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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公民?

(2009-03-12 15:22:48)
标签:

军事

雅斯贝尔斯

欧洲

哲学

世界历史

分类: 西方哲学(资料)

作者:阿伦特       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没有人能够像成为自己国家的公民那样,成为一位世界公民。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的》(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1953)中,对“世界国家”和“世界帝国”的含义进行了广泛探讨。《历史的起源与目的》,第193页以下。一个具有支配整个地球的中心权力的世界政府,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种统治整个地球、垄断所有暴力手段、不受其他主权抑止和控制的主权力量的观念,不仅是一个可怕的暴政梦魇,而且会终结我们所知的一切政治生活。政治的概念建立在复数性(plurality)、多样性(diversity)和相互限制(mutual limitations)的基础上。一位公民从定义上说,乃是属于诸国中之一国的诸公民中的一位公民。他的权利和义务必然要受到界定或限制,不仅受到他的公民同伴们的限制,而且也受到领土边界的限制。哲学或许可以设想一个作为人类家园的地球,并考虑一种永恒的、对所有人都有效的不成文法;但政治处理的却是各国的国民、各种不同传统的后裔;政治中的法律是被积极建立起来的护栏,它圈起、保护和限制着一个空间,在其中自由不只是一种概念,而是一种活生生的政治现实。一个具有主权的世界国家的建立,不仅根本不是世界公民权的前提,相反会导致所有公民权的终结。它不是世界政治的顶点,而无疑是它的终点。
    然而,如果我们只是认为,以主权民族国家的模式来设想一个世界国家,或以罗马帝国的模式来设想世界帝国这种想法是危险的(罗马帝国对世界中的文明和野蛮民族的统治,之所以让人可以容忍,只是因为它处于地球其他未知部分的黑暗和可怕背景中),这一说法却无助于解决我们当前的政治难题。“人类”这个词,在当今与以往的所有世代不同,它不再只是一个概念或一种理想,而是已经成为某种迫近的现实。正如康德所预见的那样,欧洲已经把它所立的“法”向所有其他大陆颁布。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亦即“人类”从许多民族中、并伴随着这些民族的继续存在而出现,却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康德设想的方式。康德当时认为,在“一个非常遥远的未来”会出现“人类”的联合。《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Cosmopolitan Intent,1784)。而今天“人类”成为一种现实,却并非由于人文主义者们的梦想,也和哲学家们的论证无关,甚至不是、至少首先不是因为发生的政治事件,而几乎完全是因为西方世界中的技术发展。当欧洲热衷于开始向所有其他大陆颁布它所立的“法”时,结果却使自己失去了对这些“法”的信任。技术统一了世界,与这一事实同样明显的是另一事实:欧洲把它的解体过程也输送到了地球的各个角落——在西方世界中,这一解体过程是从传统上被接受的形而上学和宗教信条的衰落开始的,伴随着它的是自然科学的伟大进军,以及民族国家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形式。这些力量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摧毁了古典时代的信念和政治生活方式,在西方世界的持续演变中赢得了自己的位置;但它们只用了几十年时间,通过从外部开始的运作,就摧毁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这的确是历史上头一次,地球上所有人都具有了一个共同的观念:发生在一国历史中的任何重要事件,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国家相关。每个国家都成为了其他国家的几乎紧挨着的近邻,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地球另一面发生的事件对他们的冲击。但是,这种共同的、实际的现在,却并非建立在一个共同的过去之上,也无法保证一个共同的未来。技术曾使得世界统一为一个整体,但它也可以很轻易地摧毁它;
    使全球得以沟通的技术手段的发明,也伴随着可能造成全球性破坏的手段的产生。无可否认的是,如今“人类”之一体化的最有力的象征,乃是下列似乎离我们很遥远的可能性:某个国家按照少数人的政治智慧使用原子武器,将导致地球上全体人类的毁灭。人类在这一方面的团结(solidarity)完全是消极性的:它不仅表现为,人类在赞成禁止使用原子武器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而且或许还表现为对一个少一些一体性的世界的共同渴望——而这种团结与其他所有的团结一样,都建立在善良意志之上,并共享着不确定的命运。
    这种消极的团结,完全是出于对全球性破坏的恐惧。它引起了一种不那么清晰但同样强烈的担忧:人类的团结,只有在与政治责任相配套时,才能获得一种积极的意义。按照我们时代的政治概念,我们必须对身边所有的公共事务负责,无论它是否由个人的“罪责”引起,因为我们作为公民,被认为对政府以国家之名所做的任何事都应负责。这种政治概念可能会使我们陷入到一种无法忍受的、对全世界都要负责的境况之中。人类的团结很可能会导致一种难以承受的负担,因此毫不奇怪,对它的普遍反应是对政治的冷漠、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或者对一切权力的绝望反抗,这种绝望甚至超过了对人文主义复兴的热衷或渴望。启蒙传统的人文主义理念,以及它所包含的“人类”概念,在现实面前看来是过于乐观了。另一方面,就它们带给我们一个没有共同过去的、全球化的现在而言,它们的危险在于使得所有的传统、所有独特的过去历史变得与我们无关了。

      正是在这种政治和精神现实的背景下,雅斯贝尔斯才比我们时代的其他哲学家更清楚地意识到,一位哲学家必须理解“人类”这一新概念,并作出他自己的哲学陈述。康德有一次呼吁当时的历史学家去写一部“世界公民观点下的历史”。人们很容易“证明”,雅斯贝尔斯的整个哲学工作,从最早期的《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World Views,1919)开始,到这本世界哲学史亦即《大哲学家》,第一卷(1962),第二卷(1966)。为止,都是以一种“世界公民的观点”作为其朝向的。如果人类的团结,需要建立在比对人类恶魔般的力量的合理恐惧更牢固的基础上,如果所有国家新的普遍近邻关系要有一个更具希望的前景,而不是处在一种不断增长的相互仇恨或彼此相反对的普遍烦躁中,那么,就必须发生一种相互理解的进程和不断变得深广的自我净化。正如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世界政府的前提条件是,所有的民族国家为了一种世界范围的联邦式政治结构而放弃主权;同样,相互理解的前提条件也在于放弃,不是对自身传统和民族过去的放弃,而是对传统和过去总是声称自身所具有的那种强制性权威和普遍效力的放弃。这不是对传统的突破,而是对传统权威的突破;正是通过它,雅斯贝尔斯才得以进入哲学。他的《世界观的心理学》否定了任何学说的绝对性,而是把它们置入一种普遍的相对性中,在其中每种特殊的哲学内容都变成了个体进行哲学思考的工具。传统在剥落掉其权威性的外壳之后,过去所包含的伟大内涵就被自由地、“有启发性地”置于彼此之间的沟通中,并接受它们与当下的、活生生的哲学思考之间的沟通的检验。这种普遍性的沟通,被哲学家的当下生存经验聚集起来,在其中,所有僵化的形而上学内容都分解到思想的过程和实验中。由于这些内容在沟通中切近我当下的生存和哲学思考,因而它们就离开了自己在历史的因果链条中原来的固定位置,而进入到一个精神领域,在其中所有的思想都是同时性的。无论我思考什么,我都必定是在与曾被人思考的东西进行沟通。这不仅因为,“在哲学中,新奇性意味着背离真理”,而且因为现在的哲学,只不过是“西方思想迄今为止的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是由一种深广到足以理解任何真实事物的原则所带来的公正的综合”。这一原则就是沟通本身:真理永远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教条性的内容,而是由理性照亮和清晰表达出来的“生存的”本质,它需要由另一个人的理性生存来印证,并与之相沟通。这样它才是可理解的,并可以理解其他的任何东西。“生存只有通过理性才能变得明彻,而理性只有通过生存才能获得内容。”《理性与生存》(Reason and Existence),纽约,1955,第67页。
    这种思考与人类之统一性的哲学基础的相关性,现在变得明显了:这一基础就是“无限的沟通”“Grenzenlose Kommunikation”(无限的沟通)是一个在雅斯贝尔斯的几乎所有著作中都出现的短语。。它同时蕴含着两层意义:对所有真理的可理解性的信念,以及作为一切人类对话的首要条件的展示与倾听的善良意愿。“无限的沟通”乃是雅斯贝尔斯哲学的一个理念,即使它不是中心理念。关键在于,在他这里,“沟通”第一次不再被设想为对思想的“表达”从而派生于思想自身。真理本身就是沟通性的,它离开沟通就会消失并且无法想象。在“生存的”领域中,真理和沟通是同一的。“真理是使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见《论大学的活的精神》(Vom lebendigen Geist der Universit t,1946),载《报告与前瞻》(Rechenschaft und Ausblick,慕尼黑,1951),第185页。只有在沟通中——无论是同代人之间还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沟通——真理才会显现自身。
    这种将真理和沟通理解为同一者的哲学,因而就离开了众所周知的仅仅进行研究的象牙塔。思想变得具有实践性了,尽管并不是实用性的;它成为了人们之间的实践,而不再是个体在他自己选择的孤独中所进行的活动。据我所知,雅斯贝尔斯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曾经对孤独状态提出异议的哲学家,对他而言孤独显然是“有害的”,而且他敢于从这一方面来质疑“一切思想、一切经验、一切内容”:“它们对沟通具有什么意义吗?它们是有助于还是阻碍了沟通?它们是诱使人孤独还是引导人进入沟通?”见《关于我的哲学》( ber meine Philosophie,1941),同上书,第350、352页。哲学于是既没有了在神学面前的谦卑,也没有了在普通人的生活面前的傲慢。它变成了“生活的仆人”(ancilla vitae)雅斯贝尔斯没有用过这一短语。他经常提到哲学思考是一种“内在的行动”,亦即实践。这里无法展开讨论思想和生活之间的关系。但是下面这句话或许能表明,我用“ancilla vitae”来理解他的思想,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的:“Was im denkenden Leben getan werden muss, dem soll ein Philosophieren dienen, das erinnernd und vorausgreifend die Wahrheit offenbar macht”(“在对生活的思考中,人们必须做的是进行一种哲学化的效劳,它通过回溯的前瞻来揭示真理”)。载《报告与前瞻》,第356页。。
    这种态度与德国哲学传统有着特殊关联。康德看来是最后一位仍然很自信能被人理解和消除误解的伟大哲学家了。黑格尔在自己临终时所说的话——se non   vero,   bene trovato——现在非常著名:“除了一个人以外,没有人理解我;而即使是那个人也把我理解错了。”从那以后,哲学家们在世界中越来越孤独——世界不再关心哲学,因为它完全热衷于科学。这导致了哲学众所周知的、经常受到指责的晦涩难懂。这种晦涩难懂,被许多人视为德国哲学的典型特征,而它也的确是一切完全孤独的、不需要沟通的思想的特征。在普通意见的层面上说,这意味着明晰性和伟大被视为正好相反的东西。雅斯贝尔斯在战后的许多演说,他的论文、讲稿、录音广播,都被一种深思熟虑的普及化的努力所引导。这一努力试图不使用专业术语来谈论哲学,也就是说,它具有这样一种信念:所有的人都可以凭借理性和自身的“生存”关切来理解哲学。这在哲学上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真理与沟通被理解为同一者。
    从一种哲学的观点来看,人类所面临的崭新现实中所包含的危险在于:这种建立在技术化的沟通手段和暴力之上的人类的一体化,摧毁了所有的民族传统,埋葬了所有人生存的本真起源。这一破坏进程甚至可能被人理解为:它是所有文化、文明、种族和民族的人群之间得以最终达到相互理解的必要前提。然而其后果是:人变得肤浅了,我们所知的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人,现在变得让我们认不出来了。而且发生的还远不只是人的浅薄化;事情仿佛是,整个作为“深度”的那一维都彻底消失了,而如果没有这一维度,人的思考,即使只是技术发明层面上的思考都不再可能存在。这种下降并不只是降低到人们所共有的“最小公分母”为止,它最终抵达的,将是一种我们在今天无法想象的平面状态。
    如果一个人把真理与它的表达区分开来,从而把它理解为某种本身是非沟通性的东西,既不需要和理性相沟通,也不需要诉诸“生存”经验,那么,我们几乎就不得不相信,这一破坏进程将不可避免地由纯粹的自动化技术所引发,它曾使世界统一为一个整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统一了人类。于是,事情就仿佛是:各民族的历史性过去,它们所具有的多样性和差别,它们令人困惑的不同类型和奇特性,都只不过是通往“可怕的浅薄一统天下”的道路上的障碍。这当然只是错觉:因为如果使现代科学技术得以产生的深度那一维完全被取消的话,人类的新统一甚至不可能通过技术手段存在。因此,一切看来都取决于,各民族的具有不同起源的过去,能否被引入到彼此之间的沟通中,从而能够跟得上覆盖地球表面的全球沟通系统的发展。

    正是在这样一种反思的光照下,雅斯贝尔斯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历史发现,而这一发现也成为他历史哲学(历史的起源和目的)的基石。《圣经》中关于“所有人都是亚当的后裔,都具有同样的起源”的观念,以及认为“所有人都奔向拯救和末日审判这一共同目的”的说法,乃是无法被认识和证明的。基督教的历史哲学,从奥古斯丁到黑格尔,都把基督的现身视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中心。这样一种观念只对基督徒有效,而如果它宣称自己具有一种更普遍的有效性的话,那么它和其他认为“历史具有多样的开端和终结”的神话一样,都只是人类通向统一性的一种方式而已。
    基督教历史哲学所持有的世界历史概念,建立在某一民族或世界的某一特殊地域的历史经验之上。与这种以及类似的历史哲学不同,雅斯贝尔斯发现了一种在经验上可直观到的历史轴心,这一轴心赋予了所有民族“一种对历史进行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世界历史的轴心看来穿越了公元前5世纪,处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中发生的精神进程的中央”。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波斯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巴勒斯坦出现了先知,希腊出现了荷马、哲学家和悲剧作家。《历史的起源和目的》,第1页以下。那一时期发生的事件的特征在于:它们彼此之间完全没有联系,尽管它们都是历史中伟大的世界性文明的起源;然而这些起源在它们各自的差异中,却包含着某种独特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理解和界定:在那一时期,神话被抛弃,或被用来作为伟大的世界性宗教的基础,亦即唯一的、超越性的上帝观念的出现;那时,哲学出现在每一个地方——人开始把存在(Being)理解为一个整体,把他自己理解为与其他所有事物根本不同的存在物;那时,人第一次开始(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说)对他自身提问,开始对意识进行意识,对思想进行思想;那时,伟大的个人到处出现,这些人不再只是他们所属的共同体的成员,而是把自己视为个体,并确立了新的、个体性的生活方式——诸如贤人的生活、先知的生活,以及从所有共同体撤退到全新的内在和精神性领域之中的隐士的生活。我们思考时运用的所有基本范畴,我们信仰的所有基本原则,都是在那一时期被创造出来的。正是在那时,人类第一次揭示出人在尘世生活的条件,因而从那时起,事件的单纯因果关系能够变成故事,这些故事又构成了历史,而历史乃是反思和理解的重要对象。于是:
    (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乃是一个大约处于公元前那一千年中央的时代。对这一轴心来说,所有在它之前出现的事物都显得像是对它的准备;而所有在它之后出现的东西,实际上都可以回溯到它,这一点经常被人清晰地意识到。人性的世界历史的结构起源于那一时期。我们并不能断言它就是永远的、绝对的和唯一的轴心。但是,它是迄今为止发生的短暂的世界历史的轴心,也就是说,是所有人意识中的历史的轴心,它或许代表了人们在团结中所认识到的人类的历史性统一的基础。这一现实的轴心因而是理想的轴心的具体化形式,围绕着它,人类在其活动中被牵引到一起。《历史的起源和目的》,第262页以下。
    从这一视角来看,人类的新的统一体或许能通过一个沟通系统,来获得它自己的过去。也就是说,在这一系统中,具有不同起源的人类可以在某种“同一性”(sameness)中展示他们自己。但是这种同一性根本不同于“划一性”(uniformity)。正如男人和女人只有通过彼此之间的绝对差异才能成为同一者,也就是说,成为人,同样,每个国家的国民只有通过保持并坚守自身的政治身份,才能进入到人性的世界历史之中。一位世界公民,如果他是生活在一个世界帝国的僭政之下,用一种所谓的“世界语”来说话和思考,那么他就会是像“两性人”那样的怪物。使人们联结起来的纽带,从主观上说乃是“无限沟通的意愿”,在客观上则在于普遍的可理解性这一事实。人类的统一及团结,不可能建立在对一种宗教、一种哲学或一种政府形式的普遍一致的赞同之上,而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多”(manifold)总是指向着一种“一”(oneness)——多样性隐藏、同时又显示着这个“一”。
    “轴心时代”开启了伟大的世界性文明的发展,这些文明一起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历史,而这一时代所终结的时期,由于它后来的发展,我们称之为“史前史”。如果我们用这种历史框架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时代,很快就会得出如下结论:“人类”作为一种实际的政治现实的出现,标志着开始于轴心时代的那一世界历史阶段的终结。雅斯贝尔斯在一定程度上赞同那种普遍的感受,亦即认为我们的时代业已走向终结。但是他不同意这种诊断所包含的对宿命的强调。“我们活着,就仿佛我们是在站着敲门,而这门对我们一直关闭着。”《论欧洲精神》(Vom Europ ischen Geist,1946),载《报告与前瞻》,第260页。作为终结而清晰地显现出来的东西,我们将它理解为开端会更好,尽管我们仍然不能把握这一开端最深刻的意义。我们所拥有的“当下”,从重音上而不只是从逻辑上说,是在“不再”和“尚未”之间的悬搁状态。在“世界历史”终结之后,现在开始的乃是“人类”的历史。这一历史最终将会怎样,我们无法知道。但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关于“人类”的哲学来为它做好准备,这一哲学的中心概念将会是雅斯贝尔斯的“沟通”概念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J rgen Habermas)传承着雅斯贝尔斯的这一中心概念,其主要著作《沟通行动理论》证明了这一点。——译注。这种哲学将不会抛弃,甚至也不会批判印度、中国和西方历史中的伟大哲学系统,相反,它会剥离掉其中僵化的形而上学成分,将它们分解到思想的试验中,让它们彼此相遇和穿越对方,相互交流并最终只保留那些能够进行普遍沟通的成分。一种“人类”(mankind)的哲学不同于 “人”的哲学,因为它坚持这样一个事实:居住在地球上的,并不是在孤独的对话中与自己交谈的“人”,而是相互谈话和沟通的“人们”。当然,关于“人类”的哲学不可能规划出任何具体的政治行动,但它可以把政治理解为伟大的人类生活领域,并在这一点上反对柏拉图以来的所有先哲。我们知道,柏拉图认为政治生活是一种较低的生活方式,他把它理解为一种必要的恶,而这一思想用麦迪逊的话来说,乃是“对人类本性的所有反思中最伟大的思想”《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第5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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