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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曾卓：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
我经历过无情岁月的熬煎
我也享受过美好时光的欢欣
——曾卓《最值得珍惜的幸福》
曾卓先生于2002年仙逝，他仙逝的第四个年头，女儿萌萌（鲁萌）英年早逝。鲁萌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童年时因父亲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家庭生活发生剧变。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经受了常人不可想象的打击和挫折。“文革”后期她发表了一些具有独立意识的言论和文章，这使她像父亲当年一样，也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押送到鄂西北山区监督劳改达五年之久。
曾卓享年81岁，萌萌享年54岁。夺去父女生命的，是癌症。我们知道，在索尔仁尼琴《癌病房》这部充满象征和隐喻的史诗性作品中，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经过二十几年的军营、劳改营生活后，得了癌症，住进了“13号楼”……子曰：“斯人也，有斯疾也”，毛主席说：“人有病，天知否？”……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一书收录了《作为隐喻的疾病》及《艾滋病及其隐喻》这两篇论文，她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病症，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
但是，话又说回来，在癌细胞爆发之前，曾卓父女紧张的拷问、写作、呈现。曾卓诗文集有：《门》、《悬崖边的树》、《白色花》（合集）、《老水手的歌》、《痛苦与欢乐》、《美的寻求者》、《让火燃着》、《听笛人手记》、《诗人的两翼》、《曾卓文集》（三卷）等。萌萌主要著作有：《升腾与坠落》、《人与命运》、《临界的倾听》、《断裂的声音》、《情绪与语式》等，另有诗作若干篇。女儿痛感：“一堆残缺的文字汇集在一起，这汇集不仅没显示完整，反更没遮拦地凸现着残缺。而无以计数的时间一小片一小片地和残雪一样在墙垣上闪亮着白色的光泽，无非是想在亘古如斯的阳光下证明冬天曾经存在过，它的消失的踪迹就是它存在的证明。”（萌萌《断裂的声音》自跋，1995年）。父亲说：“在进入老年以后，还能有一点力量继续向前跋涉。”他们父女，又是那样热爱生活，临终前数月，曾卓还在自己的“天鹅之歌”中写道：“在病中多少次梦想着／坐着火车去作长途旅行／一如少年时喜爱的那句诗／‘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也不管它往哪儿开／到我去过的地方／去寻找温暖和记忆／到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去寻找惊异智慧和梦想／也不管它往哪儿开／当我少年的时候／就将汽笛长鸣当做亲切的呼唤／飞驰的列车，永远带给我激励和渴望”……诗人临终前，对妻女喃喃自语：“这一切都很美，这一切都很好。”他的临终遗言是：“我爱你们，谢谢你们。”
……
在武汉工作那十年，曾卓先生位于台北一村的家，是我常去讨教的地方。
有次，是与河东君一道去的。
那天晚上，我们在蛇山顶上，望着万家灯火，海誓山盟，然后，她回她的学生宿舍，我回我的单身教师公寓。临别时问我：“明天，我们干什么呢？”我才想起来，本来约好的，明天采访曾卓先生……她说：“那我也去！”当天晚上，我沉浸在爱情的无比喜悦中，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会发生别的什么事儿。第二天一大早到曾家，刚坐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曾卓笑嘻嘻的去接电话，突然之间神情变得十分严峻，语调也激昂起来，最后，声音嘶哑了，哭了……擦干泪水，他说：“北京来的电话，出大事儿了！昨天，胡耀邦同志去世了！”刚刚擦干眼角，眼泪又流出来了，心情很久平复不下来。我害怕看人流泪，尤其不忍心看到一个白发老人的眼泪。那次，我们没有久坐，匆匆谈过几句就起身告辞了，约好下次再谈。
接下来的日子……。接下来的那些日子，以及那些接下来的日子……。后来，风平浪静，天下太平，秋风淅淅吹巫山，巫山巫峡气萧森，全国各地举行建国40周年盛典，武汉还放了一通烟花呢。
接下来的日子，接着采访……。我有幸涉足诗人的生命之河，深一脚，浅一脚。其结果，就是一部20万字的《曾卓传》。我想写的是：时代的洪流，开初是怎样吸引住一个少年（千百万少男少女），又是怎样让他们一夜之间遭受灭顶之灾，而在巨大的灾难面前，诗人曾卓（包括“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同党”们）怎样噙着泪，活下来，用那只被剥夺的笔，悄悄支撑着自己……。我想写的是：诗人们当年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专制独裁，反对国民党文化法西斯主义，当胡风高歌“时间开始了”不久，他们就十分错愕的发现：诗人的时间，已经终结了！后来他们发现，这种“终结”，从王实味身上就开始了……
但在诗人的时空被“终结”之前，曾卓们（包括后来被打成“右派”的百万人们）祈盼旧时代的结束，期盼一个伟大时代的降临。《痛苦与欢乐》（1951年出版，印数10000册）中的许多文章，不知道为何没有收入《曾卓文集》（只收录了《战栗的城》、破楼拾记）、《哀悼之外》三篇），集子中《女孩、母亲和城》写的是一对跪在闹市大街上行乞的母女（这种现象，深圳也经常看到），这首散文诗的结尾是：
小女孩合掌跪着，她是跪在时代的苦难的面前，以她的无辜和纯洁与这座罪恶而污秽的大城市相对。她大胆地，而且几乎是骄傲的跪在这座大城市的中心。她仰着头，却无视她面前的一切。
是的，她应该有所期待，她的纯洁的、幼小的心灵中，应该有一种朦胧的、美丽的梦想。
小女孩跪着，骄傲地跪在这座大城市的中心。当她站起来的时候，他将亲见这座大城市的毁灭，连同生育她的母亲；当她站起来的时候，一切锁链都将因而断裂……
此文写作于1948年9月，对于未来充满无限憧憬。作为一个抗战建国年代秘密入党的诗人，曾卓痛恶“一党独裁“、”家族政治”，作于1948年6月的《人民与战士》，借着礼赞法国大革命预言自己的时代：“号角在鸣响，在每一座巴士底的废墟上。将建立起自由神的铜像，人民将有他们自己的狂欢节。”1949年初，曾卓由武汉潜往刚被南下大军占领的孝感，“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人民解放军”，黄昏的时候，“一队穿着蓝制服的女学生在大街上走过，她们大都只是十二三岁，年轻而又纯洁，浮着笑容，用清脆的歌声唱着：‘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青的中国共产党……。’我将永远不能忘却我第一次听到这由年青的、纯洁的女学生在黄昏的小城中，所唱出的这歌声时的感动。”（《出走》，该文见《痛苦与欢乐》一书，未收入《文集》）
1949年5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仓惶逃离武汉。武汉三镇进入“非常”时期。曾卓等潜伏在各条战线的党团员们，在中共武汉地下市委领导下投入了保护大武汉，迎接解放的斗争。1949年5月16日下午3时，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八师从江岸区刘家庙进入汉口；5月17日，一五三师沿武治公路进入武昌；不久，江汉军区独立一旅也进入了汉阳。武汉三镇得以和平解放是“里应外合”的结果，在中国解放战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武汉和平解放后，曾卓在组织上所指定的岗位上，为新政权欢呼——“现在，我们就正是站在诗人们过去所歌唱的‘明天’的面前，我们所痛苦地追求的‘理想’，而今成为了‘现实’。庆祝人民政协的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不能只是欢呼和歌唱，而是要继承过去的精神，来从事目前的工作，以争取更大的胜利，以争取新的‘明天’的到来。”此文作于1949年9月22日，最后几句话是：“亚洲的巨人已经英勇地站立了起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正在发抖，而全世界广大的人民向他发出了狂热的欢呼！”（《非常重大的事情——祝贺人民政协的召开》）
曾卓建国初期的作品（如《和最可爱的人相处的日子——赴朝日记》等）收入《曾卓文集》，且不去谈，我们这里摘录未选入《文集》的《痛苦与欢乐》一书中部分文章的片段：
——“我们说：向光明！但这首先就要抛弃一切幻想，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看问题，理解问题而且必须承受痛苦的锻炼看你（知识分子）愿不愿意和能不能够走上深刻地和人民结合的道路。一切纸糊的花冠和花言巧语在我们这里是不能有任何位置的，一切市侩和投机取巧者都将在神圣的名义下被重重的击倒！”（《向光明》）
——“英雄主义也是我们所要求的，但首先就要看它是植根在怎样的土壤里面。……英雄事业的成就的基础，就正是他们——这些人民的力量……”（《英雄主义谈片》）
——“现在。我们的革命是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了。……新思想的建设只是从旧思想的破坏开始。……思想改造必须和实际斗争一起，在搏斗中前进，在搏斗中完成。”（《略谈思想斗争》）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面，（中国人民）这一切优良的品质才能得到生长，得到发展。‘人的花朵’是只有在这一片土地上才能开放的。”（《人的花朵》）
一个大时代淹没了诗人的可贵的“自我”，在那些文字中出现得最多的是“我们”。对于这种“自我”被大时代的淹没，诗人是自觉的，而且怀有几分悲壮色彩：“什么是‘牺牲‘呢？服从于革命的需要而执行你一定的工作不能算是牺牲。我们只要思想一下，革命是经过了这样艰苦的奋斗才能走到今天，……我们配说”牺牲’了什么。‘埋没’了什么吗？”（《重视你自己的工作》）。当然，曾卓也有自己的苦恼，有诗人熊抱“伟大时代”之后，一腔无法言说的苦恼、疑虑、忧伤……但是几年之后，他战栗了！
“什么是‘轰轰隆隆’的事情呢？人民革命的胜利就是‘轰轰隆隆’的事情。而任何一种革命阵营中的工作，就都是组成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曾卓《重视你自己的工作》）。1955年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毫无疑问是当时的一件“轰轰隆隆”的事情。曾卓和“同案犯”被关押，被刑讯，被抄家……。是呀是呀，曾卓先生，“任何一种革命阵营中的工作，就都是组成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反胡风运动开展得“轰轰隆隆”，你们的作品被禁绝，被焚毁，你曾经担任《长江文艺》副主编还是编委？具体职务我现在记不清了，可我当年在蛇山之麓的省图翻阅这套杂志，发现“曾卓”二字统统打了“红叉”。
诗人是什么呢？几乎所有的诗人（包括写打油诗的人），听到“预言家”三个字都会很高兴。是的，诗人是预言家。这里，有曾卓的《天堂与炼狱》为证。此文作于1949年2月，收入《痛苦与欢乐》一书，《文集》未予收录，原因不明，现全文照录：
有人说，如果将“复活”的故事抽掉耶稣的一生无意的就将非常惨暗吧。但在我们，却也并不喜爱十字架的光。耶稣，作为人之子，受难，苦行，被犹大出卖，被法利赛人审问，最后，和强盗们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明显地是我们的兄弟。正因为平凡，他才显得伟大的。
耶稣头上的和十字架上的光，是人们用自己的理想添加的。不是耶稣需要光，而是人们需要“神光”的烛照。这一方面是人们对殉道者的崇敬，一方面也是人们的理想。因而我想，将“复活”的故事抽掉，惨暗的不是耶稣的一生，而是人们的心境吧。
因为，人们总不能不在希望和理想中生活，一切灾难、悲辛。正因为是沐浴在理想的光华中，这才使人们有勇气承担现实。由于同样的理由，人们在想象中构筑了美丽、庄严的“天堂”。
从这里，就发生了弱者和强者的分歧：弱者，只要那个天堂是在上面，或者说，是在他们心中，他们就满足了，他们就可以忍受无任怎样悲惨的生涯。西方的人民，是在耶稣的脚下东方的人民，是在释迦摩尼的脚下，熬过了黑暗的中世纪的。
强者的心中自然也有一个“天堂”的，然而，他们关心的，不是天堂的美丽和庄严，而是通达“天堂”的道路，如果这道路一定要通过炼狱，他们也就踏进去。事实上天堂也的确是在炼狱烈火中。所以，对于强者，比起天堂来，炼狱与他们是更亲切的。
这里也就是宗教和理想的分歧：宗教是使人甘愿在地狱中生活，而理想虽然也命令人们走进炼狱，却为的是破坏。
是的，破坏！如果真的有“天堂”，那么，它应该并不是什么飘渺的东西。人们不能空空地想望天堂，却又拒绝、惧怕炼狱的烈火。你有勇气走入烈火才有可能走入天堂。因为天堂是正在与我们一同在烈火中受着锻炼！
曾卓写作这篇文章时，草鞋脚正在古老的大地上划分着地狱与天堂的界限，苦难的人们正在祈盼“和煦的曙光早日来临”，潜伏者正在暗室里低声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但是，这篇文章写出不足六年，“预言家”就被投入了“炼狱”。
“伸出了削瘦的手/从冰凉的铁栏格/投出了激愤的眼光/从阴森的小屋/负着苦难的祖国/又负着祖国给你的苦难/你年轻的生命的力/被抛置在黑暗里/不是为受苦而伤心，而愤怒/愤怒而且伤心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受苦？”（《狱》），这首1939年写于陪都重庆的诗作，现在看来,既像是曾卓写给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难友们和自己，又像是“文革”后期写给因言获罪、押送鄂西北山区监督劳改达的女儿萌萌的。
在“极左”年代，指挥棒一挥，颂歌、合唱、语录歌、赞美诗，惊天动地。而您呀马克思老爹，早在1842年就写成了抨击封建专制的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对普鲁士政府刚刚颁布的书报检查令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而你们要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谦逊。歌德说过，只有怯懦者才是谦逊的 ，你们想把精神变成这样的怯懦者吗？也许，这种谦逊应该是席勒所说的那种天才的谦逊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先要把自己的全体公民、特别是你们所有的书报检查官都变成天才。况且，天才的谦逊当然不像文雅的语言那样，避免使用乡音和土语，相反，天才的谦逊恰恰在于用事物本身的乡音和表达事物本质的土语来说话。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身突现出来。精神的谦逊总的说来就是理性，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 那些自诩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文化班首”们，记得卡尔·马克思老爹的这一番谆谆教诲吗？他们，排着长队，陆续去见马克思那一天，马克思会请他们喝鸡尾酒吗？燕妮会给他们烧一锅红烧肉吗？肯定不会。
但是，时过境迁，我们现在再来读一读、听一听吧，那些惊天动地的颂歌合唱语录歌赞美诗，就像妓女登床，娇喘连声，成了一种职业，一种操练，一种习惯，一道风景，丑得像一口痰。当然，“叫床”的时间久了，他们（她们）就感到遇到大事不登床，登床后不叫几声，别人体验不到“性高潮”（那是一种严重“失职”），自己更是找不到快感（汶川大地震后最著名的“叫床诗”，是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先生呕心沥血创作的《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斯世非吾世，诗人何为哉？
“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那个“非常幸福的时候”到来之前，诗人，拒绝合唱，在寂寞的时光唱自己的歌：“在深山中那一片荒凉的峭岩上／我看见一簇不知名的美丽的小花，‘寂寞’／她低声地说‘莫忘我’“（《寂寞的小花》）。“文革”期间被关进单人“牛棚”，他悄悄写道：“我不是拿破仑／却也有我的厄尔巴／一座小小的板房就是我的孤岛／外面：人的喧嚣，海的波涛／我渴望冲破黑夜／在浓雾中扬帆远去／去将我的‘百日’寻找／我倒下了，但动摇了一个封建王朝。”（《无题》）但是，在一个日新月异、天翻地覆的伟大时代，诗人甘于遗弃，拒绝合唱，谈何容易哉？1962年，武汉话剧院公演曾卓创作的多幕话剧《江姐》（公演一部由“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创作的话剧，武汉话剧院当时是冒着风险的），他是用心灵塑造江姐这位奇女子的，但他在编选文集时，并没有收录这部多幕话剧。也许是《文集》不能太厚？也许是他感到这部话剧里弥漫着太多的“时代精神”？我们不知道。
……
谢天谢地，魔鬼的狂欢结束了，被埋葬二十多年的曾卓，终于破土而出了，一帮“分子”、“分母”终于“出土”了，晒晒太阳，在阳光下重逢。当年，谁认识谁呢，很多人，只是彼此听过名字、通过书信而已，现在才见面呀！人老了，白发苍苍，多年来都是“孤家寡人”，忽然见到一大帮子别人指定，此生一定要见见面的朋友！感谢上苍，感谢那位不在场的“召集人”，这些十分熟悉的“陌生人”，（不幸的是，有许多人没能等到再见的一天），一见如故，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于是，歌声……怀念……送别……。
所谓“平反昭雪”，就是宣告耶稣的复活。走出“炼狱”的曾卓，对于被新文学史研究者把他拉入以胡风为旗手的“七月诗派”，很有自己的想法——“我没有在胡风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东西”。但他最后还是说：“至于就我个人说，我是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的，‘七月派’诗人又大都是我尊敬的友人我乐于和他们站在一起”。（《简单的交往，几乎影响了我一生——记我与胡风的关系》）这就让我们又想起前面全文照录的《天堂与炼狱》：“有人说，如果将‘复活’的故事抽掉耶稣的一生无意的就将非常惨暗吧。但在我们，却也并不喜爱十字架的光。耶稣，作为人之子，受难，苦行，被犹大出卖，被法利赛人审问，最后，和强盗们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明显地是我们的兄弟。正因为平凡，他才显得伟大的。耶稣头上的和十字架上的光，是人们用自己的理想添加的。不是耶稣需要光，而是人们需要‘神光’的烛照。这一方面是人们对殉道者的崇敬，一方面也是人们的理想。因而我想，将‘复活’的故事抽掉，惨暗的不是耶稣的一生，而是人们的心境吧。”
曾卓过罢60岁生日（他生于１９22年３月）后几天，写了首脍炙人口的《我遥望》：“当我年轻的时候／在生活的海洋中／偶尔抬头遥望六十岁／像遥望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而今我到达了／有时回头遥望我年轻的时候／像遥望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这里，有一丝孩童般的欣慰（几十年的暴风雨，小船没翻呢，老汉没有葬身大海呢），更多的，恐怕还是一种无法言说的迷惘（妈的，年轻时拼死玩命干革命，革命终于成功了，怎么就被职业革命家一夜之间打成了“反革命”？）。革命无情地吞噬着自己的孩子，中外皆然：陈胜王砍了知道自家底细的老朋友，洪秀全在南京站稳地盘不久，把跟着自己砸场子、看场子的一帮老弟兄，砍了个鸡飞狗跳墙……陈胜、洪秀全，都曾经被钦定为“农民起义领袖人物”。曾卓对于早年的选择与追求，有过后悔吗？他在短诗《火与风》（作于１９７０年）中有过这样的表白：“微火，在一阵风前／灭了，失去了光亮／／理想的烈焰／在狂风中愈烧愈旺”。在武汉大学举办的“曾卓创作讨论会”上，这位年届七十的诗人说：“无论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我对年轻时所选定的道路无悔，正是那一点理想和信念的支持，使我没有在重负下倒下，在风浪中沉沦……”
曾卓怜惜他的“同党”，和这群历经沧桑的老伙伴，“出土”后很快和他们联系密切。诗人、评论家阿垅瘐死狱中，曾卓谈起他就感慨万端。有次访谈，听说我有一套1951年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亦门（阿垅）三卷本《诗与现实》，急不可耐的让我下次带去（他的书被人烧了），“明天，你一定要带来呀”……《诗与现实》第一卷有两行题词：“历史是无情的，人们是无敌的。”后来，他编了本亡友的诗论，并写了篇序文。但是，我们目前读到的《曾卓文集》，没有收录这篇文稿。
年过古稀，笑语朗朗，勤于思考，勤于阅读，勤于创作。曾卓喜爱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听笛人手记》里有好几篇文章谈到他。在《美的寻求者》一文里，曾卓写道：“他（康·巴乌斯托夫斯基）不以艺术为神明，他是一个生活的赞美者。只是，他如此的善良而温情，以至血与火、人世的纷扰和苦难，似乎是他柔和的心所无力承担的，因而往往为他所无视或回避。他所追求和喜爱的，是他的心所能感应的东西，而他的心是过于柔和了。他的作品单纯、明净，有着诗意，然而在题材的选择上就有了很大的限制。他寻求美、发现美和歌颂美，在他的标准和他能达到的范围内。”曾卓还写到，巴乌斯托夫斯基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他作品中的某些素质，却正是我们的许多作品中所缺少，然而应该具有的，如对生活的美的追求，对生活的永远的激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段话也是诗人曾卓的自况。
曾卓身上，一直燃烧着爱的火苗。对于年轻的一代，热情鼓励，悉心呵护指点（1985年，14岁的少年大学生田晓菲把自己出版的两本诗集寄给曾卓，老人连夜读完，写了一篇褒扬有加的评论；据说，田晓菲现任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古典文学助理教授），对老友（“难友”）的后事，包括老友子女之事，他同样予以关爱，予以帮助。老友胡天风和他一起１９５５年罹难，“出土”后迎来了迟到的创作高峰（十分短暂），他为诗集《呼唤》作序，缅怀往事，激赞老友的诗情不老，“更趋于深沉凝重”。胡天风先生与９９１年４月２６日去世，他撰文《清明刚过哭斯人》，痛悼这位与自己一起下过地狱的伙伴（该文未收入《曾卓文集》）。老友邹荻帆身后，留下一部《苦涩的罗曼史》，又是他四处张罗、销售……
（加个注吧——昨天，河东君读罢这篇文字说：“你怎么没有写老头儿的笑容呢？‘曾卓笑嘻嘻的去接电话’？‘年过古稀，笑语朗朗’？——你这写的都是什么东西呢？你怎么能这样写他呢？”是呀是呀，我们看见他得知胡耀邦去世的消息，反复擦眼泪，看过他的笑容……可是，很难找到个恰当的形容词，描画一下他留在我们心中的笑容。于是，就把正在做作业的九龄童叫下来，如此这般讲了一通。小儿沉吟片刻，竹筒倒豆子一般，倒出心里积攒的那些个“笑”——笑容可掬、笑逐颜开、莞尔而笑、谈笑风生、谈笑自如、回眸一笑、眉欢眼笑、破愁为笑、捧腹大笑、千金一笑、似笑非笑、不苟言笑、谈笑自若、不值一笑、谈笑有鸿儒、五十步笑百步、驴鸣似哭马鸣似笑、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一笑了事、拈花微笑、笑如春山……。当他倒出“笑如春山”四个字时，被我们叫停了。我纠正道：“错了！是‘春山如笑’，而不是‘笑如春山’……。”河东君则翻开刚买回来的《痛苦与欢乐》，指点着一篇文章说：“你觉不觉得呀，老头儿的笑容，真有那么一点‘笑如春山’的意思呢？”这是他1948年12月写的《春风与烈火》：“有人说；真的战士是心如烈火，而面带春风。……面带春风，是对人生的高度的明智，历尽风险，锋芒收露（敛），一片温暖，谦虚，诚挚，温和。骆宾基说：圣者达到的是一种平和的境界。也就是这种意思。”这段文字，我们可以视作诗人提前为自己的老年画的一幅素描。是呀是呀，我们记忆中的曾卓老人，在台北一村的家里谈笑起来，正是面带春风，一片温暖，谦虚，诚挚，温和。那是一种平和的笑……）
Love me,Love my dog(“爱我，也要爱我的狗”)——这句西洋话，年少时我感到说得霸气十足，所以憋到二十好几了才开始谈恋爱。但是，真正喜欢上了一个人，我们有时会情不自禁的喜欢上他的同伙，爱上一圈人、一群人、一干子互无关联的人马……。于是，我读书，我买书，我抄书。比如，喜欢曾卓“同伙”冀汸《七月底轨迹——纪念第七个七月》：“从激动的流泪到痛苦的流泪／从哑巴要说话到说话的变成哑巴／从老人像孩子底天真到孩子装成老人／从歌唱到悲愤到叹息／从火把到没有灯光……”这是冀汸纪念“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七年的诗作，读起来怎么就像胡风分子以及右派分子们的“忏言”呢？因为曾卓的缘故，我喜欢上了很多和他一起受难的人们。“孩子，清晨从梦中醒来/他告诉我：他在走路，桥断了/但他拿着一朵小花走过去/桥又升起了”——初读阿垅这首《孩子的梦》，我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孩子的梦美得奇异，美得让人伤心。为了呵护那些拿着一朵小花过桥的孩子，为了断桥重新升起不再坍塌，阿垅们“开作一支百色花”，而且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我们无罪，我们凋谢，那么谁有罪呢？还是那个冀汸，他在当年国统区传诵一时的《罪人不在这里》一诗中写道：“刽子手没有罪/被他杀死的人没有罪/来看杀人的人/没有罪……//愚蠢的没有罪/被欺骗来的没有罪//留声机说错了话/没有罪/刀子割断了花朵的嫩芽/刀子没有罪。”（冀汸《灌木年轮》，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我手头有一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第一版就印了25万（湖北人民出版社的重印本），当时就感到真是了不起的畅销书。今年国庆节到广州，在旧书摊上又买了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华南人民出版社的重印本，印数466,200册——这就有点令我吃惊：全国各地印刷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加起来肯定是个天文数字。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令人敬仰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伟大领袖。此外，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是一代杰出的出版家、编辑家（关于这一点儿，好像还没人说过），由他具体策划、参与编辑并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作序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第一版就印了NNNN万册，一夜之间畅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就是个不言自明的好例证呀。1996年10月，曾卓“同党”罗洛先生来深圳，看到这本畅销书，老先生在书上写了几句话：“历史是一面镜子，正确汲取教训也能成为一种精神财富。”这话，有点轻描淡写，有点谦虚谨慎，有点不痛不痒……可他，在这本了不起的畅销书上，能写什么呢？这本书，几乎每次去曾家都带着，当时只是忙于提问、纪录，忘了请他在书上也写几行文字，现在想来很是感到遗憾。这个白发苍苍的老水手，他会写些什么呢？也许，当时曾经请他写几句话，被他一口回绝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恳求他的“同党”罗洛先生在这本畅销书题签，那就是一种地道的残酷！现在又对他的题签说三道四，那简直就是无耻之尤了！
《曾卓传》初稿写出后，老人看了，很高兴，感到我驾驭文字、把握时代的力度还不够，建议我去找羊翚、徐迟、毕奂午、田野、胡天风诸位老人谈谈。“他们都离退休了，有点儿寂寞。和他们谈谈，你对我们的时代的了解，对于你的学业，多少会有帮助。”于是，我叩开了他们的家门。
河东君毕业前夕，正是“孔雀东南飞”的时候，她的许多同学纷纷选择了深圳。我呢在高校里懒散惯了，每周几个钟点的课，其余的时间全是自己的，想读书就读书，想睡觉就睡觉，相逛旧书店就逛旧书店，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帝力于我何有哉？总之，那小日子，过得神仙似的，懒得去深圳赶热闹瞎闯荡。但是，最后，还是听河东君的话跟河东君走。曾卓老人送了我们一张照片，作为留念。来到深圳的最初几年，搬家成了家常便饭。有次搬家，那部书稿和两箱子书，搬了个无影无踪。但是，我们还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好在，书稿部分章节曾在报刊发表过，后来听说，徐鲁、田野诸君前些年编撰纪念文集《崖边听笛人》，收录了《评曾卓的门》一文。
曾卓老人走了，一转眼走了都快１０年了……他的女儿萌萌也走了……。逢年过节的，偶尔给薛如茵阿姨打个电话，通罢电话，心里老是感到一种难言的悲戚。后来狠狠心，索性电话也不打了。眷念，挂恋，热爱，缅怀，埋在心里。工作之余（疲惫、颓顿之际），偶尔还会读读他的诗文，念想悬崖边的树，念想河流，念想大海，念想岁月远去的车轮声……。他在三卷本的《曾卓文集》编后记中说，１９５１年出版过一本文学短论《在现有的基础上向前》，未能找到，无法收录。前几年，我居然在旧书摊上买到了这本失传的旧书或“禁书”。如果有天《曾卓文集》修订再版的话，当可弥补诗人生前的遗憾了。
曾卓诗文中几次提及米莱《旅行》，他的“天鹅之歌”《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感人至深。在这篇短文里，我还想谈谈曾卓与米莱。
“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曾卓在写于1974年的《火车》一文中说：“这是美国女诗人米莱（1892—1950）的两句诗。我很喜欢。米莱的这两句诗就是从题名《旅行》的组诗中摘出的。旅行可以跳出日常的生活，看到高山大海、新的城镇、乡村；可以增加见闻，启发智慧，而且，仅仅只要坐在奔驰的火车上，也就能使人有一种兴奋、愉悦的心情。所以一般人都喜爱旅行。二十多年前，在异常寂寞的心情中，我勉力写过一本给少年们，看的诗，有一首题名《火车、火车，带着我去吧》。其中有这样几句：‘黄昏时，我常坐在山坡上，看火车从远方来，又向远方去了，我的心也跟着它飞得很远，很远……火车轰响着在我面前飞奔而过，它在我心中唱着奇妙的歌，它向我歌唱：辽阔的大地和宽广的生活’”，“在病休中，日子过得很平静。但关于心境就未必能这样说了。龚自珍诗：‘胸中海岳梦中飞’。我欢喜那意境。但我更欢喜的是，有一天我将跳上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火车》一文初刊于1979年的《文汇月刊》，那一年，曾卓终于脱下“铁衣”，破土而出，所以文后有一则写于1979年10月的“附记”——“今年，我终于坐上了火车，那是向北京开的。”虽然不足20个字，欣悦之情，满溢天地。
在武汉那些年月里，我与曾卓老人曾经就米莱的诗作有过交谈吗？他究竟何时读到《旅行》一诗的？老人还读过米莱别的什么诗作？不记得了。曾卓去世前不久，偏偏脑海里又浮现出早年读到的米莱诗句——“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就在他去世那年（2002年），南希·麦惠德（Nancy Milford）出版了《残酷的美丽——埃德娜·文森特·米莱传》（Savage Beauty——The Life of Edna St.Vincent Millay）。而在2004年举办的“珠海诗歌节”上，曾卓夫人薛如茵女士朗诵了他的这首“天鹅之歌”，听众热泪盈眶……
我一直很想读读米莱的《旅行》一诗，可能这些年里自己离文学越来越远，离公文越来越近吧？手头陆续买来的有限的几种译本中，找不到米莱的《旅行》。1923年，米莱的诗集《竖琴编织人》（The Harp-Weaver and Other Poems）被授予普利策诗歌奖，她也是首位被授予这一奖项的女诗人。托马斯·哈代曾经说：“美国有两大魅力：摩天大楼与埃德娜的诗”。好不容易买了本1941年出版的《普利策奖诗选》（Pulitzer Prize Poems），该书选录了包括米莱、弗罗斯特在内1922——1941年间全部获奖诗人的作品，只选了米莱三首诗作，没有选录《旅行》。想办法买了套两卷本的《现代英美诗选》（Moder American and British Poetry）（1920年初版，我买到的是1942年的重印本），该书选了米莱诗作二十首，偏偏没有选录《旅行》。
后来，买了一册维拉姆·罗丝·巴奈特编选的《给青年们的诗——美国诗歌选本》(Poems For Youth——An American Anthology)，感谢上苍，终于在这个选本中找到了巴莱的《旅行》。试译如下：“铁路离这儿几里开外/汽笛声日夜往而复来/每天经过的都不是同一列火车/可我听到汽笛声声呼啸而来//每夜经过的都不止一辆火车/穿过子夜的睡眠与梦境/我只看见猩红色的煤灰吹满天空/还听到蒸汽机急促的喘息声//我的心呀被友爱温暖/我不知道哪个朋友更适合我/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The railroad track is miles away/And the day is loud with voices speaking/Yet there isn't a train goes by all day/But I hear its whistle shrieking/All night there isn't a train goes by/Though the night is still for sleep and dreaming/But I see its cinders red on the sky/And hear its engine steaming//My heart is warm with the friends I make/And better friends I'll not be knowing/Yet there isn't a train I wouldn't take/No matter where it's going）
巴奈特编选的《给青年们的诗——美国诗歌选本》1925年初版，编选者本人就是一位杰出女诗人，该书1927、1932、1936、1941、1946、1949年几次再版，我买到的是1949年的重印本。因此，我猜想，曾卓可能是四十年代就读于中央大学时，和诗友们读到该书收录的巴莱诗作，并且心中留下终身难忘的刻痕。这种猜测，还有一个小小的佐证，那就是曾卓《给少年们的诗》（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似乎借用了巴奈特编选的这部诗歌读本的书名。
曾卓在《火车》一文中，讲述了一段颇有巴乌斯托夫斯基情调的小故事：
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和他的病弱的母亲住在一个广漠平原的小小的火车站附近。母子两人辛勤地劳动着，还是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邻近人家很少，日子又是过得单调、枯燥的。对于这个少年，他的仅有的欢乐时光是当火车在小站停留几分钟的时候。不管他手头正做着什么活路，一听到汽笛的长鸣声，就停下手来，飞快地向小站跑去。他计算得这样精确，几乎总是和火车同时到站。车厢里响着音乐，亮着灯光，拥挤着各样的人，汇集着不同的方言。那是一个生动、活跃、热闹，对他来说，是梦境似的世界。他由于奔跑，也由于激动而呼吸急促，贪婪地观望着，引起许多想象和渴望。但仅只是短暂的一会儿，汽笛长鸣，火车又飞奔而去。留下沉寂的平原，灰暗的日子，贫困的生活。有一天，他的病弱的母亲咽了最后一口气。少年在土坟旁的大树下坐了一整天。后来就背着一个小包跳上火车离开了故乡。前路茫茫，举目无亲，但他怀着无惧的心，这样开始了他的真正的生活的道路。——在这个少年，火车又是意味着对于新的生活的渴望，对于新的命运的寻求了。
熟悉曾卓生平的人，很容易认得出，那个孩子，其实就是化了妆的曾卓自己，只不过他那位被父亲遗弃的母亲（曾卓年幼时，父亲将他们母子遗弃，母子俩依祖父母生活），不是在病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气，而是在抗战末期湘桂大撤退、大逃难的路上失踪的……。
对于巴莱的生平事迹，曾卓或许了解甚少。二战结束后，17个国家的75名著名人士联合发起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他。有趣的是，人们纪念“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不到两年，出现了一个“胡风反党集团”，接着又出现了一大批“右派”，等待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是监禁，是与屈原一样的流放……。在一个冷战方炽、冰天雪地的年代，谁敢探听米莱这么一位并非“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的诗人的消息呀？
《残酷的美丽——埃德娜.文森特.米莱传》出版那年，曾卓已经告别人间，但他们的生平际遇最初的几步，却又有着相同之处——遗弃。1899年，米莱7岁，父亲离家出走，家境贫困的母亲独自把三个女儿抚养成人。这种遗弃，对于米莱影响至深，追求自由，反叛庸俗，恣意放纵，使得她成为上世纪二十年代格林威治村家喻户晓的叛逆女性。熟悉米莱生平的人，很可以从《旅行》一诗中读到某种暧昧、迷惘的隐喻。曾卓幼年被父亲遗弃，青少年时代投身抗战建国与民族解放、独立、自由的大潮，“年轻的心灵，渴望无际的旷野，自由的飞翔狂放的歌唱，……但目前这个社会，使我们不得不将热情
……
如果不是前几天读管用和先生的博文《柳林鸟歌》，我也不会写这篇文字的。管先生写道：“在生命的流程中，该少一些障碍，少一些损害生命之精华的沙漠，多一些啊护，多一些营养生命的绿荫。至今，我深深地怀念着那片自由繁衍着的柳林，那条幽草野花扶疏的鸟道”……这段文字，让我情不自禁的想起曾卓、羊翚这一代人的坎坷多艰，想起他们被剥夺歌喉的年月，就给管先生留言：“宝刀不老呀！‘至今，我深深地怀念着那片自由繁衍着的柳林，那条幽草野花扶疏的鸟道。’深切怀念曾卓先生，请问，阳云先生安否？”感谢管先生感谢上帝感谢网络——很快就得到回复：“谢谢光顾！曾卓先生已逝世十周年了，正准备出纪念册，先生若有文章可寄给我转交他夫人。阳云先生在病中。”如果不是他提醒，我感到曾卓老人刚刚离去，刚刚去赴一场缪斯的盛宴……。但是，谢天谢地，我们又和现已８７岁的阳云（羊翚）老人联系上了。谢天谢地，我们又和83岁的薛如茵阿姨取得了联系。
１９８３年９月，在南斯拉夫斯特鲁卡国际世人节上，曾卓见到印度诗人阿盖，后来把他的诗歌译介给中国读者，比如我就很喜欢曾卓翻译的《谢谢你，上帝》这首诗：“上帝来了/在呼啸着的风里/谢谢你，上帝/感谢你的来访不拘礼仪：非常欢迎你/有朝一日/我也将来访/同样不期而至/甚至是/默默无声地。”曾卓从来不是个基督徒，他热爱天空、大地、江河、大海、飞鸟和云彩，爱着这苦难的国土和牛马一样劳作的善良的人们。他的上帝，是诗神缪斯。我的书架上，放着一枚瑞士巴色会19世纪末期铸造的铜牌（铜牌上面的几行汉字，节选自《约翰书》第一章第九节，镀了银的），今夜，我把铸在铜牌上的银字，抄录下来，改易数字，献给坐着“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渐去渐远的曾卓先生：“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缪斯你的诗神必与你同在。”
2011-09-25 02:56初稿
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日修改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８日三稿
2011-10-14定稿
附记：
这篇文字写得很慢，终于写完了，想找到他的那本文学短论《在现有的基础上向前》看看，在家里翻箱倒柜忙活了几天，硬是找不到。我并不气馁。
今年是白朗宁夫人去世150周年，居然在网上卖到她去世次年（1862年）出版的“纪念版”诗集，犊皮精装，三面刷金。河东君害怕白朗宁夫人离群索居，孤单，又买了本白朗宁先生的诗集（1889年的本子），让夫妻俩挤在书架上。我想，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之类“罪犯”的著述，当年采取禁绝、焚毁的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祖龙焚书坑儒多年后，还有“鲁壁藏书”呢？既然在国内能卖到百年前英国出版的白朗宁夫妇的诗集，就不能卖到曾卓的那本文学短论？很遗憾，没有。但是，很高兴，我们买到了1951年出版的《痛苦与欢乐》（盖有一枚“中共中央华东局党校图书馆”的印戳），顺手把文稿又改了一下。
曾卓先生的那本《在现有的基础上向前》，也许根本谈不上“反动透顶”，居然被一夜之间全部禁绝、焚毁？那不太可能，迟早还会有“漏网之鱼”出现在网上，或现身于冷摊的。
我一直相信，用血泪写下的文字，不是那么容易被集体禁绝、焚毁的——尤其在它变成铅字之后。至于那些风行一时的国家级（比如，“文革”期间大量印刷的江青名著《为人民立新功》，等等）、省部级、县市级印刷垃圾，当然，人们懂得并且葆有各自处理垃圾的习惯、义务、方式与权力。
201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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