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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敏:每位写作者都持有一个秘密的“取景器”

(2017-09-30 15: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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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名家访谈
鲁敏:每位写作者都持有一个秘密的“取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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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鲁敏

钉子与包袱

有时候觉得,写小说就是在往墙上钉钉子,然后再往钉子上挂包袱。所有写作者的前面都有这么一堵巨大的无边无际的墙,不过上面已经密密麻麻地满是现成的洞眼,现成的钉子,并且已经有了大小不同的各样包袱,有时候啊,你简直都找不到一个空地儿。

钉子当然只是个比方,约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主题。主题其实是恒定的,一代又一代作家前赴后继,永远在写着这些千古而倏忽的事情,比如青春期成长、性的觉悟,比如爱情的发生与幻灭,比如贫困之境与对成功的无限渴求,比如新旧交替,以及交替碾压中的人性等等。就像戏剧界会归纳出N个永远有效的戏剧主题一样,小说的主题也能拉出一个清单,像大小不一的钉子,我们所看到的长篇短篇中篇,不过是挂在这些钉子上的包袱。

大部分时间,读者看不到后面的钉子,他们的注意力总是在包袱上,这是必然的。外观上看如此,理论上讲也是如此,决定一部作品是否成立、是大是小、是钢铁是棉花,不在钉子,再陈旧的主题都能有当下的个体化的解读。说过的话,永远可以再说一遍、再听一遍,不同的嗓门不同的语言振动着不同年份的空气,以及空气中的灰尘,这话,已然不同了。问题是,如何“已然不同”了?

这就又要打另一个比方了。我曾经去看一个摄影展,那许多摄影作品中,空难、战争或吸毒者什么的无疑总是最为热门,但同样的背景与题材,更吸引我们的却总是些日常与细节,是街道上走路的人、正在准备晚餐的母亲,是窗户与帘子后的目光。它的焦点所截取的细节,既属于某个特定的框架(如战争、灾难、吸毒),但更是超出那个特定的圈囿而延展至人类的日常生活。那个影展结束后有一个商业化的器材展,全是价格昂贵的各种机身与专业镜头。众人纷纷感叹机子多么好、多么贵,因此效果就是不一样;也有的见识高一些,认为关键是要亲临现场、要躬逢盛世、要贴近对象……有一位摄影师在旁边不作声地听着,最终还是急了:你们真逗,把机子给你试试,把你也扔到现场试试。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如何取景,如何构图,该留下什么,又该不要什么……

我注意到他说到“取景”。写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样的,刚才说到主题的钉子,或者具象一点,说到生活与时代,面对同样的复杂世情,同样平淡的市井日月,一个写作者的高下,肯定不在于武装上最先进的镜头,不在于气喘吁吁地去跟现实赛跑,最起码不仅仅是这样,那样弄出来的包袱可能真不咋的。文学之魅的奥秘同样在于“取景”。这个取景器是你所独有的,不同于别人的眼睛,也不同于先进的放大器,并且要胜出新闻、社论、电视剧或微博、微信,它核心部分所认领所介入的,正是肉眼所不及的、工具所不及的非物质部分。我相信每一位写作者都持有一个秘密的“取景器”在虚构或非虚构,在对世界进行剥离与萃取,这一取景器的层次、远近、构图、核心焦点、曝光参照、光圈系数,正是一个作家的眼光与气象所在,并最终生成和决定了他最终编织出的那只包袱将以什么样的结构、比例、内容、质地,去悬挂到那些完全公开的、几乎是透明的钉子上去。

最终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包袱决定了结果,这大致就是通常所说的怎么写的问题。举个较为粗暴的例子。我们可以注意到,流行写作与畅销书,他们所选择的写作主题其实是同样的一些钉子,同样在写成长(青春校园)、爱情(古今穿越与粉红幻想)、人性(官场、成功人物传记)、冒险(悬疑、盗墓)等,只不过他们所披挂上去的,是够刺激的彩色灯泡,是跌宕起伏的过山车,或者直接就是一棵圣诞树……这些过分漂亮、讨人喜欢的包袱决定了这位作家与作品的体量、格局与寿命,它们像怒放的花朵,开过一个热闹的季节,或也就随风而去了。恰如另一些作家,在同样的钉子上,他们所挂上的是生锈的刀,是扔不出去的石头,是枯萎的枝条,是空空如也的笼子,是一首漂泊的安魂曲……这样的包袱绝不魅人,不那么戏剧性,甚至都没有那么巨大,可是怪了,它们就是可以长久地占据在那面墙上,像生了根安了家,无数的后来者,眼光会像被粘住了似的,在它的上面越拉越长,并产生了敬畏与谨慎:他是否真的打算在同样的钉子上,重新编织一个新的包袱,他有更经得住风吹雨打、经得住目光淘洗的想法吗?

一部分作家可能就会在这里犹豫不决,或者干脆另起炉灶,他觉得他应当聪明一些,同一个钉子上,已经有了太好的货色,当然应当回避可能的风险与徒劳,但另一些作家恰恰就会在这个时候产生巨大的骄傲感,他不在意的,他偏要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钉子上去作为。他在影响的焦虑中诞生出一种毁灭般的信心,他相信他的包袱里会包藏着对同一个世界的另一种理解,或者,干脆就是另一个世界。随便想想看,同样是“反战”这枚钉子,海明威与冯内古特,他们的取景器、他们由此所拿出来的包袱何其不同!我从资料中看到过,在《五号屠场》动笔之前,冯内古特急疯了似的要在二战这个钉子上挂上他的小说,他找了很久,试过各个角度,失败了多次,直到最终,同一枚钉子上悬挂上了他的独一无二的“包袱”。

当然,什么钉子啊取景器啊包袱啊,也就是说说,或者本都是不必多虑的事。真正高明的作家可能都不会让你看到钉子,你都无法准确地说清楚,它背后有没有钉子,是什么钉子,又有几个钉子?甚至也看不到包袱。你所见到的好像就是两三个人物、四五段回忆还有若干的晨昏,随意而辽阔地搭配在那里,这是没有了边界线与疙瘩结的包袱,是这已经融入了白墙、融入了视线、融入了世界本身的存在。

我不知道我这一辈子,能不能写出这最后一种小说,这种处理掉钉子、也淡化掉包袱的小说。我知道我曾经为着寻找与众不同的钉子而耿耿于怀,也曾经为着包袱的大小与轻重而拼命往里面塞东西。又有一阵子,试图藐视和隐藏最初的那枚让我注目的钉子……我不知道,我怀疑我会一直惦记着这些事情,一直处于惶然取舍与自我斗争的阶段。当然,这都是需要的过程,而过程,总是大大的美妙于终点的。也好,就这样吧。

——摘自《新文学评论》

鲁敏,1973年生于江苏东台。1998年开始小说写作,著有长篇小说《六人晚餐》,小说集《小流放》《九种忧伤》《墙上的父亲》《纸醉》《取景器》《离歌》《惹尘埃》《伴宴》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奖、中国小说双年奖、郁达夫小说奖及《小说月报》百花奖原创新人奖等,入选《人民文学》“娇子·未来大家Top20”、《联合文学》“华文小说界20under40”等。作品被译为德、法、日、韩、俄、英、意、西班牙、阿拉伯等多种文字。现居南京,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作家现在时·鲁敏

Q:小说月报 A:鲁敏

Q:在您读过的文学作品中,最喜爱的主人公是哪一位?

A:“最”谈不上,是相对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阿里萨先生。这是马尔克斯摘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推出的作品,他“令人意外”地选择了爱情这个主题,写得如此的衰老、沧桑、放荡,却又雪白无尘、忠贞不二。陪伴终身的这一爱情,决定了男主公阿里萨先生对待生活、经历、身体的方式,他耐心、智慧、自尊,比较接近我的理想。

Q:请您描述一下手头刚刚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作品。

A:在写一个长篇,《六人晚餐》之后的新长篇。二十五万字的初稿已经写完,还有大量工作要做,需要长时间修改。就这样慢慢走吧,像是通往一个从未有过访客的古禅寺。这种心情,焦苦、渴盼、不安,同时也充满孤独者的隐秘希望。

Q:您是否有固定的私人写作习惯?

A:以前不大讲究,这些年开始有“毛病”了。一杯热乎乎的红茶是必须的,然后会在电脑里循环播放固定的曲子。要么是节奏很强的摇滚,要么是特别“静”和“朴”的,比如久石让的配乐或是尺八曲等。因为听得太熟,这些曲子就自动形成了一个钟形罩,妥当地把我给罩在里头,透气、舒服,可是外面的人、外面的情绪都进不来。我只跟小说待在一起。

Q:除了写作之外,您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A:舞蹈或运动,类似的与身体相关的才华。能够训练、挖掘和展现出身体的能量,并以此来表达对生命对外界的感受。这么些年,阅读与写作都很静,总是跟头脑和精神有关。可能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弥补,一直很向往这种即时、爆发、及物的能力。

Q:您小说创作的动力或者灵感来源于哪里?

A:乐观和夸张一点说,万物都是灵感。比如跑到中山植物园,看到四个人,三女一男,有老有少,坐在一株香气扑鼻的桂花树下打牌,我远远看了一眼,呀,这情形就应当是一篇世相小说。再比如,初春时节,丑陋老根上发出新芽,我绕着它反复地看,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写出这种日常但强大的生命感。把灵感变为作品,需要一个发酵、变态、走样的过程,有时要听从灵感的控制和奴役,有时候得抛开它、冷落它,用理智、技术去跟它唱反调。老根发芽,等写出来,可能已是层林秋籁了。

——《小说月报》2015年第10期封二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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