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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时代的精神危机抑或救赎的可能

(2012-03-09 09: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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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一期

中篇小说选刊

专栏

郑润良

杂谈

分类: 编读往来

中篇小说选刊专栏文章

时代的精神危机抑或救赎的可能

                         ——读《中篇小说选刊》2012年第2期

福建 郑润良

优秀的作品总是建立在作家对时代深刻洞察的基础之上。当我们听到媒体播报的各类负面新闻、怪异现状,如“小悦悦事件”等,或许只会把它当做饭后谈资。但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而言,显然不会如此轻松地看待这些社会现象。尤凤伟在创作谈《我们何去何从》中讲到,“念想,或曰欲望,已经成了人们谋取私利过‘好日子’的原动力。为达到其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六亲不认以至铤而走险,丛林法则被普遍认同且身体力行……对于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有一句轻飘飘的话叫‘道德滑坡’,岂止是滑坡——早已堕落到底线以下了,还往哪儿滑?这不能不说是一场真正的精神大危机。”有的人听了这话,可能觉得刺耳,觉得有点言过其实,有点杞人忧天。读了本期中的大部分作品,我们或许会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危机增加一分认识,从而进一步探求救赎的可能。

尤凤伟的小说《魂不附体》就是要揭示当下社会中人们心灵中普遍出现的“走神”状态。但同样是走神,同样是灵魂出窍,却也有不同因由。小说主人公陈官以及工友陈东的“走神”是生活所迫。在一个矿难频仍的时代,因为生活所迫下井讨生活的人是无法不经常处在六神无主的状态下的。因此,小说第一句就写,“陈官无精打采地向矿区走去”。“无精打采”和“六神无主”其实差不了多少。即使没有算命人的预言,我们也知道,在矿主急功近利的欲求下,在缺乏严格、科学的安全生产措施的条件下,“陈官”们的命运不会好到哪里去。出现矿难是必然的,不出现矿难是偶然的。不是这个“陈官”倒下,就是那个“陈官”倒下。小说中特别具有荒谬意味的是,当陈官经算命人指点,想要离开矿区逃过一劫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居然对此无能为力。矿长以散布谣言罪威胁他继续下井干活。而他的工友陈东也因为父亲的住院费无法离开矿井。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却无能为力,这是一部分底层人不能不所面对的悲惨境遇。小说的结尾是喜剧性的。陈官因为“重婚罪”被抓起来,反而躲过了矿难。陈东也因为婚假幸运地逃过一劫。反而是贪图高薪当了安全助理的算命人在矿难中毙命。这使小说多少带上了黑色喜剧的味道。小说中真正“走神”的是寇矿长和算命人。寇矿长利用算命人骗矿工,算命人为钱骗别人。当他们看到财源滚滚的时候,似乎都忘记了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钱更珍贵的东西。在寇矿长的心中,钱是第一位的,那些矿工的生命也是可以用钱计算的,因此是卑贱的。甚至那些矿工也认同了这样的计算方式。这是最可怕的地方。算命人最终为钱送了命,寇矿长草菅人命的结果是自己进了牢房。小说向我们揭示了当下社会的某种残酷现实:一部分人为钱而不择手段、迷失灵魂;还有一部分人迫于生计,沦为嗜血的资本的奴隶,六神无主。二者的遇合,勾勒的是一幅骇人的《灵魂出窍图》。

陈继明的《灰汉》书写的也是卑贱的灵魂,是现代乡村中那些被塑造的卑贱的灵魂。作者“剥去乡村诗意的色彩”,呈现其残酷的一面。乡村中某些传统习俗的丑陋、对人性尊严的蔑视,在“灰汉”这一职业中充分体现。成为灰汉,固然可以享受某些物质上的便利,但也要因此一辈子戴上“弱智”的标签,任人耻笑。而“灰汉”的挑选之残酷性体现在,只有那些理解能力、行为能力正常的“弱智”才能入选。这也就注定了和常人一样有尊严感、羞耻感的“灰汉”必须一辈子忍受众人公开的嘲笑。银锁被公认为村里有史以来最好的灰汉。但在这一“荣誉”背后,是银锁个人生活的悲剧。银锁天性聪颖,只因哥哥的作弄,几次惊吓、发烧导致智力出现障碍。哥哥当兵走后,家中只剩孤儿寡母,他就被理所当然地指定为灰汉。从此,他虽然能够享受这一特殊职业带来的某些物质上的便利,却失去了一个正常人追求幸福的权力。他不仅仅被当做众人的笑柄,当他的傻婆娘死后,村里人不允许他入赘到邻村。他密不宣人的反抗行为表明了他心中深深的被侮辱、被剥夺感。他儿子脏狗似乎注定了将来只能继承他的职业。但这颗幼小的心灵似乎也无法承受现实和未来的孤独与艰难,自杀了。脏狗的自杀是对乡村恶俗的无声控诉。因此,完全可以理解银锁的失踪。显然,相比之下,在城里他可以不再被当做“灰汉”。“灰汉”代表了乡村中被侮辱的、卑贱的灵魂。联系《魂不附体》,可以说,处处皆有灰汉,陈官、陈东等人也是灰汉。

那么,城里是不是就没有灰汉呢?郭楠的《强奸》告诉我们,在资本的傲慢目光中,照样,“人人都是灰汉”。留英硕士王峰因为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只好回国谋职。又因专业不够热门,只能屈身在一家小公司。他的留洋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光环,在上海的高房价面前,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为了生存,他必须忍受公司老板夏小姐当众斥责他浪费了一张A4纸。他还得忍受相亲时那些准丈母娘听到他无房时的蔑视眼光。只有新来的同事许小姐让他感受到久违的温暖。当他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对许小姐有了相当的付出并准备向她表白时,他突然得知许小姐已是有夫之妇,他才明白许小姐或许只是一个利用姿色贪小便宜的人。心理失衡的王峰准备在许小姐一人加班时强奸她,结果碰到的却是夏小姐并强奸了她。强奸之于王峰,恰似银锁偷偷杀村人那些健康的马,都是一种反抗的行为。这个戏剧性的变化表明王峰真正要反抗、报复的不是许小姐,而是夏小姐,是令他感觉压抑的资本的暴力。更戏剧性的一幕是,此后,夏小姐对他的态度突然好转。夏小姐是资本的代表者,但也是被资本异化的人,她惯于以纯粹利益的关系看待自己与员工的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可以精确到一张A4纸。或许这次暴力性的身体行为让她突然领悟到她与王峰不仅仅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还是一个青年女子与青年男子的关系,这应该算是人性的复苏。因此,作者在创作谈中说到,“小说里的那次强奸,对于夏小姐来说,我总觉得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人性被资本、利益异化,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精神危机。由此导致人们行为的急功近利、简单、粗暴化。王峰的行为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那么,救赎的可能何在呢?陈鹏的《闯入者》并置了时空上相近的两个闯入行为,一个是拆迁者的闯入,一个是旧情人的闯入。“闯入者”首先展示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暴力姿态。但作者接下来刻意把它们软化了。拆迁队长与钉子户展开了射击游戏,李果与旧情人重温旧情。两条叙事线索最终汇合在男孩皮皮身上,达成一个温情的结尾。作者以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将暴力性的残酷现实与温情的想象相嫁接,成就了一个奇异的文本。阿拉提·阿斯木的《阿瓦古丽》以类似意识流的手法生动讲述一个女人的情史,并让阿瓦古丽最终摆脱情欲的纠缠,在慈善事业中找到尊严。但人物思想、行为的关键性转折略显生硬。罗尓豪的《造房记》中的村民如同墙上的芦苇草,为利益而摇摆。但商羊、朱吉子的坚持仍然让我们看到了道义的光芒。鸿琳的《黎城叛徒》在一桩历史遗案中重温信仰的力量。钟求是的《两个人的电影》则提示我们,在庸庸碌碌的生涯中,拥有一段超乎功利、超越时空的情感,此生足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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