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之殇的中国汶川大地震已过去了一个多月，抗震救灾的人们依然是辛劳忙碌，熙熙攘攘的网络世界照旧是高潮叠现。既一夜之间大名远扬的范跑跑之后，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诗词再掀波澜。
王副主席的《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一词如此写道：“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读完这首词，我简直哭笑不得，不知是该愤怒，还是该叹息。不妨先做一个设想：如果是作者的父亲在大地震中升入了天堂。他如果写下这样的哀歌，我想他会从他母亲那里得到一记响亮的耳光，会被斥为不孝之子。当然，我理解：作者的初衷可能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例如，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就很浪漫，他也写过死人，他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这里，毛主席把人名植物名巧妙地连接，形象地比喻了两位英烈，以直上重霄九谕示亡灵的升天。使人读来既感悲壮又感安慰。而王副主席的词却一点都没有浪漫到点子上，反把别人的灾难写成幸福，对亡灵的亲属也无疑是雪上加霜。
探究其没有浪漫到点子的根本原因，就是其官民理念的陈腐。其实，很长一个时期人们往往都把上级官员的关怀单纯地视为一种恩德，正是因为有这种理念，因此才有了以下的推理：因为得到了政府及社会的特别关怀，所以“纵做鬼，也幸福”。古代的封建社会讲的是皇恩浩荡，臣民们应当知道感恩戴德，而时过境迁进入现代社会后，官民理念早已大大进化了。在中国这就体现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之上。
在灾难面前，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动员国家和社会的最大力量，拯救受灾百姓的生命，帮助受灾百姓渡过难关。因此，无论“主席唤”也好，“总理呼”也好，都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一是对死难者在天之灵的告慰，二是对死难者亲属的安慰。对于地震的遭难者来说，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救援及社会的人文关怀是应得的权益。虽然受援者理所应当地要永远感激来自各方的救援和关怀，但根本不能理解成地震的死难者的“幸福”。正是因为王副主席抱有陈腐的官民理念，故他的词才造成了对生命亡灵的亵渎。汶川大地震后，温家宝总理三赴灾区，或走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上，或站在危机四伏的瓦砾堆旁，或颠簸在云遮雾罩的直升机里，就是告知人们一个事实，在百姓们遭受残酷地震灾害折磨时，我这个政府里最大的公务员来了，我要尽一个最大公仆的职责。温总理的言行之所以赢得了海内外的广泛赞誉，就是因为他忠实地履行了他所代表的政府的职责。这也是广大受灾群众衷心感谢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根本原因。
无独有偶，汶川大地震后不久日本也发生了岩手宫城7级地震，日本政府总理福田也亲赴灾区，在与灾民交谈时，本来双方都坐在地板上，但当一位灾民指出政府调动重型救援设备太慢时，福田总理就坐不住了，遂改为跪在地上倾听灾民的陈述。当然，日本式的跪有日本文化的内涵，不同于中国文化，但福田总理也已是70多岁的高龄的人了，他对灾民的谦卑，他对灾民的尊重不能不令人钦佩。试想：如果一个政府的高官坐在沙发上翘个二郎腿来听一个灾民站着汇报灾情，那会是什么样子？而事实上，岩手宫城地震后仅仅7分钟，总理官邸就设立了对策本部，日本政府的对应速度不能说不快。福田总理的言行，说到底那就是政府的职责，是对纳税人应尽的义务，而不是对灾民的恩惠。
王副主席的词所反映的理念不是孤立的，按职务他虽不是行政主官，也算近似高官职务的人吧，对其本人来说，我还是愿意放弃愤怒，选择叹息。无论他如何人缘好，如何有能力，但从这一次诗词引发公愤的事情上来看，再次证明：汶川大地震后我们要反思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从质疑王副主席诗词提出的“幸福”何处有之这一命题出发，把汶川大地震的震中长久地留在我们善良的心中，重新审视我们的为官之道，为民之道，应当是一件重要的课题。
原作：2008-06-21
原载：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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