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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时代里文学的处境与可能

(2017-05-25 12: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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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时代里文学的处境与可能
韩少功

韩少功:高科技时代里文学的处境与可能

我是来求教的。刚才邵老师讲的那一篇文章,暂定《读书》杂志第五期发表,已提前给一些同学传阅了。那么我今天就不再重复,而是想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把人工智能稍微扩大到高科技,看一看高科技时代里文学的处境与可能,看一看文学的主体和客体都可能发生哪些变化。我想至少得注意三点:

一、科技一直在改变文学以及文化的生态

科技与文学其实关系十分密切。我举两个例子。

一是纸张的发明。很多人曾说中国以前没有史诗,事实上,藏族有《格萨尔王》、蒙族有《江格尔》、苗族有《亚鲁王》《开天辟地》,都是长篇史诗。汉族好像确实没有史诗,钱穆先生的解释是,原因是纸张发明早。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的西汉纸远在蔡伦之前几百年就出现了,就使用了,因为方便书写,不必依赖口传的方式,因此《史记》《汉书》等就成了汉族的史诗。欧洲当然不一样,直到13世纪以前主要是用牛皮纸,既昂贵又笨重,所以他们古代的文学,从史诗到悲剧,主要靠口耳相传的方式,书写是他们的短板。亚里士多德谈poetry有六个标准,台词、情节、人物、主题、场景、声调——完全是一种“剧”的概念,是叙事性的说唱作品,与我们说的“诗”相差较远。总之,欧洲与中国在文学体裁、继而在文学传统方面有明显区别,背后看不见的推手就是纸张。

再举一个艺术上的例子:绘画。工业时代以前,欧洲的画种主要有二,一是肖像画,二是风景画——当然还有一些宣传宗教的壁画。出现巨大的改变,是在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特别是视觉领域里照相机的出现,让风景画、肖像画几乎突然就变得多余。后来出现塞尚的印象派、马蒂斯、毕加索等人的超现实主义,都是弱化纪实功能,用中国人的说法,是从“写实”转向“写意”。俄国、中国后来的油画风格潮流大变,比欧洲晚了一、两拍,但也是不得不变,我们现在去中央美院看,很多大一学生也不做素描了。当然,喜欢纪实的、工笔的,就像文学中就喜欢格律诗的,还会有,还可能出现天才,但从总的潮流来看,照相机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推手,最终逼得绘画艺术的生态体系大为改观。

由此看来,文科生切不可以为科技与自己没关系。

二,新科技正在改变什么?

我不是科技方面的专家,仅仅是与大家做一点杂感式交流,谈一些现象。有一位记者说我善于“前瞻”。哪有什么“前瞻”呢?都是当下已经发生的事。

比如说空间。通讯技术对我们的时空感觉改变最大。我们经常不知道邻居是谁,甚至连亲人都疏远,但地球那一方的某个人可能从早到晚都在与我密集联系,“天涯”与“比邻”在普遍交换位置。以前的文化差异经常是由地缘因素决定,什么南方/北方,亚洲/欧洲,等等。但现在地缘差异越来越小,倒是时间差异、代际差异越来越多。就像刚才邵老师一直在强调85后、90后——哪怕相差几年,都可能造成语言上不相通。网上一个80后在一堆90后里插话,90后可能会说,骨灰级的,一边去。学术体制好像没跟上这种变化。社科院有英国研究所、美国研究所、阿拉伯研究……有没有80年代研究所、90年代研究所、95后研究所?

超地缘、超代际的差异也在虚拟空间生成和加剧,暂时叫“网群差异”吧。一方面,是互联网促进全球化,不光中国的孩子追韩剧、美剧,好多国外人也在追中国的网络小说。另一方面,互联网也催生“逆全球化”的强大力量。比如以前很多国人移居海外后,特别想融入当地主流文化,学外语、交外国朋友、建立当地人脉,好发展自己的事业。倒是现在有了微信,成天活在同胞、老乡的圈子里。我有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亲戚,现在每天发十几条湖南的消息,比我还像湖南人。很多海外华人的圈子越来越封闭,完全成了在海外的飞地型和孤岛型的文化群落。据说西方的很多中东、中亚难民也有这种情况,通过社交软件,天天讨论《古兰经》,把欧美的基督徒们给急死。西方曾经大为自信的文化同化能力,曾经美好的全球化愿景,突然被微信这种东西大打了折扣。

再说说知识。互联网等新工具使我们学习越来越方便,知识越来越多,据说将来可用纳米材料做成超微芯片,直接植入人体,省去我们的潜心苦读,省去所有的学校。但也并不全是好消息。比如我们很多知识都是来自屏幕,很多人是屏幕面前长大的一代,脱离社会、脱离实践的时间越来越长。以前中学毕业就是知识分子,可以开始工作。现在呢,从幼儿班开始,三十多岁还是博士后,几乎半辈子在校园里。我在哈佛大学还见过一个五十出头的老博士生在那里混。不是说实践产生知识和激活知识吗?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必须尝一口梨子。但是现在“梨子的滋味”都产生于书本和屏幕,用100本书产生第101本书,从1000G文件产生第1001G文件,“知道分子”满天下。知识的碎片化、复制化让人担忧。有一个中国作家写了一部小说,说的是女大学生晚上卖身。其实这故事来自小报上一篇来自日本的报道。凑巧的是,小说发表两、三年后,一个日本学者又根据这个小说,写了一篇论文,进而研究整个亚洲的什么什么……一个二手变三手、三手变四手的知识旅行就这样形成了,知识的不断镜像复制就这样形成了。记者、作家、学者在这一过程中都各得其利,但这对社会有什么好处?是不是反而伏下了某种风险?

我以前还只是担心文科太脱离社会和实践,以为理工科毕竟有实验,有实习,比文科要好。但我有位年轻人从美国回来告诉我,眼下很多理工科的实验们也掺水了。以前是用很“原始”的方法做实验,比如手工操作量杯、试管、试剂,虽有点危险性,但化学实验的体会很深刻,入心入脑。现在呢,大多用模块化的、半成品、甚至半智能化的工具来做实验,就像用傻瓜照相机来学摄影,安是安全了,顺是顺利了,摄影到底学得怎么样呢?对光圈、速度、聚焦等技术要点领会得如何?恐怕是有疑问的。

韩少功:高科技时代里文学的处境与可能

再来谈谈民生。最近很多媒体和专家在热议人工智能。凯文·凯利最近有三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其中有一本叫《out of control(失控)》。他是个乐观派,说像维基百科这种东西,大家参与编写都不要钱,使用也不付费,这叫“数字化的社会主义”,好像个个都是活雷锋。马云还说:现在有了大数据,搞计划经济毫无问题。不过知其一,还得知其二。机器曾经替代我们的体力,现在开始替代我们的智力。好事吗?好事,大家更有闲工夫爽一把了?生产效率还会突飞猛进?但由此而来的就业问题可能就比较难办。特朗普在美国上台,雄心勃勃的目标之一就是为美国人创造更多就业。当年美国一个高中毕业生就可以当上中产阶级,赚很多的钱。全球化之后,那种好日子慢慢不见了。很多工作机会流失国外,被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印度人抢走了。其实专家们说,特朗普更大的克星是人工智能。即便这些工作机会今后能回到美国,也不会落到那些高中毕业生手上。郭台铭说,他在中国大陆雇佣了几十万工人,五年之内要裁减掉90%,他的富士康将变成“黑灯工厂”。他去美国会不会也使这一招?

我在文章里也提到,2016年底谷歌宣布他们新一代的翻译机出现,减少旧式翻译机的毛病60%以上。今后除了文学翻译比较难搞定,一般的商务翻译、新闻翻译、旅游翻译大概都可以搞定,那么外语系的孩子还有多少能就业?中文系也很悬。现在很多报社已经开始用机器人写新闻稿,保险公司、司法机构、社会团体等也开始使用机器人秘书。即便是最低一等的,那些兜底性的再就业岗位,保安、保洁什么的也可能好景不长。有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的软件,完全可以机器化,将不需要那么多保安。保洁可以用扫地机,我女儿家里就有个扫地宝宝,很便宜,没电了它还能自动找插头充电。报纸上有两个数据,一是估计以后99%的人要失业,二是估计失业率在42%以上。但不管哪一个数据,都会让整个社会玩不下去。别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玩不了。你让这些失业者都去干什么?晒太阳、斗地主、跑马拉松?或者都可以白吃白喝?如果那样,干活的人又怎么心理平衡?

最后谈谈价值。基因技术给我们带来了福音,一些以前不能治的病现在可以治了,一些不孕不育的问题可望解决,新的植物、动物、微生物说不定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福利,让生活焕然一新。但转基因食品到底是否安全,至今还闹得沸沸扬扬的。更重要的,有一个以色列的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写了一本《人类简史》,一本《未来简史》,在中国都出版了。他是比较悲观的,认为基因技术一旦同市场化原则结合起来,就会造成“生物等级制”。有钱人可以把买来优秀基因,穷光蛋就只能基因低劣,基因优化权掌握在富人手上,很多人一开始就输在娘肚子里。他说,“我们可能正在打造一个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

这件事与文科的尤其意义重大。因为人文人文,文科就是人科,文学就是人学,以尊重人类生命为最重要的价值前提,以人道主义为天经地义的立身之本。所谓真,就是确保人类的认知可靠。所谓善,就是追求人类的利益共享。所谓美,就是提供人类感官的愉悦形式。这一切都是围绕人展开的。如果基因技术推出各种仿生产品和类人产品,那它们还算不算“人”?如果那些活物不是来自父母,不过是基因公司的产品,五腑六脏、手足四肢都不过是纳米材料、或其它生物材料,那它们还能不能享有“人权”?伤害一个这样的产品,是犯有反人类罪呢,还是同抛弃一台电脑差不多?高规格和低规格不同配置的基因产品,在“人格”上该平等吗?不断的修补和置换,可以让很多产品不“死”,那么“生”又有什么值得大吹大擂?如果无性、无婚、无亲、无伦的活体产品满天下,那么以“爱”与“死”为永恒主题的文学还有何用,还能让人读得懂?……美国一个大发明家库兹韦尔,说2045年前将实现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的完全融合,就是人和机器的完全融合。如果他说对了,赌对了,人类漫长的文科历史——包括你们研究的网络文学,差不多就进入死亡倒计时了。

三,人文精神再次面临十字路口

按照库兹韦尔的说法,新科技不是在扮演上帝,而是已经成为上帝。问题只是在于,新的上帝是否足够仁慈?我们似乎不知道,很难知道。

也许我们眼下只有两种选择:

一是文理互盲,精神危机。因为现代教育体制分科太细、太窄,现在很多文科生无视科技,不懂科技,大概是“君子不器”吧,以为只有一口文艺腔才是高大上,用法文或英文谈点诗歌、戏剧才有范儿,才有×格。与此同时,不少理科生特别迷信科技,认为科技能解决一切问题,其实是用一种对待宗教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在我的文章里,被称为“数理逻辑的一神教”。比如不少专家用医学、生理学来处理社会和精神的问题,说有人不快活,是缺少快乐的基因,说美国人选择当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那也是基因方面的问题,是他们的祖宗就决定了的。这也太扯了吧?经济学家们不懂数理方程,都没法在圈子里混,都没法开口。但特朗普上台,你们用那些个方程测算成功没有?2008年金融危机,你们那些数理逻辑的伟大作用上哪儿去了呢?

18世纪以后,所谓“上帝死了”,人文学科兴旺并取而代之。没想到,眼下全球性的宗教、邪教大举回潮,甚至极端主义的原教旨化。和尚道士、神父牧师很吃香,眼下家里稍有几个钱的,都要在墙上挂个金刚经或心经,结交一两个仁波切,似乎信仰问题要重新交给神学来解决。人文知识分子干什么去了?他们的影响力、感召力、说服力到哪儿去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精神病的人数正在不断地攀高,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之间就增加了18%,每年造成自杀人口一百多万。一方面是高度物质化,另一方面是重新神学化,这已经构成了人类精神危机的基本面貌。

另一种选择是文理互补、重建价值——也是我觉得正确的选择。我们是人,按照庄子说的,“物物而不物于物”,掌握新科技,是要走科技服务人类的正道。既要警惕物质化,又要防止神学化。既不要迷信科技,又不可拒绝、害怕、远离科技。其实我们作为人,并不需要事事都高科技。比如我吃饭,有一双筷子就行,如果给我一个吃饭的机器,我肯定不高兴。我散步、打拳、跑马拉松,也都很低科技,用不着用高科技武装到牙齿。再说,作为一种精神体,我们价值观的创造和坚守,也不一定非高科技不可。李白用毛笔写诗,我们用电脑来写,就一定写得过他?当然,从总的方面来看,文、理双方总是互相滋养、互相渗透、互相推进的。凯文·凯利说,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孩子”,需要人类不断给它“灌输价值观”,因为辨识和创造价值观,是人类的长项和优势,恐怕永远无法被机器人所取代。凯文·凯利这种援文入理的态度,是一个有智慧的启示。

启蒙时代以前,人类很多时候靠神学来管理价值观,后来因得益于科技的发展,现代人文学科成长起来,才以文科取代了神学,即尼采说的“上帝死了”。与此同时,也是得益于现代人文学科的发展,科技反过来也有了突破性进展。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有一本著名的书,《科学革命的结构》。他在书中指出,当年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并不是来自一个逻辑实证主义的直线积累过程,而取决于新旧“范式”的更迭,取决于这种更迭后面人类主体的心理变化。很多时候,在不利证据更多的情况下,新范式也可能因社会心理、文化潮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实现不可思议的不战而胜。这就证明,人文也一直在促进科技。

韩少功:高科技时代里文学的处境与可能

库恩这本书被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五本哲学著作之一。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文理互补、重建价值的黄金时代。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文、理双方反而要那样傲骄,要互相关上大门呢?为什么要那样怯于承认自己知识专业的有限性,不愿以更大的视野来关切当代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价值观的重建问题呢?这里面是否多多少少已经暗藏了一些准神学的态度?

没有科技的文科,只能是变种神学。

没有人文的科学,也只能是变种神学。

听说在座的有文科生,有理科生,这很好。虽然我们各有专攻,但就像古人说的,为术有别,为道相通。我们只有在互相补充、滋养、推进中,才能做出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迈过21世纪这一道大坎。

谢谢大家。

来源:天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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