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信仰的地理史

    我们一点也用不着奇怪，为什么一部古希腊哲学史完全可以归纳为一部哲学的地理史；我们通常看到的哲学史家对古希腊哲学的描叙，也正是从“米利都的泰勒斯……”这样的句式开始的，即使是最反感地理决定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也会在无可奈何之际或隐或显地选择这一句式。因为在不同时刻的不同地方，毕竟包孕着不同的思想和动作内容。鲁迅的信仰史与此相类似。那也是一部信仰的袖珍地理史。

    瞿秋白在为《鲁迅杂感选集》所写的长篇序言里，劈头一句就称鲁迅为“逆子贰臣”。我们几乎可以一口咬定，依照康熙爷的习惯性做法，鲁迅的确够格进入“贰臣传”。对各种主义、各种信仰的习惯性叛变是鲁迅一生的动作常态。但瞿秋白关于“贰臣”的总结如果不是谎言，最起码也是偏狭之论，因为他把总结的刀、枪、剑、戟只对准了鲁迅对封建社会和所谓资产阶级的叛变上。这里不妨顺便插一句，在当时究竟该怎样给中国版资产阶级下定义却各有各的说法。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掀起的那场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不正是公、婆、儿、媳都有理么？如此看来，瞿秋白对鲁迅的断言即使在当时也是不能随便当真的。

    叛变是鲁迅一生最主要的动作之一，它贯穿了鲁迅的一生。其他动作要么是由叛变引发出来的，要么就是促成叛变动作的生成的，因而它们总是阶段性的动作。“能憎才能爱”的虚拟句式也有必要放在叛变构成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有效的理解。可以想见的是，叛变也有它发生、壮大以及在特定之人那里赢得它特殊含义的历史，这种历史始终和实施叛变动作的主人在广大的时空中的穿行有关。鲁迅究竟到过什么地方，在不同的地方究竟想做什么、相信什么，如今的人们已经相当清楚了。我在这里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再次梳理一下罢了。

    绍兴

    绍兴是鲁迅做梦的地方，也是他试图叛变的开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绍兴是鲁迅其后一切动作的子宫。家道的中衰，严父常年卧病在床，作为长子（那时他是多么的年幼！）应尽的责任，使他经常出入于当铺、药房，饱经了人世的冷眼、讥笑和嘲讽。“嫌人穷，恨人富，”毫无疑问，构成了善于起哄的中国群众的一贯嘴脸。这是来得太早的磨难，给鲁迅其后的几乎所有动作打上了深深的、只属于鲁迅个人的烙印。“子曰诗云”里边杜撰过的温情脉脉的好世界，在鲁迅那里无可挽回地坍塌了。不过，鲁迅此时的叛变几乎是出于一种求生本能。这显然意味着这样一种潜台词：对“子曰诗云”光辉说教的背叛，和对“子曰诗云”之外还有另一个好世界的存在的希望始终联系在一起。因此，绍兴对于鲁迅，是一个希望和背叛相混合的地方，是鲁迅之所以成其为鲁迅的盘古王开天地。这里的背叛也早已埋下了反抗和战斗的影子：当普遍的白眼和讥笑都纷纷投向他时，鲁迅在悲愤中只好无师自通般地掌握了“横眉冷对”的动作要领。当然，此时的“横眉冷对”还只是单向的“恨”，并没有如鲁迅晚年所写的诗那样，“横眉冷对”与“俯首甘为”相对仗：这就是说，能憎才能爱的假想性质，还不属于充当着鲁迅信仰地理史上的混合物的绍兴——他朦胧的、不可遏止的反叛欲望，使他连有关对仗的修辞格都忘记了。人在最冲动的时候是最不需要修辞的时候，这中间自然也包括了修辞性的对仗。

    南京

    南京是鲁迅背叛“子曰诗云”（其实也是对绍兴的背叛）之后走向新生的第一站。鲁迅本人将它称之为“走异路”（《呐喊·自序》）。他离开了绍兴，实际上也意味着想告别他和乡亲们相互之间“横眉冷对”的敌对状态。因为那样的敌意超过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学海军和学开矿藏这些西洋科目中，他似乎找到了“子曰诗云”之外的好世界。南京是鲁迅一生中真正的避风港之一：他在狂热的学习中，既满足了他的求知欲，也几乎使他淡忘了在绍兴时的横眉冷对，从而把绍兴作为做梦的地方那一面给凸显了——他把在绍兴未完成的美梦搬到南京来继续进行。从比喻的意义上说，南京是鲁迅的床：这张床不仅给了他安眠和休息，还给了他做梦的空间。作为床的南京，和作为卡夫卡的床的布拉格完全不一样。南京给鲁迅带来的是向上升的快感和满足，布拉格给卡夫卡带去的，只是巨大恐惧的一个弱不禁风的破碎港湾。南京是鲁迅的幸福之地。但是，在绍兴的“横眉冷对”并没有完全被床隔离。在他给弟弟周作人的信里，鲁迅一方面表达了他的美梦就快要成真的狂喜，另一方面，也对当年的“横眉冷对”记忆犹新。绍兴是鲁迅一个可以不断被邮寄而来的包裹，即使不打开它，也知道里边的所有内容——即使是他早已躺在了一张自以为舒适的床上。

    日本

    日本对于鲁迅有些尴尬：一方面它是鲁迅摘取美梦（不管是强国梦，还是有趣填充自己空白人生的大梦）可资利用的脚手架，另一方面，当他借助这副脚手架正要爬上顶端去摘取美梦时才发现，这副脚手架要么短了一些，要么干脆就被收走了。学医的无聊，筹办文学刊物的习惯性流产，翻译的外国文学成品无人问津……加重了鲁迅身上早已潜藏着的失败感。刚到日本时那副意气风发的身板已经不复存在了。日本作为鲁迅的尴尬之地，给他带来的打击是双重的：既不愿意放弃做梦的权利，又明知做梦是不可能的。更加要命的是，在他那里做梦已经毫无意义。这就把混合物性质的绍兴中早已潜伏着的“横眉冷对”的那一面重新发扬了出来。这显然会带出以下结果：鲁迅此时的“横眉冷对”很可能是针对自己，或者针对自己的命运而来的。可以肯定的依然是，日本的“横眉冷对”照旧没有和“俯首甘为”联系在一起。就是在倒霉的尴尬之地日本，鲁迅曾写下了一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零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自题小像》）这首诗强烈地表达了自己要“俯首甘为”的决心，只是青春、热血气代替了晚年鲁迅“俯首甘为”所沾染的迟暮气色。但日本给他带来的一切，无疑已经剔除了“俯首”的权力和机会。因此，在针对自己和自己命运所做出的“横眉冷对”动作中显露出来的，是对自己命运的抗争，其实也就是背叛。要命的是，这样的背叛要把他带往何处，他已经不知道了，尽管背叛的惯性举动早已将他越领越远。

    绍兴

    从日本鲁迅再一次回到了自己命运的集散地——绍兴。“此”绍兴早已将“彼”绍兴中的梦想成分铲除了，剩下的仅仅是背叛。鲁迅此次的背叛是以向个人命运的屈服来达成的：既然你抗争不了它，还不如破罐破摔般地顺从它。一本署名不提撰人的明代艳情小说《昭妃野史》描写到女主人公不幸失身之后破罐破摔的风趣之言，很可以为鲁迅的这次背叛做一注脚：“已经中了秀才，罢罢，干脆再中个举人才想得过。”一位印度诗人也大喊说：“既然我已经喝下了那么多的毒药，难道还在乎这一碗吗？”鲁迅这一次的背叛意味着，他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做梦既荒唐又无聊。所以，“此”绍兴时的背叛和“彼”绍兴对众多的冷眼、嘲讽、讥笑进行“横眉冷对”相反，是对理想和美梦的“横眉冷对”，也是对“子曰诗云”之外虚拟的好世界的嘲讽。在鲁迅身上，始终存在着两个绍兴。这两个绍兴不仅集散着和批发着他的命运，而且还互相驳斥、诘问。一个对另一个嘲笑道：你曾经背叛了我，现在你又回到了我；后一个对前一个说：我什么时候回到了你？我只是无意之间走到了一个陌生之地。两个在鲁迅身上隔岸相望的绍兴，其实都太自以为是了，鲁迅在《朝花夕拾》里对它们说：你们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们只和我单独有关系。但鲁迅的看法真的正确吗？尽管他在这样看待它们时，依然对它们采取了“横眉冷对”的架势。

    北京

    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小职员鲁迅每天深夜都在抄古碑。抄古碑的行为最为明显不过的表明了：他对“子曰诗云”和“子曰诗云”之外的好世界的背叛是相当彻底的。因为鲁迅诚实地坦白过，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解除自己的寂寞，是为了麻醉自己。实际上是为了麻醉曾经出现过的幻象和美梦。抄古碑的动作是鲁迅用于充当背叛行为的乙醚。但北京也是鲁迅重新激昂起来的地方：在这里，他开始了和许多人的战斗。所以，北京在鲁迅信仰的地理史上有着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有着相当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又开始试图重新信仰。据许多研究家们说，鲁迅此时开始相信进化论了：所谓青年必胜于老年。鲁迅自己也开始认为，所谓希望，不能以我之“必无”，去否定他人所认定的“必有”。为了别人的希望，鲁迅以自己带有表演性质的背叛动作开始了新一轮的背叛：这一次的背叛是想把自己从绝望和虚无的泥塘中拯救出来。不管怎么说，绝望主义归根到底是一条绝路，毕竟希望还可能带来一点零敲碎打的光明。鲁迅在北京开始了有着浓厚表演性质的激昂战斗：和林纾战斗，和章士钊战斗，和正人君子战斗，和女师大风波中的杨荫榆战斗……

    白居易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如果没有鲁迅其后到达的地点，我们就会以为他的战斗中包含着的“横眉冷对”，就要快和“俯首甘为”天衣无缝地连在一起了，也就是说，能憎才能爱也就能圆满地达成了。

    厦门，广州

    鲁迅在北京的背叛之余还干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与自己的学生许广平偷偷摸摸地恋爱。这件事逼迫矛盾重重的鲁迅离开北京前往厦门、广州等地。这两个地方明显标识出了鲁迅对绍兴的彻底背叛，因为正是在绍兴，他接受了母亲送给他的一件很不讨他欢心的“礼物”：“夫人”朱安。厦门、广州是鲁迅多年后才爆发出的对于绍兴的彻底背叛和反动。这两个地方修改了绍兴的含义，却并未抹去绍兴的地位。从此以后，朱安——鲁迅——许广平开始了令彼此都很尴尬的三人行生涯。厦门、广州时期的鲁迅的真正意图在于恋爱；按照他的本意，是想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避风港。但随之而来的战斗打破了他的幻想。被背叛的日本、北京并没有遗忘他，它们追过来了。从爱情中并不能给他带来新的信仰以帮助他抵挡万恶的追兵。当然，说鲁迅信仰爱情怎么看都只能是一个笑话。早在写《伤逝》和演讲“让娜出走之后”，鲁迅就不信任爱情了。为了自己的爱情，他可以向对他施加嘲笑的人横眉冷对；可在爱情内部，他和许广平也并没有太多的话要说。一部厚厚的《两地书》，说出的仅仅是自己的矛盾和背叛历程，以及希望爱情能帮助他从不断的背叛中迈步出来的隐隐渴求。《两地书》就是关于背叛的隐秘对话。可以想见，当向前并不能从爱中找到信仰，而后又有北京、日本、绍兴的紧逼急追，鲁迅发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哀音，就非常自然了。

    上海

    和浮士德博士与梅菲斯特签约，从对政治、理想国、爱情、美人的信仰及追逐全部破产，终于在大规模的人民劳作之中看到自己的希望和幸福相似，研究家们大多一口咬定，鲁迅最后也终于站在了劳苦大众一边，只不过他没有喊出“停一停吧，你真美丽”。上海是鲁迅肉身的最后一站。在上海，他留下了许多疑案，比如说，他真的有如浮士德那样信仰劳苦大众吗？

    在上海的最后几篇文章中，鲁迅有一句名言叫做“一个也不宽恕”，实际上已经把“横眉冷对”的动作推向了极致；但这并不必然导出“俯首甘为”那种有关“爱”的动作。可以肯定，“一个也不宽恕”挤满了鲁迅的心胸，以致于在交代后事时，要么只是含含糊糊地告诉许广平忘记他，要么就是以自己“横眉冷对”的经验告诫许广平不要轻易信任任何人（《且介亭杂文末编·死》）。这中间包不包括劳苦大众？“千夫”与“孺子”相对仗，在鲁迅那里，不仅仅是一种修辞和诗学上的考虑，它的根本含义是要在所有人中挑选和归纳出二元对立的这两类人来，一类可供他绝对地“横眉冷对”，一类正需要他去“俯首甘为”。然而，在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对人的不信任，尤其是对群众的不信任是由来已久的。在他的心目中，大众不过是瞎起哄的庸众的代名词。所以，掩盖在信任大众、并把他们委任为民族脊梁之下潜藏着的恰恰是一无所信：大众只是鲁迅用于摔向他曾经背叛过的所有信仰、所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一颗手雷。换句话说，信任大众只是工具；而工具只能是工具，从来就不是别的什么！

    鲁迅死了，死在上海的公寓里；但鲁迅的思想的确并没有随他的肉身一起死去，他留下了信任大众的假象，刚好可以被后人们利用，作为他们赶路时的手电筒。那条长长的送葬队伍里的工人、学生、甚至农民，不知道他们清不清楚，鲁迅永远只站在了魔鬼的一边根本就没有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把民族魂的旗帜盖在鲁迅身上，到底有没有自作多情的成分？而那条长长的送葬队伍，正好是相信“能憎才能爱”的绝妙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