其深意。经过这么多年地下生长,这些果实如实地显示它们所具有的本性以及它们必需的漫长生长期。这些果实和种植它们的主人有着遵循自然神性的禀赋,汉年和他的地下的果实处在一种如得神灵支持神秘而友好的关系。他听从诗歌语言的无言暗示,他是一个掌握了语言奥秘的少数者之一。

在时间的逼迫中

埋在地下的果实

将会露出完整的身体

 

年轻时,我也种过地

熟知哪些没有机会

抛头露面的农作物

 

比如花生,红薯,地瓜

刨出来擦净泥块就可生吃

那种甘甜的浆汁极富营养

 

它们自觉生长的过程

几乎无人知晓,紧挨在一起

直到你看到泥土扯开嗓门

 

挖掘或翻犁,让它们现身

有幸成为你餐桌上

不可或缺的一员

 

也有因遗漏

再次被埋没

直接当作来年的种子

 

地下另有一种果实

却不能用来填饱肚子

因为你的胃不能将它消化

 

一次灾难的突然降临

树木居住在巨大的黑暗中

长时间保持一张岩石的脸

 

你要是有空到我们家来玩 

会发现铁锅支在炉灶上

每天点燃它的

 

是我平日在晚上

随时抓住的一张白纸

上面写有一垄一垄的文字

 

 

 汉年在诗中双重或多重结构平稳写来,言此及彼,他知晓语言之间的触类旁通,在诗中他对已如对友人,对不同的读者倾谈,述说他理解中的诗或他的词语生涯。这些年我和他都关心他的纸上的种植,偶尔他与我分享其果实。他是我在平原时期最看好的可以交流诗艺的坦诚的同行,对他有着同行间的理解与某种看重,这些年我们在一起谈论土里果实生长的消息,在地面上做着不为人知的地下劳作,与隐藏的果实保持着沟通与对话,并协助它们的生长。我们怀揣着唯一的梦想在世上奔走呼吸,寻找同类交换我们与果实之间对话。在北京我家人的公司的办公室里,一次偶然,我偷窥到杨汉年U盘里随随携带的诗歌文件,忽然明白他的地下果实种子的来历以及他何以种植的多年习得的秘诀,这些秘诀都写在了他的地下果实的外形与内核。

 

2015年1月6日,我从武汉坐高铁回潜江,汉年和孝雄到火车站附近的道旁迎我。我爱和与自己的生活有私交的人相见。孝雄曾陪同我上北京,和我曾住在地安门内的筒子楼;汉年到过我京城的公寓,在那间办公室的桌子里安放过他的手稿,他见证过我在京晚期的生活环境,他们的面影是我愿意看见的。

那天我躺汉年在小镇的新居的床上,打量他这些年的南北闯荡,能回到家乡还能写作诗歌,为他深感安慰。我念叼着海德格尔所说的,惟有那许久以来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艰辛的人方可还乡。漂泊多年归来,和我汉年看见了通往家园的道路——他将地下的果实一个个挖出来让我品鉴,诗友们在一起干的就应该是这事,这是诗友们交往核心成分。他的地下果实依旧是个个独具外形沾有泥土散逸它们特有的气息,当然富有养分,独具风味。他的果实给我的安慰是多重的,既有生活层面的也有语言层面上,回到家乡的写作风格陡变,他写了一些与体切的诗歌,用弗洛斯特的话说,那可是一件件经过处理了的土豆。这些大都收录在《地下的果实》的诗集中,他归乡而作的新作品全在这本集子里头(但我倾向他编一本年代诗选),他的诗作呈现出诗风的逆转,句子没有了早年的缠绕繁复,好象写作变得轻易似信手拈来,但语言内里遗存着早年诗风的难度,他近期的作品总让我想见弗洛斯特的平易朴素,但诗生成的难度依旧挑战着读者的阅读能力。如他的《魔毯》《临高角灯塔》中诗生成的多重结构,他在诗里论诗是要读者细味的;他诗中的细节的择选使用了他特有的直觉还有他擅长的词语的组合能力。可能是出版商的考虑,如果汉年的这本诗集是他不同时期的作品选集就更能全面了解他的诗风的演变。

当然面对着汉年的责任还重大,如何写出自己的晚期风格的作品,不停留在既有风格的囚禁。有一次他的电话打到我供职的校园,在一棵合欢树下,我对他说,必须反自己,必须纵横开拓,诗的指向更深邃而开阔的空间;如何不困缚在自设的风格的瓶颈里,试想我们经历大半生的外部折腾南北经历如何转化它们进入交织的诗性词语世界,如何拓展我们的技艺,如何在他我见过的U盘里加入更广博的诗学储存,从中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滋养。一个诗人可以说他终其一生在完成他的一首诗,必须完成它,要求诗人付出毕生的努力,这要靠我们持续不懈的努力,守候各种机缘和偶然,当然要求我们内在的主动的建设。当然我对汉年说过,如何在我见过的他的有些宽敞的房子里建立自己的像样子的写作空间从街面的小店铺脱离身子,是啊,生活中总有处理不完层出不穷的消蚀我们精力的琐事,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与之周旋的劳务,为了诗歌志业我们必须去做。

和汉年他们想见后回到汉口的居所,在日记上写下这样的句子送给他们——

“我们回到了正确的道上。你们看见我,筒包挎在右肩,放弃了高速公路的奔驰。我甚至对你们撒娇:时间多得不知如何虚度,不能只写诗啊;但你如何能避开语言的鞭打。

“你们迎接我到田野,下降到源泉——经过你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一直在身旁,你们陪我离开;在火车站,托运图书和电脑;又在冬日露天车站,等候迎接我,词语里的还乡。两只手,一起握向你们从你们的面容,辨认出人性和诗性。

“对词语的爱焕发了我们,在一起空气发生变化,那里面有两只蝴蝶在蹁跹。我们去找三等小酒馆,像多年前,围绕在土鸡火锅和本地散装的荞麦酒前。

“将进酒,莫停杯。白酒在我们体内飘香。相见过的地址在酒中浮现,拉上我们的女人组成这午宴,也把她们纳入对语言的服侍。

“在世上,我们总是在还债,愧对流逝时光,面前的菜蔬和粮食;平原与乡村的供养得用词语去偿还,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曾经逃难一般的命运以我们的死来偿还我们的生。”

 

                                    2005年初稿于北京三里屯,2017岁末改定于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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