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是的。这方面我认为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可以去说明问题，就是之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虽然现在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沿海的农民工出现了大量的失业和返乡现象，但在此之前，中国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已经持续几年了。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我认为这源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近年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例如取消农业税和农村基础教育免费，这使得农民的净收入增速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我的印象中，1980年代农民净收入的年增速大概是7-8%，1990年代下降为2-3%左右，现在又回升到大概5%，这对农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这种相对回报改变之后，沿海的招工马上就遇到了困难，这才是前几年民工荒的主要原因。

其实现在农村的生活相对城市来说还是差距很大，但民工荒的现象说明农民收入即使小幅的上升，也会对其外出打工的决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来讲，这也表明外出打工对很多农民工来说很可能是迫不得已的决定。在这点上，我不同意国内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农民工现象反映了经济活跃所带来的人口流动，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这只是一种庸俗经济学的看法，你去观察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会发现，相对于资金和技术来说，劳动力是诸多生产要素中流动性最低的，因为人的流动成本是最高的，比如要是农村里一个家庭的男主人外出去打工，那他的妻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假如一个地方的劳动力大多外出寻找机会，那这个地方的经济肯定好不了。有人说这是一种很好的模式，但在我的眼里，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菲佣经济”。菲律宾每年都有很多女孩子去国外做女佣，赚钱之后再汇回国内，但从来没有人觉得菲律宾的经济很成功。为什么？因为在菲律宾创业太困难了，国内经济政策非常低效，这才迫使大家出去做佣人。

另外，对于中国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成本和收益，你不能只将打工收入和务农收入进行对比，还要看到农民工外出是有很大隐性成本的，例如很多人实际上过着妻离子散的生活，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这些高昂的社会成本都要农民工自己去承担。

《21世纪》：这么来看，农民工的相关问题实际上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而非社会问题。

黄亚生：是的。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都把它们归结为社会问题，认为需要一些社会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但在我看来，这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例如农村金融改革的滞后、甚至逆转，所以我们首先需要的是经济手段，而非社会手段。当然，这些经济问题最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但其根源依然在经济上。

必须维护良好的法制状况

《21世纪》：那您觉得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黄亚生：简而言之，我们需要更彻底的经济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具体来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今后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首先，农村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中国的土地按所有制分主要是城市的国有土地和农村的集体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可自由公开交易，但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农民对其承包地只有耕种的权利，不能抵押，也不能转入非农建设；一旦农用地转为非农建设，必须征为国有。而且，在政府征地的时候，现在是按照农地年产值的一定倍数给予农民补偿的，由于农产品的价格比较低，因此农民可以从中获得的补偿极为有限。这也意味着通过改变土地用途所产生的财富大部分并没有给予今后将面临失地生活的农民,而跑到地方政府手里去了。

这个过程产生了几个后果，一是这里面存在比较大的寻租空间，近年来许多腐败官员的落马就与土地问题关系密切；二是土地价格过低，这在事实上补贴了城市居民，甚至外国消费者，例如中国的很多酒店和同档次的外国酒店相比，价格要低很多，就像我知道的东方君悦酒店，那是北京最好的五星级酒店之一，其房价一般是200美元一晚，但我在韩国和印度所住的君悦酒店则要500美元一晚。全世界的君悦酒店都是由一个公司管理的，里面的服务基本相同，但为何各地的收费差距这么大？尤其是中国的君悦酒店竟然比印度的要便宜很多，这又是为什么？原因在于印度的征地成本比中国高很多，而建造酒店的主要成本就是购置土地的费用。在印度，土地普遍为私人所有，因此开发商在建造酒店的时候需要与土地所有者商议购置土地的价格。假如建造酒店所需的土地正好为农民所有，那么农民在出卖自己的土地时，就会仔细的考虑开发商所付的价格是否可以满足今后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所需。假如农民觉得价格适合，那他以后可以拿着卖地所得的资金去城里生活，变成一个城里人。这样就通过土地产权的流转将土地升值所产生的财富大部分分配给了农民，这不但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而且在客观上还有缩小贫富差距和扩大内需的作用。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资产，假如可以让农民更多的从土地升值中获得财富，而不是把这些收益用一些手段留给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外国人，那么原本收入较低的农民将可以有效地提升其财产性收入，而收入较低的人其消费倾向是较高的，因此这也会相应的提高国内的消费需求。

我们目前的城市化不但压低了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也削弱了农民可以从土地升值中所获得的收益。这一方面催生了中国的城市建设热潮，高楼大厦几乎在每个城市中拔地而起，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很多不得不以外出打工为生的农民工。这实际上是从农村抽血去滋养城市，所以我经常跟人说，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模式是急需改变的。事实上政府也意识到了相关问题的重要性，并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结束后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打破了现行的“非农建设用地必须征为国有”的格局，对现存的土地管理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

另外还要说一点，我认为土地产权制度方面的改革也有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可以设想一下，假如通过土地产权改革，农民可以从土地升值中获得更多，那么现在已经过度的城市开发活动应该会有所冷却。原因在于，届时农民将会为了自身利益去与开发商更多的博弈，这会增加农民的收益，也会加大开发商的成本，这无疑会降低开发的速度。从经济学上说，降低开发速度对中国有好处，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应该把过多的资源投入到造房建楼上，而应该投到企业、医疗和教育等领域中去，这才是一条良性的发展道路。

《21世纪》：您刚才谈了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那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改革？

黄亚生：除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外，另外就是法治，这里的法治指的是英文里面的rule of law，而非rule by law。其含义在于国家用法律来协调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包括约束政府的行为，而不是说政府将法律作为工具来管制其他的社会群体，却对自身缺乏约束力。

从大的范围来说，只有在法治的情况下，契约才会获得保护，市场经济也才能有效地运行。进一步说，假如某经济体的法治状况良好，那么土地的所有制就不会是一个关键问题。例如在香港，土地全部都是公有的，所有人的土地都是向政府租来的，租期一般是99年。人们对土地没有拥有权，只有收益权。但由于香港的法治实行的比较好，因此土地使用者在这99年的租期中，其权利是有保障的，不可能说过了30年，港府想收回土地就任意修改合同，政府想这样做是要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的。但现在内地一些农村地区，明明已经和农民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但没过几年地方政府就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去修改、甚至废除合同，这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的制度也可能会损害合理的公共利益，例如国家的一条交通要道必须要经过一块私人土地，但土地所有者无论如何都不允许政府征用其土地，这时候公共利益就面临着被损害的问题，但在法治社会，这样的问题岂不是无能为力？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比如在美国，土地是私有的，但美国也有国家征用权，叫做Eminent Domain。举例来说，假如政府准备去修建一条重要的公路，但途经地的土地所有者不愿意出让自己的土地，这时如果政府可以证明这条公路具有战略意义，而且确实无法绕开这块需要征用的土地，那么就可以动用国家征用权，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强行购买该块土地。这里要注意，决定是否可以行使国家征用权的机构不是政府，而是法庭。在法庭上双方都可以去陈述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这时候法官和陪审团需要根据双方利益的平衡来进行取舍，所以法治是否公平公正这时候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就会举足轻重。

最后，要解决农村的问题，还要加快农村金融改革的步伐。一方面，我们需要改变目前银行贷款在农村稀缺的状况；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深化相关的结构改革，例如目前农民贷款很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农民缺乏抵押品，而农民手中最大的资产就是土地，那么能否研究一下让农民利用土地作为抵押品去进行信贷的可行性呢？

《21世纪》：刚才谈了很多您对中国当今和过去很多问题的看法，那您对未来三十年怎么看呢？

黄亚生：近几年政府不断在强调自主创新、社会和谐、以人为本和公平公正等政策目标，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农村问题。假如政府可以下大力气解决好农村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即使不能完全解决，相信也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中国未来要注意的是，目前的很多问题都是以社会问题面貌出现的经济问题，比如贫富差距问题，政府就总是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二次分配可以缓解贫富差距，但中国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还是一次分配不均造成的，比如现行的土地制度事实上减少了农民从土地升值中获益的部分。所以假如我们不能解决一次分配的问题，而专注于二次分配，这不但有可能无法解决问题，还可能会造成新的不公。

1980年代和1990年代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其结果现在一目了然。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不应该再聚焦于GDP增速上，而应该关注经济发展的成果到底是一种普惠制，还是为少部分人所享受。事实上，这也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前提。假如不能有效的缓解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亦不能免除拉美化之忧。而解决这一切的关键，还是在于进一步彻底的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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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0081230 记者谷重庆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