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偶像》

之

漂泊者的战斗

    1战斗的本体论……

    和人间的伟人鲁迅一样，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方向不明的航程；它的不可逆性，它的迷宫特征，使得最早对此警觉的人被迫以近乎乱联系的无奈方式，发明了许多旨在限定和明确标识人生航程的比喻性理论，为在茫茫黑夜中的穿行充当可资借用的手电筒和打狗棒。保罗·蒂利希的《文化神学》说到过比喻性人生理论在来源上的偶然性：“信仰包含一种偶然因素并且要求一种冒险。它使无条件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必然性，与一切有条件的、具体的事物的无常性结合起来……信仰的冒险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无条件成分只有当它以一种具体表征出现时，才能成为一桩与终极眷注有关的事。”这种包含着过多偶然性和大排转折亲而来的比喻性理论，虽然在某些时候也的确能使某些人达到瓦雷里惊叹过的境界：

多么好啊，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

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但正如歌德忧心忡忡地说到过的：“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歌德的话毋宁暗示了这样的意思：所有旨在指明人生方向的理论加在一块也无法穷尽生命和人生的可能性、可塑性。与人生相比，理论总是比喻性的，有着明显乱攀亲家的嫌疑。有鉴于此，南斯拉夫诗人加江斯基（Ivan Gadjanski）才干脆告诫我们说：“我们要避免对人生航程加以比喻”的恶劣习气。因为比喻在本质上会最终违背它们的本来意愿并将人生引入歧途。这是所有号称真理的比喻性人生理论的终极特征。对于这一点，用肉身来深刻体验人生的鲁迅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他之所以对信仰进行不断地背叛，原因之一就是既看清了信仰的比喻性质却又根本离不开这些比喻——因为填充空白人生需要它的指导，因为肉体也需要一个可信的或暂时可信的东西作为支撑。

    鲁迅还更加清醒地知道，在人生和生命底部众多值得悲哀的“事物”当中，死亡无疑是最大的“事物”、命定的“事物”（参阅鲁迅《坟》中的有关“描叙”）。因为死亡标识了生命不可回逆的绝对性。因为“人之所以消亡，是因为他不能将开端与终结合而为一。”（A.Von Kroton语。见H. Diels《前苏格拉底残篇》）因为生命不可能是一个圆，我们也不能拥有但丁所说的那种能力，以致于能在椭圆形的人脸上看出由七个字母组成的旨在表达生命圆满的术语：“上帝的人”（Homo Dei）。古埃及的《亡灵书》沉重地告诫我们：对那种永不复归的旅行得有思想准备，一路上必须穿越重重洞穴和死巷，那都是食人怪物的巢穴，旅程的尽头便是最后的王国。这些话与其说是针对亡灵，远不如说恰好描述了生灵的基本处境。但这当然就不是比喻了。鲁迅非常明白，人一出生，就立即落入到充满陷阱和过多诱惑的航程之中；在这场遥远的旅行道途，随处都散布着信仰和动作的歇脚地（否则，鲁迅也就不可能为自己建立“信仰的地理史”了）。为了走完它，有的人选择了平和、宽容、忍让、胆怯和犬儒主义的人生谋略（比如卡夫卡）；有的人则选择了战斗、呐喊、进攻与英雄主义的旅行政策（比如鲁迅）。选择的标准始终在选择者和时代境遇的双向互动上。但它们都是比喻。是对“最后的王国”本己的、看似有价值有意义的回应。

    鲁迅比大多数人更明白人生的旅行性质和旅行的比喻性质。在杂文集《坟》里他明确暗示了这一点，也指明了人生的最终去向：那就是表征死亡和虚无的坟墓。鲁迅说，惟有坟是必然的，是可以预先肯定的。由此走向坟场的路虽然堪称最为重要，但它是个未知数，有着自身内部复杂的修正比：这条路该怎样走，既然它是不可回逆的？应该以什么样的动作填满那段空白，既然必须要填满？该选择哪一种关于人生的比喻？是不是一定要选择呢？如果一经选择了，那些旨在限定和标识人生方向的理论允不允许被背叛？就这样，真实的人生最终要以修辞性的比喻（这当然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传说”了）才能得以完成。和几乎所有人一样（天才、狂人、疯子和领袖除外），这就是鲁迅一开始就遇到的巨大问题之一。他十分明白，比喻性的人生理论所需要的喻体却是真实的动作，是由时空定义和容纳了的醒目动作，也是经由空白人生和软弱肉体吁请之后才出现的属人的动作。鲁迅一生酷爱的动作之一就是战斗，不宽容的战斗，痛打落水狗的战斗。他旅行的尽头矗立的“王国”仍然是战斗（所谓“一个也不宽恕”）。和许多人一样，他把比喻最终命定地转化成了实有。这是人的无奈，决不仅仅是鲁迅的无奈。鲁迅的无奈只在于他比更多人了解比喻性的人生理论和人生旅行之间的生死关系。

    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上，到处都散布着信仰（即比喻性人生理论）和动作的歇脚地。怀疑主义者鲁迅在长夜茫茫的航行中，却一直在试图为自己的人生寻找许多不同的比喻，以利于能在不同的时空坐标上找到不同的、有利于此时此刻住起来舒适的歇脚处。毕竟无论怎样匆忙、急迫的赶路，喘息、换气和休息总是必须的。我们早就看到了，鲁迅的一生实际上正是漂泊者的一生。当然，他的漂泊是在众多可供选择的信仰的歇脚处之间的漂泊。他拣起一个比喻性的人生理论又扔掉它，再离开它，然后又找到另一个，最后无一例外总是重复了对前一个比喻性人生理论使用的习惯性动作：拣起、扔掉和离开（即对信仰的习惯性背叛）。这构成了鲁迅对信仰（比喻性人生理论）的歇脚地在动作上的经典性回应。

    雅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在《论迷宫》中对漂泊者与人生比喻之间的关系有着独到见解：“漂泊者在穿越迷宫般的沙漠时，发现他到哪里上帝就在哪里，上帝不是一方之土的天神，上帝是人的而不是土地的。这种上帝在我心中，上帝跟随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上帝都与我同在的观念的产生，必然导致一神论这个令人震惊的发现。这种观念只能产生于漂泊者。”如果我们将“上帝”偷换成“战斗”，阿达利的话几乎可以一字不易地用在鲁迅身上：战斗就是鲁迅在周而复始的拣起、扔掉、离开的动作系列中堪称恒常不变的核心动作。它是鲁迅对比喻性人生理论（即信仰）采取的动作系列的绝妙总结。战斗也是鲁迅在漂泊的重压下，在流浪的途中无可奈何的举止。他选择它，它扑向他，正是被逼迫的结果。战斗就是鲁迅的一神论。战斗的观念也只能产生于鲁迅这种性质的漂泊者身上，战斗使鲁迅最终将不同的比喻性人生理论在不同的时段转化为活生生的实体。

    战斗姿势被鲁迅选择，包涵了一个漂泊者深深的辛酸。从一入人世——按照萨特的看法就是被抛掷到世界中来——，鲁迅就不可避免的遇上了特定的、早已存在的、不容他从容选择的众多比喻性人生观。鲁迅背景不明、来历太难以说清的怀疑主义癖好，又容易使他在痛苦的思索中产生抛弃到手的特定比喻性人生理论的倾向。他在许多旨在限定和明确标识人生航程的各种比喻性人生理论之间来回穿梭、流浪、观望，以致于长期居无定所。在《绝对理性批判》里，康德很有感慨地说，人类的好奇心始终会使他们在修建了一幢又一幢的高楼大厦之后，再奇怪地察看房屋的底座是否结实、可靠。这无一例外地引起了随后掀翻既成房屋的“破坏”行为。鲁迅的漂泊也有这种性质：他在信仰的歇脚处住了下来，但他无一例外总是把它定义为客栈，用他随身携带的打上了鲁迅私人烙印的战斗工具；最后总是给歇脚处（比喻性人生理论）强制性地加添了定语：暂时的。他也在发现了人生信仰的不牢靠和不结实之后，掀翻了到手的比喻性人生理论。所动用的招式被鲁迅自己、也被他的后人们称作鲁迅式战斗。

    据说，犹太教的神秘主义体系喀巴拉（Kabbale），非常擅长于通过拉近几个意义看似甚远的语词之间的“内在”联系，寻找隐秘智慧之路的神学思辨。在明显的有违逻辑中，他们从一个字母找到了另一个字母，最后终于欢呼雀跃地通向了蕴涵绝对知识的所在，即第一个字母：“Aleph，救世主的居所。”这和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对数的论证和柏拉图对第一理念的论证异曲同工。鲁迅的战斗也是通过类似于这种神秘的、太难理解的隐蔽路径，通过对时代的认证、吁请、应答的多重转换，既为他的信仰漂泊者身份找到了证据，又为他的歇脚处定了性；同时，通过他一生对战斗——不管战斗是作为一个语词，还是一项动作——的磨砺，把战斗奉为最后的、绝对的信念。战斗就是鲁迅的第一个字母Aleph。这种句式上有违形式逻辑却又暗合心灵逻辑的多重转换，最终把战斗促成为鲁迅生命中的本体。战斗是鲁迅的本体论，战斗作为本体出现在鲁迅的人生语境之中。通过对战斗的反复摹写——还不如说在书写中反复实践战斗——，鲁迅甚至有能力在我们面前掩盖了战斗的比喻性质。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到的，正如喀巴拉看似荒唐的“逻辑”推导也不是所有人、所有形式的神学体系都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