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十一假期，我接待了一位美国客人，他就是Gunter。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尽管从他事先的邮件，以及我从笔记本中翻到的名片，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
我们在去年2月份欧洲的展会上交谈过，但我还是无法从记忆中搜索到Gunter的模样，直到这次见面。
见到他时我有些意外，因为从事先通话时的声音判断他应该是一位中年人，但是眼前的Gunter，应该已经是六十多岁的年龄。他，瘦削但精神矍铄，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脸部线条不很象美国人，倒是更像欧洲人。人健谈而且幽默，当然说的是一口纯正的美语。
在三天的接触中，彼此除了在具体业务上进行了详细地沟通，更是海阔天空地聊了许多。无论是请他吃饭的席间，还是去外地工厂的路上，我们之间的话题从最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到今后的世界经济形势；从他对眼前青岛的赞叹到他家乡洛杉矶的气候；从饮食谈到东西方文化.....,
聊得十分投机和愉快。以致于在4号送他离开的路上，通常开车十分谨慎的我，竟能一边开车一边滔滔不绝地一路聊到了机场，而话题就是从路上看到当天众多的婚车而谈起了中美婚俗的不同！
聊天中我逐渐知道了Gunter的经历。Gunter出生在德国西北部，他的父亲是潜艇艇长，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因潜艇被击沉而阵亡，那年他只有两岁。二十岁时的那个冬季，他所在的销售医疗仪器的美国公司，派他去美国总部学习，地点正是四季如春的加利福尼亚州。德国北部的冬天异常寒冷，所以当他踏上加州的土地，享受到著名的加州阳光之时，便下定决心不再回去。于是Gunter成了第一代移民，并继续留在那家公司工作。后来，他结了婚并育有一儿一女。
几年之后，Gunter发明了一种医疗仪器并建立了自己的公司。他对于工作一年以上的所雇用的员工都赠与一定的股份，员工们工作自然十分努力，公司的经营也越来越好，直到另外一家大的公司将其收购。拥有股份的员工都获得了不小的收益，Gunter也转而为这家公司工作，直至几年前退休。二年前，闲不住的他又担负起了他女儿的公司从中国进口的工作。
Gunter从1976年就开始来中国了，在过去的近四十年里，他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世界各地的商务旅行中度过的。在此之前，他在中国最多的是深圳东莞一带，他原来工作的公司在深圳建有自己的工厂。甚至在2003年SARS流行时，他竟也出现在深圳的酒店里，那家酒店平时外国人很多，但那时他是唯一入住的西方人。我问他，“难道你不怕死？”，他说，“SARS中死亡人数约200多人，而美国每年的流感也要死几百人，这样一想，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在其他西方人远离中国的时候，他甚至在工作之余，在乡村俱乐部里与中国的朋友们尽情地唱卡拉OK呢。Gunter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及他的特立独行，令我刮目相看。
当看到马路上有摩托车驶过时，Gunter告诉我他年轻时非常喜欢骑摩托车，甚至两年前他还买了一辆Honda摩托，但是为了不让他太太看见，一直停在公司的仓库里。用他的话讲，骑摩托时，“感觉好极了!”，我想那一定是我们这些总是担心出事的女人所无法体会的一种感觉。不仅摩托，他也一直非常喜欢跳舞，直至两年前他一次不慎在下楼梯时左小腿骨折。
说起开车，Gunter还告诉我，与他同名的儿子是美国的特警，看来在当地也是一个不小的人物。他曾因超速驾车被警察拦截，但当他报上儿子的名字时，警察马上改为笑容，又是握手又是问好。说到这些，我注意到Gunter的脸上满是自豪的神情。
我好奇Gunter的英语十分纯正，不像我接触到的有些德国人讲英语时的发音。经过他的解释，我才知道，Gunter出生的德国西北部，是英语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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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格鲁撒克逊人的原居地，央格鲁撒克逊人是古代日耳曼人的分支部落，后来到了大不列颠岛并征服了那里。德国西北部的人讲的是“高地德语”（High
German）, 这种德语中有60%是英语，所以这里的德国人讲英语时发音非常的准确。而德国南部则讲“低地德语”（Low
German）, 他们在讲英语的时候，有些音诸如“th”是发不出来的。
知道他以上的经历，你肯定想不到他会是一位患病三十多年的糖尿病(diabetic)患者，而且据我有限的经验判断，他患此病的程度不轻，因为他每天早晚都要各注射一次胰岛素。他随身携带一个小巧的仪器，用以随时测量血糖水平。他用一次性针头点刺指尖后，挤出一滴血在仪器的试纸上，只需5秒钟，仪器上便显出数字。Gunter告诉我，数字在85-105之间表示血糖水平正常，这时他可以正常用餐。
Gunter如此的年龄，如此的身体状况，工作热情依然不减，而且依然乐观开朗，令我十分敬佩。与他相处的几日，也使我变得愉快而健谈，与他的聊天也是意犹未尽。相信下次见面时，工作之余，我们会有更多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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