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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法家眼中的人性

(2008-08-11 09: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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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中国传统文化

先秦法家眼中的人性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新的以个体家庭为细胞的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摧毁了古老的宗法血缘纽带。个体自然人终于跳出了宗法家族的狭小栅栏,与社会和他人结成了新的更为简洁的人际关系。这种新的人际关系以财产和利益为基础,无情地涤荡着古老的宗法血缘的脉脉温情,冲决着“德治”、“仁政”、“礼治”、“人治”的道德说教,摧毁着“圣君”、“贤臣”、“慈父”、“孝子”、“良夫”、“顺妻”的美妙光环······把一切都溶解在冷冰冰的利害计较与交易之中。这种世俗的人际关系又从人性那里找到其合理的依据,即“好利恶害”的人性论。这种人性论成了推行“法治”的基础之一。完成这项历史工作的是法家。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

   “好利恶害”一词首见于《韩非子·难二》:“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赏厚而信,人轻敌矣;罚重而必,人不北矣”。又说:“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心度》)这种人性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君书》和《管子》。《商君书》说:“民之有欲有恶”;(《说民》)“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智而权利”;“民之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算地》)《管子·禁藏》:“夫凡人之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这里把人性概括为“趋利避害”。 韩非认为,“民之正计,皆就安利如辟穷危”。(《韩非子·五蠹》)这种趋安避危,趋利避穷的本性就是“好利恶害”。韩非把这种“好利恶害”的本性叫做“自为心”,说人们莫不“用计算之心以相待”;(《六反》)人们“皆挟自为心”。(《外储说左上·三》)“自为心”就是“自私自利”之心。

    法家认为,人们“好利恶害”的本性是普遍的,上至天子,下至百姓,莫不如此。在儒家眼里,古代的天子都是圣明君主,他们大公无私,禅让天下,是后世君主学习的榜样。但是法家却不这么看。《韩非子·五蠹》说:“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可见,古之天子,轻易地让出天子之位,并不是出于大公无私,而是因为做天子是一件苦差事,他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要比百姓付出更多辛劳。古代天子的禅让是天子“好利恶害”的正常选择,丝毫不值得歌颂。《商君书·定分》说:“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贫盗不取。”面对无主财物,像古代天子一样的圣君也会飞跑着去追逐,更何况一般的百姓呢!“鳣似蛇,蚕似蠾,人见蛇则惊骇,见蠾则毛起。然而妇人拾蚕,渔者握鳣,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法家认为,人们“好利恶害”的本性天生如此,无所谓善与恶且不可改变。《商君书·君臣》:“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旁无择也。”人们莫不“生则计利,死则虑名”,“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韩非子·备内》)在这种“好利恶害”的人性面前,儒家倡导的“德治”、“仁政”、“教化”等等,无不是丝毫不能奏效的骗人的假话。

    法家认为,“好利恶害”的人性无一例外地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

    君臣之间:“君臣相市”,“上下一日百战”。君主与臣下之间,是“好利恶害”人性表现得最充分最露骨最令人胆战心寒的领域。“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宝也。党羽之具,臣之宝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羽不具也。”(《扬权》)“君臣之交,计也。”“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饰邪》)“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爱臣》)“《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外储说·左上》)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君礼臣忠”,早已荡然无存。既然人人都是“好利恶害”的,那么,君和臣也不能例外。“霸者,人主之大利也。”“高贵者人臣之大利也。”(《六反》)君臣关系无非是双方利益的合理匹配而已。“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君有道,则臣尽力而奸不生;无道,则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难一》)“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上,此世所以有劫君杀主也。······《春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备内》)“臣主之间,非兄弟之亲也。劫杀之功,制万乘而享大利,则群臣孰非阳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败。群臣之未起难也,其备未具也。”(《难四》)

    君民之间:君民之间也是赤裸裸的交易关系,根本不存在什么“仁君”。“君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六反》)“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显学》)“赏禄,所以尽民力,易下死也”。(《诡使》)

    亲兄弟之间:亲兄弟之间也充满了杀机。“桓公,五伯之上也。争国而杀其兄,其利大也”。(《难四》)

    父母子女之间:父母子女之间莫不以利害之心相待:“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不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六反》)“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外储说·左上》)正是在这“自为心”的支配下,“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国矣”。(《忠孝》)

    夫妻之间:夫妻之间亦不例外。“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死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因此,夫妻之间也是充满利害之争。“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内储说下·六微》)为人妻后不忘聚敛私财:“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积聚。为人妇而出(被休),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积聚,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说林上》)

    主客之间:主客之间无亲戚关系,故“好利恶害”之心表现得更为露骨:“夫买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外储说·左上》)“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备内》)

    法家认为,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是实行法治的基础。因为“好利恶害”的人性本来就是这样,故无所谓善与恶。相反,人性“好利恶害”倒是一件好事:“人性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性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商君书·错法》)“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好恶者,赏罚之本也”。(《韩非子·八经》)“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五蠹》)法家“好利恶害”的人性论终于实现了它的政治价值,成为批判儒家“礼治”,“德治”,“仁政”,“人治”,推行“以法治国”的“法治”的一个坚强支柱。

 

作于2008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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