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都到泉新村，这一程的经历，就好像是从地震前走到地震后。成都的一切，与日常似乎并无太大差别。从机场前往旅店的路上，我问起出租司机这一个多月以来的变化，司机说除了旅游业不如以往那么兴盛之外，其他的差不多已经恢复到以往的状况。若不是四处可见的红底黄字的大字报，你很难把这里跟灾难联系到一起。
而在离成都114公里远的绵竹市，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长途车站的路边就是简易的帐篷，有一些水果和杂货店，日常生活也还算正常，再往绵竹市里去一些，能看到已经基本搭建完毕的第一批板房，作为较早发出求助声的受灾城市之一，绵竹的恢复进程算是快的。
隶属于绵竹市的汉旺镇，距离绵竹市区大概半个小时的路程。那里的状况，则完全不如预期的那么好。几乎所有人都居住在闷热的帐篷里，灾民们不能种地，有些人只能靠拣废墟上的铁丝赚一些生计。
至于泉新村，就更加偏僻一点了。我在汉旺镇问了好一些人，都没有人知道，最后还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大爷给我指了方向，才帮我最后找到这里。
仁爱学堂和牛鼻子村夏令营，就在这里。
仁爱学堂
仁爱学堂在山路边的一个小平台上，几个帐篷错落在树与树之间，
借着树荫的庇护，比外面要清凉很多
在山路上婉转了几次，仁爱学堂的横幅突然出现在眼前。树上贴着鲜明的告示，大概意思，就是谢绝采访之类的话语。早先和这里的负责人阿甲联系的时候，也被告知不想接受采访，若是志愿者之间的相互交流，那是相当的欢迎。
抵达的时候，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照着儿童书排练童话剧。看到有一个背着包的陌生人出现，都转过头来大喊“老师”，搞得我十分尴尬。阿甲让他们继续排练着，随即就十分客气的把我领进一旁的一间帐篷。
地震刚发生的时候，有一批志愿者来到这里从事救援工作，等到救援工作差不多完成的时候，他们发现孩子们没有了学校，一切都混乱得很，于是就想搞一个临时的学校，让孩子们有个去处。这就是仁爱学堂的前身。后来和北京仁爱慈善基金会挂了钩，阿甲就是那时候加入进来的，由于本身是搞儿童教育工作的，阿甲算是主动请缨当了这里的负责人，和他的哥哥每两个礼拜换一次班，一起管理这个临时学校。
仁爱学堂现在总共有6名老师，除了阿甲之外，原本都不是干教育工作的。有一名退伍的军人，负责体育课程，带孩子们一起活动，还会教一些生存方面的知识，甚至还会用部队里的军事管理让孩子们养成纪律观；还有一名音乐老师，据说超级女声的“想唱就唱”就是他写的，也是长期待在这里；另有一名童话作家，则负责手工和语文的教育。这几个算是铁打的营盘，其他的一些临时志愿者则像是流水的兵，待的时间不会很长，一般都是10天左右，等钱花光了就会回去，有心的还会再回来。
用兴趣让孩子爱上读书
在课程的安排上，阿甲说并不想太多的跟着教科书来。一方面临时学校的角色和教育部直属的学校差别很大，要论教书育人，那是学校的事。等以后学校都建起来了，自然会有老师来教。另一方面，他觉得如果能够趁这段时间把孩子们的读书兴趣培养出来，相比于按照课本来要好得多。
在树丛中的教室，简陋但是整齐有条理，孩子们刚刚下课
高年级的黑板，阿甲会教一些词牌，配上音乐，教孩子们用唱来学习
从这里的实际安排来看，也的确如此。除了几个年级独立的“教室”之外，阿甲还设立了专门的阅览室。孩子们只要想看，随时都可以来自行取阅，只要看完之后自觉放好就行了。阿甲说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孩子都不爱看书，他们就用演童话剧的形式，让孩子们参与进来，才渐渐培养起他们的兴趣。到现在，孩子们对书的需求已经非常积极主动了。我在阅览室里坐了半个小时左右，孩子们来来往往的，基本就没有停歇过。
用纪律和规范让孩子学会生活
后来又谈到孩子的管理问题。我去仁爱之前，就听说过一些灾民被宠坏了的故事，习惯了被救助，反而养成了伸手要东西的习惯，成人尚且如此，孩子们又会怎样？
阿甲的处理方式是让孩子明白纪律的重要性。他觉得孩子和大人不一样，相比于大人而言，孩子们更容易从悲伤的情绪中走出来，但是相对的，也更容易养成依赖的习惯。如果一味的顺从和惯溺，孩子们自然不会明白自立的重要性。
所以在仁爱学堂里，每天都会有一定时间的义务劳动。阿甲和其他志愿者，会带着孩子们去附近的灾民家里帮忙。有时候学校的建设和维护，也会让孩子们参与进来，做一些忙帮端水之类简单的事情。另外，体育老师也会安排类似军训的课程，让孩子们列队报数，在这些简单而不起眼的活动中，让纪律和规范的观念，潜移默化的深入到孩子的生活习惯当中去。
孩子们的画墙，画着自己心目中的家
于是在这里，看不到孩子们肆意向大人们伸手索要食物的情形。相反，每一个孩子在看完书后，都会自觉的把书放回到原先的位置。看似混乱的学校里，地面上却基本没有垃圾，孩子们都会主动把垃圾扔到专门的垃圾袋里，有时回家路上看到地上的垃圾，还会拣起来扔掉。城市里面的孩子都未必能做到的事，在这里却是稀松平常。
坚持和平常心都要有
从五月底接手仁爱学堂到现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我们这些每天忙碌于朝九晚五的人看来，实在算不得漫长。但是在阿甲他们则不一样。
这一个月经历了很多事情，包括和政府疏通关系，确定学校的合法性；和建立学校的元老产生意见上的分歧，然后分家；另外还要时不时的给附近的灾民一些生活上的帮助。钱花了不少，所幸学校也渐渐步上正轨。
阿甲说等到暑假结束的时候，正式的学校也该开学了，到时候孩子们都会回到正轨的课堂，跟着正规的老师，照着正规的课本学习知识。总有要回到正规的一天，只是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读书兴趣，他希望能够长期的延续下去。但是他所能照顾到的，就目前而言，就是在仁爱学堂这个有限的范围内的几十个孩子而已。将来这些孩子在回到学校之后，还能不能继续保持良好的阅读习惯，他并不能肯定。他也想过一些延续的方法，比如在学校开学之后，和学校联系开设专门的课外阅读课程等等，但这牵涉到与学校和当地教育局的沟通，他并不敢保证能实现多少。
“尽自己所能多做一些吧，我并不能改变多少，有些东西该坚持，但是平常心也要有。”
继续上路
临行的时候，正好孩子们放学。有一个小姑娘带着几个孩子缠着阿甲要继续排练童话剧，像张艺谋一样，煞有介事的指挥其它孩子怎么扮演小狐狸和小兔子。这时候，新的志愿者老师到了，大家都忙作一团，于是我说要去赶车，就离开了仁爱学堂。那个小姑娘和其他几个孩子追上来问：“老师，你要走了啊？”
“我不是老师啊，你看我哪里像个老师了？”
“来这里的都是老师。”
“呵呵，那好吧，那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好了，你们那个小狐狸和小兔子的故事太老土，我给你们讲蜘蛛侠大战变形金刚。”
然后就大扯了一堆蜘蛛侠和变形金刚怎么闹矛盾又怎么和好的事情，瞎编乱造，孩子们不太知道这俩都是什么主儿，还好汽车人变身那段还算热闹。
小姑娘就是“张导演”，后来临走的时候，她送给我一个核桃
扯完之后，一个孩子问我包重不重。
“挺重的，要不你帮我背吧。”
“有多重啊？”
“跟你差不多重吧。”
“啊……还是算了吧，那老师你不累么？”
“不累，怎么会累呢，正好锻炼身体。老师背着包跟你跑步，你肯定比不过我。”
于是“老师”可耻的“败”了，不过作为第二名的奖励，一个孩子送给我一个核桃。
然后我就带着核桃继续上路了。
牛鼻子村夏令营
牛鼻子村夏令营在山路边上，比较显眼，但是条件上就要差一些。
从仁爱学堂出来，往山下走了几千米，就是牛鼻子村夏令营。这里的负责人，就是仁爱学堂最初的建立者——小易。小易今天不在，我只是和另外一名志愿者老杨聊了一会儿。
相比于仁爱学堂，牛鼻子村夏令营的状况要冷清得多，或许是因为今天正好是他们重新安排课室的日子，孩子们都放假了，我到的时候，只有几个志愿者在那里挖排水渠。昨天当地下了场大雨，地上原本积了些水，土也有些松。这些志愿者花了一天时间把地重新夯实，让孩子们走路更加方便。
老杨和小易一样，也是第一批进入灾区的志愿者。地震后的第二天，身为退伍军人的老杨就到了汉旺镇在这里帮助挖救埋在废墟下的灾民，后来救援阶段过了，老杨就四处帮忙，都是负责一些类似于搭建帐篷之类的后勤工作。
给孩子一个安全的栖身之所
问及建立这个学校的目的时，他们说就是想孩子们有个固定的地方，不用到处乱跑。地震之后，很多孩子都没人管，乡下地方大，有些地方还时不时会有山体滑坡，集中起来，总会相对安全一些。
我问这里的孩子心情如何。
老杨说，孩子嘛总是没心没肺的，伤心的事情，很快就忘掉了，情绪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没到之前，还有几个孩子主动过来问要不要帮忙的。他们这些人教书之类的，都不会，只能尽可能的给孩子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让孩子有地方可以去。
人手和资源的不足
这里的课室非常简陋，没有课桌，只有一块黑板，孩子们平时就坐在砖头上听老师讲课。我坐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有些疼的。
成员虽说有六七人，但真正负责教书的只有两个。一名北师大的函授生，另一名原先是乡村教师。其他的都是像老杨一样，主要是负责后勤。课本也没有，都是老师自己讲一些东西，目前的课程，就是教孩子一些地震和野外生存时的基本知识，让孩子们学会自我保护。
老杨说明天晚上会有两个志愿者老师到那里，大概那之后，会渐渐步上正轨。
总的来说，人手和资源都很差。
我问老杨志愿者的招募怎么来做，回答是由小易在网上招募，基本上除了教师资格证书之外，没有别的要求。所以之前来了一些志愿者，都做得不是很好，并不是说热情不够，而是灾区的生活实在是超乎外界的想象。一天两天的还能坚持，但是要长期的待在这里，没有相应的生活能力，志愿者反倒成了需要被照顾的一方。并不仅仅是这里，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
而物资方面，都是小易一个人去负责收集，和政府商量也好，自己出资采购也好。据说这一个多月来小易几乎花光了所有的身价，而且到处去跑，累得很。
志愿者的权益谁来保护
这一个多月来，老杨见到了太多事情。有一阵讲到一名同行的志愿者遇难，老杨眼眶里面就开始湿润了。志愿者来这里帮忙，在这里牺牲，却没有任何的保障。家里的妻儿老小就这样没有了依靠，老杨心里始终觉得不平衡。来这里之前，也有过别的志愿者组织的同志跟我谈及这样的事情，总觉得作为志愿者，为灾区付出了那么多，到头来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护，心中总有些不甘。
一方面甘愿付出，一方面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志愿者内心的矛盾，随着援助的深入，也渐渐浮出水面。随着初期满腔热情的逐渐消退，老杨们更多是带着责任心在这里继续着援助工作。然而重建这个漫长和艰苦的过程，紧紧依靠热情和责任是远远不够的。志愿者的权益由谁来保护？怎样依靠其他方式更有效的调动更多志愿者的积极性，减轻政府和现有民间志愿者组织的压力？势必会成为今后援助工作中新的问题所在。
新的学校仍在建立过程中
晚上回到成都，接到了小易的电话。
除了牛鼻子村夏令营之外，仁爱学堂最初其实也是小易建立的，那里的课桌和椅子也都是小易为他们提供的。另外还有两所学校：一所中学，在绵竹市体育馆，目前是发展状况最好的；还有一所在汉旺镇群立村，刚刚建立起没多久，还在起步阶段。
希望小易的学校能一个个尽快步上正轨。
后记
两所相隔仅仅数千米的临时学校，境况却是截然的不同。在仁爱学堂看到的是民间志愿者组织的希望，在牛鼻子村夏令营则是民间志愿者组织的问题和无奈。
随着重建的深入，民间志愿者组织自身的矛盾和局限性会不断的暴露出来。缺乏有效的筛选机制，没有相应的权益保护，专业能力的匮乏，等等。当热情过后，如何用更为正规而有效的方式，让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更多实际效果是所有民间志愿者组织都在面临的问题。
512地震，算是促成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民间慈善意识的觉醒。然而民间志愿者也才刚刚上路，下一步走向何方？规范化的管理似乎是唯一的出路，然而是民间组织从自身做起由下至上的规范，还是由政府自上而下的统筹规划？
阿甲说到志愿者应该学会放手，当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完之后，就该适时的让更加适合的人来做这些事情。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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