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后画像

    婚外私通并非男人的专利，即便是受“三从四德”思想紧锢的古代妇女，有的甚至贵为后妃、公主，也多有不满婚姻现状而大肆进行婚外私通的。这方面，尤以唐代后宫为甚。

    在唐代上层社会的男子中，较为普遍地实行着各种形式的多偶制度。皇帝三宫六院，嫔妃如云。《新唐书》记载，玄宗李隆基“宫嫔大率至四万”。上梁不正下梁歪，王公贵族、富商巨贾也以各种借口广纳姬妾，少则三妻四妾，多则姬妾成群。《陇西王博乂传》记载，陇西王李博乂“有妓妾数百人”；《长安后记》记载，富商孙逢年“妓妾曳绮者二百余人”。就连与妻子感情笃深的著名诗人白居易也蓄养大量姬妾。据考证，在白居易的姬妾中，善舞者有小蛮和春草、红绡；善歌者有樊素、紫绢；还有善弹琵琶的谷儿、善吹笙的菱角等。除广纳姬妾之外，一些文人雅士还有狎妓的嗜好。《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几个人，每年春天，都要带上三五个妖艳的妓女，乘坐小牛车来到郊外，籍草而席，裸身饮酒狂欢，并自称为“颠饮”。唐代官妓盛行，官妓向官员献身被认为是一种义务。官妓中的佼佼者往往被权臣长期占有，“私生子现象”屡见不鲜。有的官员喜欢把官妓当做人情互相赠送，有的贵客过境，就送妓女侍寝。另外，官员在工作调动时，前任除了向继任者交接公务外，有时还要带走自己喜欢的的官妓。《太平广记》记载，尚书李曜离任歙州刺史时，就带走了官妓韶光，并把另一个叫媚川的官妓托付给了继任者吴圆。

与男子的多偶制度相对应，在唐代上层社会的妇女中，也常常上演出许多蓄养男宠、婚外私通的艳事来。以武则天为例，早在她作太宗李世民的才人时，就与太子李治发生过暧昧关系，当上皇帝后，更是“选美少年为左右供奉”。史载，武则天的男宠有薛怀义、沈南缪、张易之、张宗昌等人。当时左补阙朱敬则就曾进谏道：“臣闻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武则天对朱敬则的犯颜直谏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对其予以褒奖，说“非卿直言，朕不知此”，并赐给其彩绢、马匹。武则天尽管气度非凡，而在行动上依然是我行我素。对此，现代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武则天是皇帝，而不是太后，既然是皇帝，就应该享有皇帝的礼制，而武则天只有区区几个男宠，“较之唐代皇帝后宫人数犹未寡少也。否则朱敬则何以能昌言无忌讳，而武瞾又何以公加赏慰，不自愧耻耶？” 陈寅恪的论断可谓精准，然而结合中国当时的现状分析，这种现象除了因为武则天有皇帝这一特殊身份外，更与唐代的社会风气有关。

原来，在唐代社会中婚姻关系本来就比较自由宽松，在家庭中，夫妻之间的约束力并不是很强。《旧唐书》记载，高宗李治死后，中宗李显即位，武则天专决朝政。不久，中宗被武则天废为卢陵王，贬至房州。中宗在房州时，与妻子韦氏同遭幽禁，共尝艰辛，感情甚深。中宗曾对韦氏许诺说：“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这个“ 不相禁忌”，就是唐代夫妻双方都可以自找情人、婚外私通的同义语。更为可笑的是，《开元通宝遗事》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杨国忠出使于江浙。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疾。忽昼梦与国忠交因而有孕，后生男名朏。洎至国忠使归，其妻具述梦中之事。国忠曰：‘此盖夫妻相念，情感所至。’时人无不高笑也。”杨国忠与堂妹虢国夫人杨氏私通，其妻裴氏早有耳闻。作为妓女出身的裴氏伺机报复，也不足为奇。尽管“梦中怀孕”借口荒唐，因此“时人无不高笑也”，然而杨国忠对老婆的出轨行为不仅没有怪罪，反而主动为其开脱，这除了顾及自己的名声外，只能说明夫妻间有一种“不相禁忌”的默契。

这类婚外私通行为在后宫中最为常见。高祖李渊时，其庞妃张婕妤、尹德妃就曾和太子李建成、皇子李元吉私通。中宗李显时，韦后、上官婉儿又共同和武三思私通。《旧唐书》中记载：“引武三思入宫中，升御床，与后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丑声日闻于外”。原来，韦氏在房州时就曾和武三思私通。韦氏重新当上皇后之后，更是公开与武三思私通。令人不齿的是，中宗不仅亲自安排韦后与武三思幽会，还当面亲自侍候。史载，春末的一天，午后无事，韦后无精打采。中宗窥知她的心思，便命太监去宣武三思进宫。韦后见到武三思后，精神大振，便和武三思玩起“双陆”的赌博游戏。中宗则站在一旁手持筹码，为他俩计算输赢。韦氏淫荡成性，除与武三思私通外，又在宫中蓄养了三个美男子。“国子祭酒叶静能善禁架，常侍马秦客高医，光禄少卿杨均善烹调，绵引入后廷。”这三个人被韦后看中后，摇身一变，都作了皇后宫中的幕宾，追随韦后，不离左右。而中宗对此则视而不见。史载，中宗的妃子上官婉儿也与武三思私通，并蓄养美少年崔湜四兄弟为男宠。除后妃外，唐代公主也多有婚外私通行为。高祖的女儿永嘉公主嫁给左卫将军窦奉节，却又和大臣杨豫私通。太宗女儿合浦公主嫁给宰相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后，竟与和尚僧辩机私通。中宗女儿安乐公主嫁给武三思之子武崇训，却又跟武崇训的堂弟武延秀私通。而武则天女儿太平公主更是公开大肆蓄养男宠，人数“以成百上千计”，还从中遴选出薛怀义、张昌宗送给母亲武则天为男宠。

民间妇女私奔、私通之事也不乏其例。维扬大商人之妻孟氏在家中吟诗，一少年入门而言：“浮生如寄，年少几何，岂如偷顷刻之欢。”于是孟氏就和他私合。长山赵玉之女，在林中遇见一名英武军官，便说：“我若得此夫，死亦无恨。”军官说：“暂为夫可乎？”赵氏说：“暂为夫亦怀君恩。”于是二人在林中欢合而别。唐代的小说中也有不少描写男女私通的故事。令人发笑的是，《太平广记》郭翰一则，就绘色绘声地描写了织女私通的故事。说织女丢下牛郎，夜夜到人间和情人幽会。情人问她怎么忍心丢下牛郎独自下凡，织女却说：“阴阳变化，关他何事！况且隔着那么宽的一条银河，他不可能知道这事。即使他知道了，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这些史料表明，在唐代婚姻中，一夫一妻制不仅对丈夫，而且对妻子的限制也并不太严格。女性在“不相禁忌”的情况下，常常享有同男子对等的婚外私通的自由。

唐代妇女热衷婚外私通，是在唐代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形成的独特现象，客观上讲是对封建婚姻制度下男子纳妾嫖妓的一种报复，是对男性多偶制的抗争。（文/抒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