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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求学的那些辛酸事

(2008-12-12 08:46:05)
标签:

老三届

求学

辛酸事

教育

老三届,求学的那些辛酸事

 

老三届,是指正好碰上文化革命、失去了读书机会的66、67、68三届初、高中学生。我是66届高中毕业生,是老三届中的老大。我们拿到高中毕业证书,正在进行文、理分班复课时,文化革命骤然而至,被剥夺了参加高考的权利,成为文化革命最惨痛的牺牲品。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大批已经结婚、成家的同学才有机会进入高考招生考场。我的好多同学,都是乘这个机会考入大学的。比如后来回到武冈教书的黄三畅、易祥茸、肖坤孝,陈远美、刘时廉,在邵阳师专教书并当过教务长的邓星亮,都是与我同届的老三届同学。

遗憾的事,我却没有在那次机会中实现自己读大的梦想,直至1989年才经过插班生考试考入武汉大学,与年龄差不多小一半的小弟妹们成为同学,去了却自己的大学梦。

其实,中央一宣布恢复高考我就报了名,准备参加高考。让我没想到的是,中央规定老三届的初、高中生都可以参加高考,政策到了武冈却变了味,我这个结了婚的不准参加高考。据我所知,就是我们武冈县,结了婚的老三届学生好多人1977年都参加了高考。为什么我却不能参加?这一塘水太深,一两句话说不清,主要是文化革命的原因。

听说不准结了婚的老三届学生参加高考之后,有如五雷轰顶,仿佛天要塌陷似的。我当然不甘心,为此也有过很多抗争。为了争得这一机会,我与当时负责招生工作的一个县领导面对面大吵了一场。就在招生办办公室,两人相隔一张办公桌,他拍桌子我也拍桌子,吵了一两个小时。事后我的朋友对我说,你就不怕报复?我说,我只想上大学,我顾不了这么多了。但是,我没有获准参加考试。我当然不会死心,想找省招生办讨个说法。不甘心的我,趁鲁之洛老师要去省城长沙,便向省招生办写了一封询问信,托他带去。之洛老师为我去找了省生办的人,但最后还是没有获得考试资格。关于这件事,在陈碧秋对我的访谈中。我曾经说到过。

第二年——1978年,我又报了名。不巧的是,考试时我在外地参加省里的一个创作笔会,高考机会再一次与我擦肩而过。

其实,那些参加1978年高考的同学,也有过许许多多的辛酸事。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一个名叫黄家培的同学。黄家培是武师对门垅里那个地方的人。在武冈二中读书时,他在高41班,我在高44班。因为家住城边,回乡之后他就在城里拖板车,生产队按搞副业的人对待,每个月上交生产队二十多元钱,生产队再给他记工分。黄家培人长得单薄,拖板车运货很吃力。我在县祁剧团当编剧时,经常碰到他埋着头拖着很沉重的板车一步一步前行。见到我时,他就会将板车停下,与我坐在路边聊聊天。只要一说到读书的事,两人就会仰天长叹。

有一次他从文坪拉了一车煤回来,刚好我有事去了一趟二中,看到他拖着煤上黄茅冲那个坡。他拖着板车,成之字形往坡上一步一步移动。我没有惊动他,只是快步上前帮他推车。也许感到所拖的板车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低着的头往后看了看,发现了我。上了坡之后,他将车停在路边,与我坐在路边的草地上。两个人心里都有许多想说的话,但是谁也没说话,就那么坐着,望着对面二中的校舍。过了好久,他说了声“走吧”,就拖着板车往前走。前面是一个下坡,为了省一点力气,拖板的人都会放飞车。放飞车时脚几乎是大跨步赛跑,省力是省力,却是很危险的。一个身体那么单薄的人,居然玩命似地一下子飞下坡去,让我不觉心头一酸。

1978年高考报名前的一天,他来县祁剧团找我,要我帮他拿主意,去不去考。我说,当然去考,你难道不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吗?他说,十多年没摸书了哟。我说,抓紧时间复习一下,能考上的。他说,要交队里的副业费,白天要拖板车。我说,就是砸锅卖铁也凑上一个月要交的钱,在家好好复习一下。他听从了我的意见,凑好一个月的副业钱,在家复习了一个月,参加了高考,被录取在邵阳师专。后来我去看那些在师专读书的同学时,他对我说,幸亏听了你的劝告,要不现在还在拖板车。

遗憾的是,黄家培居然那么命中多乖舛,临到快要毕时,因胰腺问题突然去世,圆了大学梦,却没有机会当一天老师。去世的头一天晚上没有一点迹象,第二天早上,同室的同学叫他时,他已经去了。

77、78 年高考,报名的都是四五百万,而录取的只有二十五万来人,其录取比例,比起后来的千人万人挤独木桥要小得多,进大学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黄家培有幸进了大学,眼看就要比业了,却英年早逝,真的是太遗憾了。

在邵阳师专读书的老三届那些同学,不少进校前是教中学的老师。进校后,师生变成了同学。也写过不少小说、在武冈二中、湖南师大附中教过书的邓星汉,与我在铜宝岩职工子弟学校同过事的邓星君,就是邓星亮的学生。曾经的师生成了化学科的同学,大概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邓星亮的爱人要是来了,便要向同学求个方便,让出房间供他鹊桥相会。其中之尴尬,大抵也是很带有一点辛酸的。

不过,老三届同学有三年高中学习的扎实功底,有的还当了十来年中学老师,应付学习自然要轻松得多,甚或还不时地当一下“师傅”。刘时廉就是一个。有一次,我去找刘时廉时,他还躺在订上睡觉。进屋时恰逢一个同学在叫他,“老师傅,这个题目如何做”?他也不起床,在被窝里问是什么题目。同学告诉他之后,他便怎么怎么一通,算是尽了“老师傅”的责任了。看完全过程,我才上前叫他,说,你这大学读得舒服呢。他只是笑笑,那笑有点无奈。当时的学生生活十分单调,唯一的乐趣便是去周围那些工厂看露天电影。刘时廉专门列了一个表,好像是课程表一样,星期几可以去哪看电影,一应周全。谁要是想找电影看了,就会来问他。

毕业之后,这一批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了所在学校的教学骨干。但是,由于都来自农村,找的对象绝大部分是农民,孩子自然也是农村户口。这一道难题,马上又成了这一批人的沉重包袱。真的是一步错、步步错哟!要知道,当时想要解决户口问题成为吃国家粮的人,简直比登天还难。毕业后没几年,这一批人中很大一部分人被贵州、新疆等省用解决家属户口“勾引”走了,来了一次“大逃亡”,至今还有一些人没有回来。

这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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