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品】

丁纾寒：当神学遇到政治

                          ——读马克·里拉《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现代西方》

    有些作者，一生会写许多书，其文字虽说不上包罗万象，但至少形态各异，显示了写作者的多才多艺，有容乃大；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雅克·巴尊；而有些作者，尽管同样创作丰沛，但其关注点和思想核心却始终
不变，那些持续的主题成为他们深度的见证，价值取向的折射和面向生活之再思；比如以赛亚·伯林、马克斯·韦伯、列奥·施特劳斯。马克·里拉无疑是属于后者，刚拿到《夭折的上帝》时，以为果真如作者所说这是一本“内心之书”； 及至对照前后著述，便发现事实远非如此。在马克·里拉的思想中有着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一种由立场确立起来的写作内在风格机制。

    作为一位自由主义捍卫者，马克·里拉一直关注反现代的思想渊源。早在第一部获得施特劳斯奖的政治哲学著作《维柯：反现代的创生》中，马克·里拉就注意到维柯思想的宗教背景。尽管已有不少学者写过维柯与传统思想的联系。但里拉却第一个以精密细微的考据无可辩驳地确证了维柯的宗教立场，并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声誉。到了《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尽管作者意在由社会现实入手考察知识分子的政治坠落，并跳出“理性”和“非理性”的循环；但马克.里拉却发现卡尔·施密特和本雅明的亲暴政源于同一种宗教激情，前者把自由主义者对和平安全的向往看作“意味着对上帝的反叛”，后者的马克思主义则与其神学关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知识分子因何而堕落？世俗与神圣的界限应设定在哪里？宗教与政治之间如何保持一种微妙的张力？或许在那时，里拉对神学政治的潜在思考便已萌生。

    在希腊和希伯来精神的交汇融合下，西方政治一直有着信仰的维度。君主与神意合而为一，国家与统治者合而为一，政治合法性有赖于对神圣秩序的理解。直到17世纪，欧洲思想才摆脱神学束缚，逐渐开始世俗化进程。马克·里拉认为，传统思想史把宗教和政治的“大分离”归结为科技进步不足采信。因为曾有前仆后继的神学思想家为调和基督教和新科学做出了努力，比如莱布尼兹的《神义论》。而真正导致政教分离的实际原因是：原始基督教没有一套应对现实政治的良性策略。两千年的宗教纷争已令教会积重难返。最终，提出激进改革方案的第一人是霍布斯，他那“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原始状态充满了对宗教狂热的警惕，并以绝对君权剥夺了宗教对政治的掌控。其后的政治思想史沿着霍布斯的方向一路高歌。卢梭把上帝看作是人类道德良知的证明，康德则认为他者意志驱动的德性是对人性的侵犯，真正的道德应该来自于内心。两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都消弭了原罪，用良知代替启示。马克·里拉认为：“在这层意义上，霍布斯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们全都是霍布斯派哲学家。”现代政治伴随着宗教隐退逐渐确立起独立意识。

    《夭折的上帝》前半部分交代了政教分离的渊源，而后半部分则回归马克·里拉真正的主旨：如何让政治摆脱宗教末世论激情的影响？在传统政教体制下，“基督教会很快就违反基督的学说而希望得到对世俗生活的领导权。结果便发生了争夺在教会的教阶等级内部的首要地位的竞争，并开始了后来曾使欧洲在一千年期间陷于分裂的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利之间的斗争。”为避免这种局面，现代政治苦心孤诣地把宗教变成一种内心体验，企图让政治和宗教分离。但这并不能阻挡神学家的激情，狂热还是一点一滴地渗透表里。在德国：康德关于自由和自然的对立激发了青年一代更加执着的寻找此岸与彼岸的复合。借助“理性的狡计”，黑格尔把历史视作为神意化身。其后果早已为人熟知：“像这样的宣称，连同那些关于历史和国家之屠宰台的宣称，如今让任何最低程度了解20世纪之无意义的集体受难的读者都感到震惊。”

    不管马克·里拉就“大分离”过程和黑格尔哲学的阐述多么有待商榷（见《夭折的上帝》附录），甚至做了某些创造性发挥（在我看来他对霍布斯原始状态的论述便是如此）；他确实向我们呈现了宗教激情可能带来的主体背叛。在弥赛亚信仰、启示、末世论等宗教冲动中，“信徒发现自己被一种从神学层面上触发起来的激情所控制，要么焦急地为来世做准备，要么试图通过自己的行动加快那个来世。一些人相信那些当权派，把上帝的天使般的教皇或他的末代皇帝颂扬成人类总少不了的最后统治者；还有些人追随革命性的先知，这些先知敦促他们摧毁现行的邪恶秩序，或通过欣然接受罪行的方式来引发大动乱。”除了众所周知的本雅明，跌倒的信众还包括弗里德里希·戈伽顿和恩斯特·布洛赫，前者选择了纳粹，后者投向东德。他们都把救赎的可能性和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坚信自己的乌托邦只有通过“纪律、权威、中心计划、一个总方针和正统观念才能实现”。对救赎之神的偏爱，使宗教彻底走向反面。

    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曾说：“为自己和他人追求灵魂得救的人，不应在政治这条道上求之，因为政治有着完全不同的任务，只能靠暴力来完成。政治的守护神，或者说魔鬼，同爱神、同教会所描绘的基督教的上帝之间，处于一种固有的紧张之中”。这番言简意赅的深刻概括是马克.里拉的启示录：驾驭政治需要理性，而任何狂躁激情的介入都会对此构成威胁。“爱向往的是善，但也会在无意间沦为恶的帮凶。因为爱会导致癫狂，引起一种难以控制的幸福的癫狂，无论这种爱是对一个人的爱还是对一个观念的爱。”如果说哲学家还要苦苦思考怎样与现实保持平衡，让理性控制哲学中的爱欲；那么宗教的解决办法则相对简单得多：退回个体内心世界，避免狂热的现实复合冲动。

    在这里，唯一的疑惑是：一种相对淡漠的“人工宗教”能否支撑起精神信仰？现代人的道德虚无怎样面对？在历史危机的豁口，谁能保证弥赛亚的精神不再度燃烧，如同星星之火？又焉知宗教的复合冲动不是理性压制的某种爆发？在听惯了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危机重重的现代性诊断之后，《夭折的上帝》呈现一种充满理性精神的正常声音，贯穿着美国实用主义的色彩。正如理查德·罗蒂那篇著名的文章《民主先于哲学》，在马克·里拉看来，一旦宗教与理性政治发生冲突，最先撤离的始终应该是宗教。毕竟，平庸的顺从好过超验的暴虐、
枯燥的理性强于疯狂的激情。某种程度上，生活在现代荒原上的人群比虚幻的 弥赛亚渴望者更需要勇气。

    和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一样，马克·里拉把现代政治中的灾难环节归结为灵知主义；但和沃格林不同，他的灵知主义根源于非理性的爱欲。马克·里拉以此回应现代性对理性的指责，并重新思考“道德与激情”这一古老的二律背反。在文化相对主义、解构主义、犬儒主义盛行的美国学界，马克·里拉看到了理性的溃败：无底线的宽容和无节制的理性同样是一种危险。如果说以赛亚·伯林曾被一种理性的僭越和背叛困扰不已，那么马克·里拉的出发点则是对自由底线的无限焦虑。他深深明白：过度的自由主义将是一种倒退，其后果是把狼和羊混为一谈，把清晰明白的价值变成是非模糊的片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里拉恰恰是伯林的继承者，而非反对者。他们的思想同是出于对某种启蒙遗产的修正和守护，并展现了智识在现实面前的思考和回应。

[美]马克·里拉 著：《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现代西方》，萧易 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2月，3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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