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品】

 韩戍：清朝遗老——现代国家下的传统主义者

    十九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化史”。在内忧外患的强大压力下，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清末新政到五四运动，从北洋政权到南京政府再到人民共和国，进步作为时代的核心词汇，始终是执政者和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就像孙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说的那样，“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狂飙下，任何人对传统抱有持续的温情和敬意，都有可能被作为“反面教材”，冠以“落后”、“保守”之名，成为“先进”者大加讨伐的对象。
    美籍华人历史学者周明之的《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是一部研究清朝遗老的重量级著作。他以梁济、王国维、罗振玉和郑孝胥四人为个案，通过他们的日记、诗作和遗文等资料，对他们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详实的史事叙述，细致的心理分析，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近代保守主义群体的复杂面相。
    梁济、王国维、罗振玉和郑孝胥的样板意义在于，他们都是纯正的汉人（梁济的远祖有蒙古族血统），却毕生钟情于满人“异族”政权。除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宣称自己自杀虽是忠于清朝，却也是“忠于世界”之外，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毕生蓄辫明志，罗振玉和郑孝胥两人甘冒“汉奸”之名，附于日本人卵翼之下，成为伪“满洲国”的祸首，都是出于内心深处对民国和新文化不认同。
    虽然新旧文化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不可调和，传统中也并非不含有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但在很多方面，新旧、中西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仅就国家观念而言，以遗老们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更多的是从文化层面，而不是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的。传统的“天下观”在他们那里落实到实际便是：清朝尽管是满人入主中原，但由于接受汉化，以儒家的制度和礼仪作为立国根基，就不能再以“异族”政权视之。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以皇帝为政治本位、以孔子为文化本位的“王道理想国”，它有着极大的文化包容性，是可以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民国建立，几千年政教合一的体制土崩瓦解，社会无序，道德沦丧，使遗老们感受到前所未有心理危机。传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使他们一心要“挽救世道人心”，重建传统秩序。
    周明之认为，在遗老们眼中，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过程甚至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因为他们已经认为自己是最高道德的代表，在这之下的一切行为，都有不可置疑的正当性。由于鲜有近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即使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极大损害，遗老们也不认为是。这样来讲，郑孝胥和罗振玉轻信所谓的“东亚共存共荣”，甘愿在伪“满洲国”充当日本人的傀儡，甚至两人在闻听“九一八事变”时感到欢欣鼓舞，认为民国会由此被一举消灭，日本天皇会将中国让给宣统皇帝，王道理想国将得以实现，也就有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
    除了文化因素外，遗老们对民国和新文化持反对立场，也带有种种复杂的非理性情绪。
    余英时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要求变革较少的人才被划归保守之列。”的确，这几位遗老也并非彻头彻尾的持保守主义立场。众所周知，早年的王国维对康德、尼采、叔本华研究极深，罗振玉一直力主废除科举，对新式教育模式有着一套详细的规划，郑孝胥是清末的预备立宪运动的著名领袖，可是辛亥国变，几位遗老不约而同地对自己的过去予以否定。
    实际上，遗老们要自圆其说自己的突然转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且不说他们不能无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和时代呼唤民主科学的形势，对既成事实的民国和新文化，他们也是基本无能为力的。在情感和理智之间，他们自己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他们将忠诚的对象定位于个人，对民国取代清朝持反对态度，但对于清取代明、明取代元的历次改朝换代的合理性却无法解释；他们一直胸怀“三代之治”，对从未实现过的“王道理想国”充满向往，但是却提不出一个有关理想国的具体实行方案。在他们为清朝的失道辩护时，因为缺少充分的理由，遇到的逻辑困难是前所未有的。
    许纪霖先生多年前在《激进和保守之间的动荡》一文中说过：“中国的保守主义在文化上具有一元论的性格；在学术文化讨论上充满意识形态的偏见，混淆事实与价值两重世界，缺乏开放、宽容的学术态度和多元价值取向，偏好以唯美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思维方式一厢情愿地营造民族文化的乌托邦。”的确，几位清朝遗老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不但坚定保持自己的旧有立场，还锲而不舍地谋求他们自称的所谓文化重建。比如王国维完全抛弃旧有的西方哲学，改而从事古代史的训诂和考证工作，罗振玉则专注于文物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刊布甲骨文等等。然而周明之在书中说的很恰当，“以考据经世的经世救国，是一个暧昧不明，难以自圆其说的概念”，纯学术的古文字学和训诂是否真能经世致用，古代史中是否真能得到所谓的古今治乱之源，无疑也是遗老们不能所回答的。所以遗老的命运，只能以悲剧告终。
    本书的意义，在于透过个案研究，使近代中国保守主义群体的思想特征得以清晰呈现。
    但作者的讨论还有许多未尽之处。张灏先生当年在名作《烈士意识与批判精神》中，曾就谭嗣同的激进主义来源，对谭氏的成长经历做过一番仔细的考察。受此启发，笔者认为，梁济、罗振玉、王国维和郑孝胥几位遗老们成长经历，很可能对日后他们的立场选择有着很大的影响。否则何以解释同是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士大夫，面对近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些人因时而动，选择站在时代潮流的一方，有些人却选择做固守传统的遗老？很可惜，在这一点上，作者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
[美]周明之著：《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3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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