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完颜小哭

60多年前离开台湾的日本男子去世了。女儿将他衣柜里黑木盒中的信件读毕，寄到台湾恒春的海角七号。那里曾有个叫小岛友子的女孩子，她曾经提着大行李箱、戴着很好辨认的白色针线帽，凝望起航回日本的船只——而他，没有承认相爱的勇气。

60年后，好多都变了，包括地址。在日本歌手中孝介开海滩演唱会之前，当地的民意代表主席坚持：必须要有本地的乐团参加。于是，抱着模特梦想却只能做助理的另一个叫友子的日本女孩、音乐梦破灭而当了兼职邮差的阿嘉、暗恋老板娘但人家“老公没死”的机车修理工水蛙、教堂小琴师大大（她的母亲是饭店的服务员，多年前，日本恋人弃之而去；而其实，这位母亲的奶奶就是小岛友子，呵呵）、努力推销米酒“马拉桑”的客家人、会弹月琴却没有演出机会的茂伯（摔断腿的老邮差）、原住民交警劳马（之前他在台北当特警，妻子出走）等等组成了乐团。当然，身为阿嘉继父但一直不被接受的民意代表主席还要忙里忙外。排练期间，状况频出。然而，乐团终于组建，演出终于实现，日本老师写给小岛友子的信件，也终于寄到。

台湾电影史课上，陈山老师曾说，台湾人有“悲情”情节。这或许是侯孝贤、杨德昌和陈国富等人作品的戏核所在。可是，那闷在胸口、吐不出气来的感觉，让台湾电影的票渐渐卖不出去了。

其实，叙事的作用是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为我们整合时间和空间，撑起一把安全感的伞。无论你爱听故事，爱看电影，抑或爱读史书，爱回忆过去，都是在寻找叙事的抚慰。在充满“悲情”感的台湾，属于叙事范畴的历史、现实和艺术，统统不轻松。被这样的叙事所蛊惑，新的叙事文本（当然包括新的电影），不沉重不闷气才怪。那么，当我们面对历史叙事和其他类型的叙事，态度应该如何？

《海角七号》的镜头语言和节奏像一个痛过之后长长呼了一口气的人，挂上了人间烟火式的微笑——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南台湾的市井炎凉，都被导演用松而不散的线索、干净有序的视听手段缓缓道出。那应该是每个台湾人身边的事、身边的人，不传奇，不完美，甚至不完整（比如影片并没有交代女服务员怎样伤害了奶奶），但贴心而动人；那也应该是大陆人所好奇的风景，机车男女、小吃摊、听不懂的闽南语小调——摄影机没有刻意离他们太近，去发掘“彻骨的悲凉”，亦没有刻意离他们太远，去制造“淡淡的忧伤”。不远不近的视角，是导演面对宏大叙事及细小叙事的态度，也应是你我看这个世界的恰当距离，更应是你我面对所有叙事的姿势。

主人公们并不是没有被别人的故事和自己的过去捆绑过，但他们最终都相爱的相爱、释怀的释怀。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阿尔杜塞言重了——原来，被叙事蛊惑，罪孽不深——如果那叙事来自于我们美好的心灵。

而大概是我自己太易人戏不分，被叙事蛊惑，才去担心别的人亦然。电影看到一半，就忍不住拿个手机狂拨某中尉电话。五分钟一个五分钟一个，没有反应。

果然，我被蛊惑了而已。

据说，陈云林在台湾看了《海角七号》后，很想买“马拉桑”来喝，叙事的力量果真不小。片中有个场景不知道陈会长看后有否会心一笑？——要给茂伯带上原著民项链的时候，茂伯说：“我原来有妈祖的这个，他们会不会打架？”

劳马在一边回答：“我们都是一家人，怎么会打架？”——呵呵，学理论的爱过度阐释，大概是我想多了。

另一场戏中，友子要走，服务员追上去，用日语喊：“你们日本人怎么说好了的事情都不算话？”

联想到大大的台湾母亲、日本父亲，偶心里一抖，莫非是说日本弃了台湾？

有《印度支那》酱紫的片子，偶不得不怀疑。

可能也是我想多了。比如片中《海角七号》的歌词：“……国境……”一词

去看这部电影吧，请注意杜笃之的音乐和范逸臣的新形象。

电影快结束的时候，“相逢是首歌”的铃声响起。在我的手机里，只把某中尉的来电设成这个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