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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仰的习惯性背叛(二)(2009-08-25 00:51:36)
标签:杂谈 分类:学术文章

 

    2恨……

 

    不过,我们似乎没有必要指责那些说谎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故意性的)。按照Baron Klinevich的看法,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没有谎言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谎言和生活是同义词;我们仅仅是在需要快乐和开玩笑时才说出真相(On earth it is impossible to live without lying ,because life and lie are synonyms ; but ,here we will tell the truth just for fun. Baron Klinevich,“King” of the Wrpses)。克而凯戈尔也说:谎言才是真理,科学只是一个悖论!究竟是正话反说还是事实就是这样?不清楚。“能憎才能爱”就是这样一种性质的真相:它仅仅是为了和我们开开玩笑。尽管它带有庄重肃穆的神色,但它归根到底只是某种伟大事业需要的广告术语。而广告,正如同诺斯诺普·弗莱在谈到它时说起过的:“它只是一种游戏:它在扮演一个角色的原始意义上是虚伪的。”(弗莱《批评之路》)

    康吉昂(G.Canguihem)在《正常与病理》中充满诡辩色彩地写道:“人只有在符合各种标准时才是健康的,只有超过正常时才真正是健康的。”“能憎才能爱”显然是个很不稳定的条件式命题。因为它既不符合多重标准(它只是二元的),却又大大超过了正常情况,与健康所要求的那种不正常状态(假如康吉昂是对的)也有着重大差距。憎与爱只是人类复杂情感的两个极端,在它们中间还夹杂着过于繁多的、难以名之和难以定义的众多情绪。鲁迅的确是最善于凸现这两种极端情绪的人物之一,只不过他把爱这一极给高度抽象化和虚拟化了。人们(主要是小鲁迅们)在总结“能憎才能爱”这一命题时,的确是庄严肃穆的,也是咬牙切齿和略带几分幸灾乐祸的神情的。但这是一个恶意的谎言。因为他把恨直接过渡到爱,让站在神学彼岸的“爱”来到了恨的身边并最终取代了恨、占有了恨,完全不顾及爱与恨两极之间还存在着那么多的情感内容。它忽略了对众多善恶难辨、爱恨交加的中间情感形式的问候与致敬。它不符合康吉昂所谓的正常标准。

卡隆(M. callon)在《技术社会学》里说过的话正好可以用在这里,只要把“社会学”一词置换为“情感学”就行了:“社会学是一种运动,运动中的各个角色在……想象和真实之间构筑并创建一些差异和界限:这些界限的走向是一个赌注,除了完全统治的情况,任何共识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是中间环节决定了事物的最终面貌;中间环节就是卡隆的那笔“赌注”,而起点只是零。零的推演直至事物的终结要靠中间环节的严肃摆渡。从恨就能一定走向爱么?而这,无疑就是逻辑赌徒下注时的习惯性嘴脸了。赌徒们肯定有这样的渴望:假如所有的中间环节都在驱使零一步步绕了一个大圈子后又回到那个零呢?谁能担保没有这种可能性?庄严的谎言就这样在肃穆的神色下完全掩盖了开玩笑和下赌注的性质,恨也如其所愿地在“能憎才能爱”的句式中转渡为爱。这需要太多的想象,是和真实有着太多差异与界限的想象。从“憎”的动作中开出“爱”的天地,完全是一次突变,一个恶意的玩笑,按照黑格尔、恩格斯和卡夫卡的建议,我们却正好可以从“恶”意的谎言中窥测到人性的深度和变幻莫测。

    卡夫卡说:“以往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提问得不到回答;今天我不能理解,我怎么会相信能够提问。但我根本就不曾相信过什么,我只是提问罢了。”这当然就是典型的卡夫卡式悖谬了,但它恰好是我们人生的常态:我们的前后两个动作往往构成了互否、互相驳诘、相互矛盾的局面。这也是鲁迅遇到过的:他也想爱,但他的确找不到爱的对象;鲁迅一生只是在发掘恨,在收集黑色的光线,也在向可恨的对象发问,但无一例外在最后总是不屑于发问,而是直接施以恨的动作。所谓踹击、斜视、为白天实施割礼、肉薄、悲悯和诅咒……都是恨的具体化和肉身化。恨省略了诸多转折和过渡。恨对自己在最后是否能获得和转渡到爱持否定态度,也最终同意了卡夫卡决不发问而只顾实施上述激烈动作的暗示。

    恨在色泽上是黑的。长期以来,我们却把鲁迅的恨处理成了红色。这就是“能憎才能爱”的真正命意。从鲁迅的恨中总结出红色,毫无疑问,也是一种有目的的修辞和传说。在鲁迅依照自己的内心底蕴和性格旨意展开搏杀的命运,不断向可恨之人、物发问并寻找可以恨和必须恨的人和物时,黑色的斗争过程被处理成红色,或者被当作是为了杀出一条通往光明的血路——血就是红色的(这不是修辞);按照“能憎才能爱”的普适公式,红色就是爱。我们不敢说所有的恨都有机会化作行动,但它无疑包孕了行动的全部可能性。在鲁迅那里,恨早已变作了现实性的行动,这就是被小鲁迅们长期以来美化的战士形象。

    斗争是20世纪中国的重大主题。不能否认,斗争的确有爱的成分在内,因为它的确是在爱与恨的共同驱使下才得以展开的。可是在具体的行进过程中,爱的空间往往被挤占了,或者爱的空间的存在仅仅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一种策略:它是为斗争服务的。上百年来,批判的武器就这样代替了武器的批判。它是目的对于手段的强烈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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