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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承受之真 ———小说与虚构

(2016-07-02 09: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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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名家访谈
不能承受之真
———小说与虚构
黄荭 菲利普·福雷斯特 鲁敏
不能承受之真 <wbr>———小说与虚构不能承受之真 <wbr>———小说与虚构
黄荭                                               菲利普·福雷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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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敏

      阅读、了解、关注外国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文学既是国家的也是世界的,文学中有全人类共通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文学去了解其他的国家和民族。我们在电影院、电视,甚至是一些书上看到的内容,都呈现出一种均质的、全世界都一样的贫乏的形式。因此,为了打破这种霸权,我们要关注世界文学的多样性,要听到别样的声音。
  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具有新闻纪实的期待,他们很想了解中国在发生什么。但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是大于新闻的,不仅要反映现实,还要反映普遍、深沉、内在的感情。我们的作家依然希望写文学永恒的主题,比如死亡和爱。但国外的出版业更希望看到一些表面化的、社会性的或者新闻性的作品,这种差异导致了我们文学和艺术输出的延后。

  “过往的生活,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你的审美、塑造你对世界的看法,塑造你的性格、塑造你的取舍好恶。”
  黄荭:菲利普·福雷斯特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源于强烈的个人生活。读过他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创作源于什么,《永恒的孩子》 和那一份哀悼对他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处女作《永恒的孩子》于1997年由伽利玛出版社推出,那是对幼女的死“无半点虚构”的回忆,从此写作一发不可收拾,他一直不停地重写、重现自己生命的故事,以此来探求“‘真’之不可破解的奥秘”。最近99读书人再版了这本书,想问菲利普,今天你自己如何看待这个文本?时间过去,那份真实在一次次被讲述、被重复的过程中是否依然完好无损?
  福雷斯特:我写完《永恒的孩子》已经快二十年了,现在看到中国又出了新版,对我来说有种奇怪的感觉。书写完后我就不再去看了,但记忆依然存在,它以另一种方式不断地重现。写自己的生活,的确是一种奇特的经历。当我们去写寓言或传说,可以说题材是永恒的,但是写个人生活就是另一回事。它没有那么永恒,因为过于个人化。有些书会在几个世纪里不断地被阅读,书写的内容都是个人的生活。所以写作对我而言,并不是保存我的记忆,因为把个人记忆书写出来后就变成了集体记忆。当生活变成书,书往往就会替代记忆,作家会认为书是真实的,反而质疑自己的记忆是否真实,是否真如我所写。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想象替代了真实。写《永恒的孩子》时,我的女儿刚刚去世,我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所以我的表达也受到当时心情的影响,悲痛和创伤就永远呈现在这本书里。不过,近二十年时光流逝,在我,这种悲痛肯定有所变化,在我的其他小说里,这种痛苦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我的感受不同,所以写出来的基调和内容也有所不同。
  黄荭:法语联盟这次的活动海报做得有意思,绿幽幽的,带着些许斑驳的黑渍,让我想到年代久远的邮筒,杵在那里,承载了记忆,又有些寂寥,仿佛今天读图时代的文学。鲁敏曾经和邮局打过十八年的交道,先是读书,后是工作。“浸泡在这老绿色里的十八年,我对日月有了初步的、体己的感受,我破灭了一些梦,失去过各种东西,有了自己的孩子,变得世故而冷静,但最终不世故、不冷静地爱上了写小说,并决心一去不返。”这十八年的邮局生活是否成了你日后写作的起点?抑或是,这种生活是你想逃离的?是小说给了你“无限刺探的自由、疯狂冒险的权利”,让你可以用小说的虚妄来抵抗生活的虚妄……
  鲁敏:我觉得每个人过往的生活、你从事的职业、你经历过的事物、你读过的书、你接受的教育、你认识的朋友,其实都是在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塑造你的审美、塑造你对世界的看法、塑造你的性格、塑造你的取舍好恶,等等。所以说,在邮局工作的那些年,跟其他阶段对我的影响是一样的。我做过很多职业,卖过邮票、拍过电报、做过报刊发行、做过储蓄柜员、行业记者、秘书等等,我觉得这些职业都变成了深浅不一的烙印。在当时你可能不觉得它会有什么作用,因为那只是在生活、在过日子。但是若干年后,它会不自觉地渗入笔下。所以我写过以邮递员为主题、以火车上长途押运员为主题的小说。邮局的那种绿色,那种很老旧的绿色,特别像我们惆怅的感情,就是你对情感的投递、呼唤、或者中途的丢失,这种惆怅跟职业无关,是一种情绪上的影响。

  “大多时候,我们都会说爱、生命、美好等字眼,但其实我们的餐桌上每天都坐着一位看不到的客人———死亡。”
  黄荭:我想到鲁敏写的 《谢伯茂之死》,这部作品我个人很喜欢,最近也被埃及的译者翻译成了阿拉伯语。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基本上已经不再写信了。在鲁敏的这部作品中,谢伯茂是个不存在的收信人,但是邮递员还是孜孜不倦地去寻找这个虚构的人物,我觉得这其中有很深的寓意。请鲁敏谈一谈创作这部作品的感受。
  鲁敏:这是一篇短篇小说,已经被翻译成了西班牙语、俄语还有阿拉伯语。故事很简单,讲一个邮递员送一封怎么也送不出去的邮件,借此阐释现代人内心的孤独。有时候,我们看起来似乎朋友很多,但是当你想找人说一说自己的内心、说一些关于自己的话时,往往这个人却非常难找到。这部作品里的主人公就是这种情况,他在各种社交平台上都找不到倾诉对象,于是就想到了写信,从收信人的人名到地名都是杜撰的。收信人的地址设置在了南京的老城南。老城南有很多地名在城市变迁的过程中消失了,主人公就找了一个自己喜欢的老地名,用毛笔写在信封上寄出去,但其实信纸上没有任何内容,只是空白的纸张,他却认为这样就能满足他内心的倾诉欲望。收信人叫谢伯茂。拿到这封信的邮递员是个很认真、很优秀、很有职业自豪感的邮差,所有的死信在他手上都能变“活”,顺利送到收信人的手上。可是他找遍整个南京城都没有找到这个叫谢伯茂的人。有一天,孤独的寄信人和抓狂的邮递员相遇了,寄信人对邮递员说不用找了,你找不到的,谢伯茂已经死了。换句话说,我虚构了一个人,又让他死亡,讲了孤独如何诞生、向外呼救,又如何把它泯灭、消解在自己的内心。
  福雷斯特:我很期待这本书以及鲁敏的其他作品能被翻译成法语。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让我想到我们作家就像邮递员一样在传达情感,也让我想起自己的另一部作品———《云的世纪》。
  黄荭:是的。《云的世纪》讲述的是你父亲那一代飞行员的故事。航空最初是邮政航空,用于运输信件包裹,后来才有了民航。请你说一说父亲在这部作品中意味着什么,这部书是否也是对一个世纪的告别。
  福雷斯特:《云的世纪》 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也是跟逝去有关,但我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讲述的,每次选择的主题也不一样。这是一本很厚的书,讲的是二十世纪飞行员的故事,具体来说,是我父亲作为飞行员的故事,他先是在二战中做了飞行员,之后在法航工作,直到退休,退休时巴黎-北京航线正好即将开通。这既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一部讲述我个人家庭的小说,与圣-艾克絮佩里的作品有些相似。
  黄荭:在鲁敏的作品中父亲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形象。在《回忆的深渊》里,鲁敏写有一篇题为《以父之名》的文章,我看了非常感动。而且,死亡也是你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你甚至写过各式各样的死法。那么,父亲和死亡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菲利普的作品给我的最深的印象无疑就是哀悼,固执的哀悼。我想请你们谈一谈,在何种程度上,文学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死亡在你们的作品中更多是一种美学还是哲学的形式?
  鲁敏:其实,死亡是很多作家都会去书写的话题。比如,我跟菲利普的写作状态和领域都不同,但是我们的作品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死亡。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会说爱、生命、美好等字眼,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的餐桌上每天都坐着一位看不到的客人———死亡,可是大家不太愿意承认或是接受这个事实,但我觉得它是一个重要的、不可摆脱的存在。写死亡,不仅是感性的事情、审美的事情,也是一个哲学思考上的事情,是每个作家都要面对的主题。所以我很高兴地看到菲利普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地书写死亡,它是我们每个作家、每个生命个体都必须去面对的永恒的客人。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亲人离去。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像,如果你满口的牙齿都健在,你就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有一口好牙,但是如果你掉了一颗,你就会永远感到自己掉了一颗牙齿,即使用高科技手段补上了,但你永远都知道那是一颗假牙。生活中某一亲人的离开或者不在场,让你觉得即使通过各种各样理智的手段来填充这颗假牙的位置,它都无时无刻在以一种假的方式提醒你、警告你、不断地压迫你,告诉你这不是一颗好牙,你比别人少一颗牙齿。菲利普成了残缺的父亲,我成了残缺的女儿,对于作家而言,这种残缺往往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如果你的生活过于圆满、喜乐、宁静,也许并不能提供理想的写作土壤。说起来比较残酷,但这是个事实:不足的生活、残酷的生活、被压迫的生活、不自由的生活等等,往往会成为最好的写作土壤,在这里可能会产生鲜花、臭虫、肥料等等,你能想象到的一切都会产生。所以,我一方面感叹死亡和残缺,另一方面也在非常仔细、非常贪婪地占有这件东西。我觉得艺术家有权力去处理这种残缺。
  福雷斯特:我非常赞同鲁敏女士的观点,作家有权力去写自己的过往、自己生命里的不完整以及不幸,甚至说,作家有义务去书写这方面的内容。文学让我们可以去思考、去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哪怕这些问题是无解的。
      哲学、科学和宗教都在寻找人生和世界的答案,这些学科有时候能够很好地解释某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能找出答案,而文学却可以带着我们去探寻这些无解的问题。文学家有权利去谈论死亡,但是不能随意地去谈论,而是要带着爱去讲述死亡。

  “用忧伤和悲剧去对抗幸福和快乐对我们造成的压力和专制,这是文学的一种功能,也是文学家的一个责任。”
  黄荭:刚才菲利普说,哲学、科学和宗教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文学去讨论、去思考。记得两年前鲁敏送过我她的一本书———《九种忧伤》,还题了词“有文学,不忧伤”。幸好我们还有文学。书名是九种忧伤,但实际上只写了八个故事、八个忧伤,那么第九种在哪儿呢?可能是读者的忧伤,芸芸众生都会有的各自的忧伤。忧伤不仅是鲁敏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内容,也是菲利普常常书写的主题,忧伤可以是个人的小忧伤,也可以是国家、社会层面很真实、很现实的忧伤。比如《不食》,说的是对食品安全隐患之忧。类似的短篇小说鲁敏写了很多,都带一点寓言的色彩,既有些光怪陆离,又有些警世的意味,这种写作方式也是中法两国作家都比较擅长的。想请两位作家就“忧伤”的话题和寓言的写作方式来谈一谈你们的想法。
  鲁敏:我觉得首先应该把“忧伤”这个词祛魅化,因为很多词都已经被网络改变得很奇怪,比如“远方”、“理想”、“诗意”成了很反讽的词语,我们好像不敢再去碰它们了。但是如果回到“忧伤”的本意,我在这里是表达一种愁苦乃至怒目金刚。现在的所有娱乐方式,比如旅行、美食、拍照,都在提醒我们要笑、要开心,好像开心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全部追求。可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就是喜欢愁眉苦脸的人。忧伤是一个完整的人性的一部分,生活中有很多不如意的、向下的、负面的东西,可以通过文学、艺术、歌曲等去宣泄出来。我的《九种忧伤》里是有些寓言性的,比如在一个故事里,有个人家养了鸽子,妻子想吃鸽子肉、鸽子蛋,因为很补养。可是丈夫却觉得鸽子的飞翔、飞翔的消失,这种人和理想、人和飞翔、人和理想的消失之间的关系更能吸引自己。一个追求肉身的健康,一个追求精神的寄托、灵魂的痛苦和追问。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肉身是需要补养的,但其实我们的精神也是需要的。《九种忧伤》这部小说集大致就是想呈现这样的思想。
  黄荭:菲利普的《薛定谔之猫》在中国出版时,我请鲁敏写了推荐词,她是这样写的:“我们在思考,同时脑中空空。我们在阅读,同时目无所见。我们在吞咽,同时饥肠辘辘。我们在爱恋,同时冰冷无情。《薛定谔之猫》像巨大但和气的阴影,覆盖着软绵绵的生活,所有那些无聊、衰败的时刻。”这样一段话其实也可以用来描述鲁敏自己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两位作家的作品之间是有共鸣的,因为反映的都是这些“无聊的、衰败的时刻”,而这样的时刻也是我们曾经那么在意、那么爱恋的时刻。《薛定谔之猫》的第二十八章叫“一滴忧伤”,菲利普写道:“每个人都背负着一只承载忧伤的罐子,一滴微小的忧伤足以使它漫溢。而且一不留神,它会从四面八方流淌出来。我们感觉随时可能哭出来,但不知是为了什么事、什么人。这些眼泪和世上所有的悲伤一样,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是大悲还是小戚,因为它们同样表达了面对光阴无情的感伤。时间带走一切,它把我们钟爱的一切一个接一个推向虚无,不留给我们任何可以依赖的东西。”那么菲利普,谈谈你所理解的“忧伤”?
  福雷斯特:首先感谢鲁敏女士为《薛定谔之猫》写的推荐词,我也很认同她的观点。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中、环境里,都会感到周围有种幸福和快乐对我们的专制,它无时无刻地包围着我们,在我们身上施加它强大的力量和影响,一直在制止或者诱惑我们。但其实,生活的底色是忧伤的、悲伤的,甚至是悲剧的,我们需要用忧伤和悲剧去对抗幸福和快乐对我们造成的压力和专制,如果回归到生活的真正核心上,就会看到它是忧伤的,这是文学的一种功能,也是文学家的一个责任。关于寓言,我想说,人类最初的故事就是以寓言、神话和传说的形式来表述的,这也是文学的起源。而且当一个人还是孩子的时候,父母给我们讲的睡前故事也是这种类型的。所以说寓言和故事是文学最初的、最基本的形式。后来的先锋派让小说变得更加复杂、离文学最初的本质越来越远,不过我在写作的时候,还是想回到讲故事的功能上。虽然我的作品很多时候具有哲学上的含义,但我还是想尽量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书写,这也是文学家不应该放弃的一种讲述方式,因为读者喜欢听故事,他们需要故事,这种书写也是在把现代的先锋文学和最初的文学形式联系在一起,比如我在《永恒的孩子》里就写到了《彼得·潘》和《爱丽丝梦游仙境》。

  “电影电视呈现出均质的、贫乏的形式。为打破这种霸权,我们要关注世界文学的多样性,要听到别样的声音。”
  黄荭:菲利普在自己的书中会写到其他作家的作品,可见好作家很多时候首先是个好读者,阅读对写作有着很大的作用。我知道菲利普的阅读量非常大,这也可能跟他是文学批评家有关,比如雨果、马拉美、普鲁斯特、罗兰·巴特、乔伊斯、夏目漱石、大江健三郎……他也阅读了不少中国文学的法译本,包括中国的古典文学,如《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同时他也非常关注中国当代作家,如莫言、余华、毕飞宇、韩少功。我想请菲利普谈一谈阅读对写作的影响,你又是如何看待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的?
  福雷斯特:我其实还不能算是非常了解中国文学。但十几年来,我多次来到中国,有机会结识了许多中国作家,与他们对话,就像有幸在此和鲁敏交流一样,这对我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我认为阅读、了解、关注外国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文学既是国家的也是世界的,文学中有全人类共通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文学去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我们在电影院、电视、甚至是一些书上看到的内容,都呈现出一种均质的、全世界都一样的、贫乏的形式。因此,为了打破这种霸权,我们要关注世界文学的多样性,要听到别样的声音。除了中国文学,我也在关注其他国家的文学。十五年前,我开始接触日本文学,并开始对日本作家的作品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我对中国的古典和当代的文学作品都很感兴趣,但是还不够了解。去年,我读了《西游记》,今年,我的行李箱里又多了一本《水浒传》。我也阅读当代中国作家的书,比如,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我被邀请在巴黎举办的一个关于莫言的写作研讨会上做总结发言;不久前,我在一本法国文学批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谈刚译成法语出版的毕飞宇的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这本具有自传色彩的非虚构作品很是打动我,标题很有趣,这本书讲述了“文革”时期身在乡下的一个中国少年的经历,却有西班牙古典时期“堂吉诃德”的影子。而作为法国作家,我也希望在中国文学中找到回应。
  黄荭:那么,鲁敏,你最喜欢的外国作家有哪些呢?
  鲁敏:外国作家读的中文作品往往仅限于莫言、《红楼梦》,而中国作家长期对外国文学的吸纳可能会占到阅读量的百分之五十,当然这要归功于各位翻译了。菲利普强调不同国度的作品对本土作家的影响,我觉得中国作家在这一点上,既幸福又不幸。因为你看到全世界有那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然而你终其一生能否达到那样的高度?但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对于写作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参照,因为你会知道什么是顶尖的写作,哪怕身处小乡村也依然可以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写作水平在哪里。我个人喜欢的外国作家和作品太多了,像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自传、罗曼·加里的 《来日方长》、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还有纪德等等,再比如日本的三岛由纪夫。中国作家是一个兼容并济的群体,我们的清单上会列出一大串外国作家的名字,然而外国作家对中国作品的了解就很少了。这也牵扯到文化输入输出的问题,中国作品输出之路何其漫长。

  “国外出版业更希望看到表面化的、社会性的或者新闻性的作品。这种差异导致了我们文学和艺术输出的延后。”
  黄荭:刚才鲁敏也谈到了译介的问题。国外的版权机构或者代理人常常对中国作家有一种类似“海外订制”的诉求,要求作品展现符合他们想象的中国的样子。曾经有一个在德国工作的法国人古维兰女士,她的职业是金融领域,但她对心理分析很感兴趣。她偶然看到鲁敏的小说《取景器》,想翻译成法文。关于翻译的问题你们之间互相发了不下二十封邮件讨论。她有没有成功翻译你的这部小说?最终是否出版了呢?
  鲁敏:关于“海外订制”的问题,各个国家的版代总会对我们提出一些非常具体的要求,比如说意大利出版人要求“非虚构的、最好是出人命的”故事;比如德国版代要求讲述“女性的都市情感,当下年轻人在都市中苦苦挣扎”的作品。我觉得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眼光具有新闻纪实的期待,西方读者很想了解中国在发生什么,人们如何生活、忍受生活。但是我一直认为,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是大于新闻的,不仅要反映现实,还要反映普遍、深沉、内在的感情。国外的读者好像在打量远道而来的远房亲戚,他们首先关注的是你的衣食住行、外貌形容、是否辛苦,但关注不到你的内心,关注不到你是否也经历了亲人离散、是否也有理想和精神寄放。这就导致了输出时双方期待的差异性:我们的作家在写作时依然希望写我们的内心、写我们的精神、写文学的永恒的主题,比如死亡和爱,但是国外的出版业更希望看到一些表面化的、社会性的或者新闻性的作品。所以说,这种差异导致了我们文学和艺术输出的延后。
  关于那个作品的翻译,她是一位在德国生活的法文译者,看到我的中篇很喜欢,我们通了很多封信。我感觉翻译之路是很艰难的,很多我们看来很简单的问题,在她看来会有些困惑。比如一个人袖子上戴着“三道杠”,她不明白什么意思;或者我引用的一句古诗“吴刚捧出桂花酒”,就更没办法理解了。她完成了作品的全部翻译,但由于这篇小说所写的就是人的内心、是情感流失,不是那种时代动荡的纪实,所以很遗憾,它现在还躺在那位法文译者的电脑里。
  黄荭:我个人十分喜欢鲁敏的写作,相信有朝一日一定会被译成法文。今年一月份我在法国参加了第一届关于菲利普创作的学术研讨会,我私下问菲利普说,你写了《误读之美》《东京归来》这些谈论日本的书,是不是也应该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或许这也是一种“中国订制”。你会参考我这个订制意见吗?你接下来的写作计划和方向是什么?如果不迷信的话,可否谈一谈下一本书的创作?
  菲利普:我在法国刚刚出版了一本很奇特的书《幸福的宿命》,是以字母A、B、C、D……的顺序来写作的,26个字母都将展开来写。灵感来自兰波的诗歌《元音》,每个元音对应一种颜色。这本书属于自传体。我的下一部小说将在九月份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在这方面我有点迷信,所以暂时保密。至于关于中国的书,我有时候会在脑海中酝酿一些想法,形式可能类似《然而》。
  鲁敏:听到菲利普的新书介绍,我觉得菲利普在创新上特别具有探索精神,可能因为他是先锋作品的研究者。我觉得中国作家,尤其是我,特别要向他学习这一点。他的《然而》里有游记、有人物传记、有评传,有非虚构,也有虚构,文体跨界比较灵活、轻灵,不会很“重”。二十六个字母这本书也应该是比较创新的体裁。再比如《薛定谔之猫》,是量子小说。中国作家很少会碰这种高科技宇宙论之类的东西,在这一点上,菲利普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本文由南京法语联盟组织日前在先锋书店举办的“不能承受之真:小说与虚构”文学见面会会谈记录整理而成)来源: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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