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品】

沙青青：“利”、“义”之间——近代日本对华态度的思想脉络

    在先前的预告上说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清末至民国年间的中日关系。不过，由于此主题过于庞杂，我今天想谈的问题可能无法囊括如此宏大的主题，将更多侧重讲述日本自近代以来对中国态度的变迁以其背后的思想脉络。而这条思想脉络中的节点也只不过是无数日本思想家中的几位代表而已。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知华派（甚至亲华派），但他们关于亚细亚、关于中国的理念却又未能结出善果，甚至成为日本侵华扩张的旗帜。期间蜕变的过程，尤其值得思考。
    从“中华”到“支那”
    众所周知，中日交往由来已久。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始终都没有被真正被纳入中华的朝贡体系之中，也未像如朝鲜、越南那样的国家一般向中原政权称臣。拜波涛海浪之赐，作为岛国的日本如英国一样能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保持其种族与政权的独立性。不过，对于中华文明的繁荣，日本却有着长期的向往。遣唐使的故事自不必多言，即便是在唐朝以后，日本除了直接从中国吸取营养外，也会透过自称“小中华”的朝鲜来吸收来自大陆的文明。虽说在16世纪末，日本曾因出兵朝鲜而与明朝交战，但终究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日本对中国态度根本性的转折则可能始于满清入关。
    清朝建立后，许多深受中华儒家教育熏陶多年的日本知识分子都认为纯正的中华文明也就随之逐渐消亡了，即中华已经为蛮夷所征服。乾隆朝末期，一位幕府负责外贸的德川幕府奉行中川忠英曾编写过一本相当有趣的书，名为《清俗纪闻》。他当时长期驻扎长期管理与清朝的贸易，为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各方各面的情况，就特别去采访那些到日本做生意的中国商人、水手，向他询问当时中国风土人情。他甚至找来画师，希望通过图像的方式来真实再现清朝人的日常生活情况。
    这本书随即便在日本各地流传开来，其中所记录的风俗习惯与日本印象里中国人应有的样貌大相径庭，于是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更加深那种认为中华文明业已没落的判断（其实，朝鲜也持类似的看法）。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又开始认为中华文明道统已经开始为日本所继承。同时，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使用“支那”而非“中华”来称呼中国。所以，日本人萌发取代中国成为中华文明圈领导人的观念早在所谓“鸦片战争”便已逐步产生了。早在1823年，一位名叫佐藤信渊的日本知识分子便写出了一部名为《宇内混同秘策》的著作。书中，他便扬言日本应该“征服满洲”并“将中国纳入日本的版图”。但随后的鸦片战争以及黑船事件给予了日本人巨大的精神刺激，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东瀛列岛的上空。佐藤信渊在临终前也改变自己的想法，认为只有中日团结才能够低于西方势力的侵略，继而提出了“存支攘夷论”。
    佐藤信渊前后两种论调日后竟也成为了日本近代对华思想的两极，以至于百年间都未能摆脱这个“利”与“义”框架。明治维新的日本产生了两种思潮：一、“内治派”认为日本此时应致力于内部社会改变与经济发展，休养生息后才能将西方势力挡在门外；二、“征韩派”则认为抢在西方势力将朝鲜等国纳为殖民地前，先行予以占领，使其成为日本发展资源来源地与新兴市场。实际上，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外政策往往混合着功利主义、兴亚论等各类完全相反的思潮。一方面日本将西方文明视为学习的楷模，另一方面却又把西方看作贪得无厌的殖民强盗。一方面日本不惜追随强盗的步伐，另一方面日本又把自己看作亚细亚民族之“王道”反抗西方世界之“霸道”的当然领袖。从清末到民国年间的日本各界名人在对华态度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这种矛盾。下面我将结合一些具体人物来谈谈这种“矛盾”的对话态度究竟是如何演变。
    东亚大义的旗帜——宫崎滔天
    1871年1月23日，出生于玉名郡荒尾村（今熊本县荒尾市）的大地主家庭，是家里的第八子，也是末子。受其兄言论之影响，宫崎相信亚细亚民族的独立自主必仰赖于中国的革命与觉醒。因为只有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崛起才能带动周边国家的觉醒，才能够团结一致抵御西方世界的侵蚀。1891年，宫崎滔天第一次到上海。1897年，作为日本外务省观察员的宫崎滔天结识了孙中山，从此以后开始为中国的革命运动提供帮助。之后十余年间，宫崎滔天一直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最可靠的日本同志。1902年，出版自传《三十三年的梦》。1905年，成为中国同盟会第一批外籍成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亦曾出席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仪式。
    然而，目睹民国成立的宫崎滔天却并从未有过革命成功的欣慰感。相反，晚年却陷入新的反思——是否应该先在中国发动革命？或许应该先在当时东亚世界最先进国家的日本进行革命，才能真正达到振兴亚细亚各民族的目标。不然的话，业已帝国主义化的日本必将步西方殖民者的后尘来扼杀中国等地的革命。可悲的是，事实正是如此。而继承他晚年日本革命论的则是他的后辈——北一辉。
    军国主义的助产士——北一辉
    辛亥前后，追随中国革命党的日本人很多，除了宫崎外，最有名者便是北一辉。1883年，他出生于日本新潟的渔村。早年，醉心于社会主义理论，后加入宫崎滔天的社团，开始关注中国革命的发展。北一辉与宋教仁私交极好，甚至在革命党内部出现纷争时，也不惜痛斥孙中山“不择手段”的革命方略而坚决站在宋一边。宋教仁遇刺后，他自己组织真相调查，并把矛头指向了孙中山而不是事后“众口一词”的凶手——袁世凯。在为中国革命奋斗多年后，北一辉却目睹五四运动期间各类激进的反日运动，促使他开始思考未来亚洲的革命方向。
    很快，北一辉就改变了之前在中国闹革命的想法，和晚年宫崎滔天的想法一样，他认为革命还是应该先从日本开始。于是，便写下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主张应变革日本政体，把日本社会从财阀和贵族的手中解放出来，主张建立一个“人民—天皇”上下一体。有“日本特色”的皇国社会主义，继而才能成为驱赶西方势力的领导者。日后，却被“二二六”政变的少壮军人奉为“指导思想”，也因此受牵连而被判处死刑。而北一辉使日本成为“东亚解放者”宏愿却又被军国主义分子所“盗用”。宫崎、北一辉等人弘扬东方王道“大义”的理念最后却成为了日本军国扩张攫取“私利”的出师表。
    走向“亚细亚主义”的反面——大川周明
    作为北一辉的挚友大川周明成为了日本战后唯一一个被指控为甲级战犯的民间人士。大川周明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吠陀文学和古印度哲学。他通晓德语、法语、英语、梵语和巴利语，晚年曾翻译《古兰经》的首个日文足本。
    大川周明将东西对抗的理论发展到极致——日本作为东方文明的领导者，为了在这场对抗中取得胜利，必须团结大东亚，为了这一目标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他对内主张建立军部的法西斯统治，对外主张大亚细亚主义，东亚可统一在一个国家里各族共和。他的思想在30年代与军部上层幕僚极为接近，因而被奉为指导思想而广泛传播。
    其对中国的态度听起来非常匪夷所思，主张亲华，而亲华的具体手段就是直接派兵占领中国的侵华，以帮助改造中国纳入大亚细亚。他认为只有日本帮助中国才能彻底清除西方国家在华的特权，因此他对中国方面亲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度不满。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2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不断升级的摩擦事件中，他对中国政府总希望请西方国家出面调停的态度非常反感。例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一方面为关东军发动这一事变寻找理论依据，一方面对于中国政府请求当时的国联里的西方国家介入极其反感。其认为只要中国和日本直接交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谈的，但是决不应该让西方国家介入亚细亚事务。面对19世纪加剧的殖民主义和全球化进程，充满岛国忧患意识的日本知识分子和民间思想界，发展出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大亚细亚”迷梦。然而，这一思潮几经流变，逐步走向极端，并最终发展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统治的思想之源。
    壮志未酬的另类军阀——石原莞尔
    1909年，石原莞尔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早年曾作为日本陆军观察员在中国各地考察和收集情报，成为军部为数不多的“支那通”。后作为武馆派驻德国，期间用心钻研西方战争史的流变，颇有心得并开始构建自己的战争史观与东亚世界观。他认为：解决中日之间矛盾的根本途径便是日本从大陆完全撤退。但是，若日本从大陆撤退，那么北方苏俄的势力势必也会乘虚而入，那么中国大陆也还是难以摆脱动荡的乱局。所以，石原认为有必要在中国满洲建立一个缓冲区域，同时这片土地也能作为实践东亚民族“和谐发展”的试验田，既可作为中国日后的榜样，也可以反过来促使日本反省其亚洲政策。最终，满洲的建设成功可以令其他东亚国家心悦臣服，逐渐接受日本的领导，并将这种模式推广到整个亚洲。
    1928年，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于是乎也就有了施展其理念的舞台。他联合一群认同其理念少壮派军人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成立了满洲国。然而，他理想中的“王道乐土”并没有出现。满洲国自成立初始，便完全是日本人的傀儡，军部主导下很多国内财阀跑到这里大肆掠夺资源。对此，石原深感失望。事变后，他晋升少将被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一课课长，负责作战规划的重任。
    期间，他先后完成了《战争史大观》、《最终战争论》，他在书中指出东西两支的人类文明已经形成对峙，这种局面必将导致人类最后的战争，这场战争将是以日美为中心的世界大战争，战争之后人类将迎来和平走向统一，并创造最后更高的文明。为了迎接这场“东方王道”对决“希望霸道”的终极PK，石原制定了一系列战略规划主要是通过产业振兴来使日本成为一个高度国防国家，同时应该避免与中国进一步交恶并竭力主张在大陆的“不扩张政策”。 卢沟桥事变发生四天内，他曾几次否决强硬派军官的武力解决计划，最后却被强硬派拿出九一八事变的前科来施加压力，最终不得不同意妥协。后由于多次抨击东条英机的内外政策，而被强迫退伍，转入预备役。
    石原莞尔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态度的集大成者。他信奉东亚民族独立自强，却可以为了达成王道而不择手段。他一边清楚地认识到中日之间的症结所在，却又不甘心放弃日本既有的权益，转而希望采取更为极端的方式来“教化”中国。而正是在这种自我赋予的神圣感中，无数日本人挥舞着兵器在一片刀光剑影之间试图完成解放亚细亚，解放支那的神圣使命，却难以摆脱近乎悲剧的历史悖论。
    最后，再向大家推荐两本相关的论著：野村浩一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与王屏的《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我今天所谈到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这两本书中找到更为详细、精准的描述与分析。
    另外，还要向大家推荐日本漫画家村上纪香的历史漫画《龙》。虽然这只是一部漫画，但却通过一个中日混血儿的传奇经历将1920年代至二战结束这二十余年的中日之间的动荡历史给串连起来。作者对历史的考证也极为严谨，各位若想换个方式来了解这段历史，也可以放心阅读。许多历史人物（包括今天提到几位）也都有粉墨登场，更有郑苹如刺杀丁默村的情节，描写颇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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