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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学的变与不变——文学的认知、娱乐和教化功能已弱化

(2016-03-25 14: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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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学的变与不变——文学的认知、娱乐和教化功能已弱化

  韩少功:文学的变与不变——文学的认知、娱乐和教化功能已弱化

  【简介】韩少功,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汩罗县插队务农;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任《主人翁》杂志副主编;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海南纪实》杂志主编、《天涯》杂志社长、海南省作协主席、海南省文联主席等职。

  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月兰》、《西望茅草地》等。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代表作《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和《日夜书》(刊载于《收获》)产生广泛反响。韩少功的散文随笔《暗示》、《山南水北》、《革命后记》等在当代独树一帜。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

  曾多次获境内外奖项:1980年、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2年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第二届、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和“杰出作家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第一届萧红文学奖等。

 

  演讲 | 韩少功:文学的变与不变——文学的认知、娱乐和教化功能已弱化

  韩少功指出:巨变的时代,文学的认识、娱乐、教化功能有所转移,要有优秀作品和作家,必须—顺变守恒,再造文学。

  最近几十年来,文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1980年代很多青年征婚者自诩“爱好文学”,到今天“文青”在不少场合成为贬义词,可逆的和不可逆的变化交织在一起,让我们有必要看清文学的新常态。

  在我看来,文学至少已有三大变化:

  文学的认知功能弱化

  在没有互联系网、电视、广播、报纸的时代,作家几乎是最重要的社会信息报告人。比如汉赋文体特征就是铺陈白描,写到场景多是其上、其下、其左、其右如何如何,面面俱到,不厌其详。巴尔扎克写一条街道,托尔斯泰写一个修道院,也可以有几页甚至十几页的静态细节,使文学具有某种百科全书的性质,富含生物学、地理学、建筑学、民俗学等各科知识。那时的文学相当于今天电视的黄金时段或报纸的头条新闻,散文、诗歌、小说等是读者了解世界和人生的主要信息工具。但时至今日,我们了解彼得堡不一定通过托尔斯泰,了解巴黎不一定通过波德莱尔,虽然文学还有个性化、具象化、深度化、虚构化等不可替代的文体特长,但强大的新闻业和互联网呼风唤雨,已经使文学的认知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转移给新兴的信息媒体。

  文学的娱乐功能弱化

  我小时候逃学和旷课,常常是因为迷上了一本《铁道游击队》或《林海雪原》。那时候娱乐方式不太多,文学就经常成为美酒、节日、快乐大本营,让很多人沉醉其中。《红楼梦》里的富二代读《西厢记》,在正人君子眼里是“不正经”,是“玩物丧志”。朱熹曾誓言“决不写诗”,陆游曾自贬其诗是“闲言语”,大概都觉得诗歌属于不正当场所,“高大上”人士在那里偶然出入,一旦被曝光也很失体面。但时至今日,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唐诗宋词等都被归入“严肃”文学,“严肃”得几乎像数学和哲学,连某些文科学子也觉得读这些东西是一种苦差事,一点都不High。如果不是要应考升学,他们可能更愿意去打电游、蹦迪、自拍、K歌……以至今年全国电游总产值一千多亿,相当于四到五倍电影业的全部产值。文学当然还有娱乐性,但没有经过一定训练和教育的人对此不一定乐得起来,因此它越来越像“小众”产品。

  文学的教化功能弱化

  “教化”这个词在今天让很多人烦。但人类与动物有区别,就在于人类是有文化的,有教化的。假如有人说,你叫他亲爹,他给你十块钱,恐怕多数人都不会干;如果这个价码提到一百万,很多人可能就扛不住了。前一个事实,无非是证明绝大多数人还是有道德准则的。后一个事实,则证明道德准则高的人不会太多。这个或高或低的弹性准则,显然是文明教化的结果。古代欧洲的主要道德教化工具是宗教,但中国汉区的宗教传统偏弱,其替代工具是四书五经,其中有《诗经》,“诗”也成了“经”,成了最高指示。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当年说,中国宗教力量不够强大,人心很乱,如何教化?他倡议“以美育代替宗教”。这个美育主要指文艺,包括文学。

  在宗教或儒学逐渐衰颓的时候,文学的教化功能曾被放大。“上帝死了”,雨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等应运而生,成了上帝的代用品。“打倒孔家店”之后,鲁迅、巴金、郭沫若、茅盾等文艺家的作品,曾是一、两代人的精神号角,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作家在那个时候被誉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想想看,能管理灵魂的,不就是上帝或准上帝吗?但这不像是历史的常态,至少在眼下,就像作家阿来说的,打开你们的手机,查一下各大文学网站排名前十的小说,恐怕大多数是吃喝玩乐,饮食男女。很多人说,这是一个物质化和个人化的“小时代”,“娱乐至死”是人间正道。作家财富排行榜每年也都炒作得很热闹。作为一个作家,我当然希望同行们都吃香喝辣大富大贵,但财富能否作为评价作家成功的一个标准?我们是否也该评选最富的公务员、最富的法官、最富的和尚?甚至最富的新闻记者?如果这些评选太荒唐,那么有关媒体是否觉得前一种炒作也太有土豪意味?

  以上认知、娱乐、教化三种功能的弱化,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其中哪些属于不可逆的变化,哪些属于可逆的变化,不容易看明白,常令人们困惑。由此产生的困境不全是因为文艺界无能,而是因为文化生态出现了剧烈变化,作者以及受众的适应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怎么能知道天气变冷了是一种可逆的变化,不需要惊惶失措?我们又怎么能知道人死了是一种不可逆的变化,必须顺变而为?传统形式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的销售额在下降,但从广义上说,手机段子不是文学?博客、视频、流行歌曲、电视剧等为什么不是文学?这些含有丰富文学元素的新型产品,以文学作为重要的支撑和动力,不仅没有萎缩,反而进入了一个疯涨的阶段,正在迅速地扩张和繁荣。

  既然文学并没有死亡,那么我们也许就应该明白变化中有哪些不变。换句话说,当今时代文学的理由在哪里,再造文学的根本出发点在哪里?

  人类永远需要语言文字

  电子数码技术便于传达视觉和听觉,将来甚至可望传达部分的味觉和触觉,但即便到那时候,语言文字仍然无法替代,文字之学还是大有作为的。钱钟书先生说过,任何比喻都没法画出来,比如说爱情,说“爱神之箭射中了我的心”,你怎么画?画一支血淋淋的箭刺穿心脏吗?今天的人用“放电”比喻爱情,同样是不可画,你画一些插头、插座、电线,还是画电闪雷鸣金光四射?文学的修辞之妙,常常表现词语的错接、重组、巧配、虚拟等等,超越物质现实原貌的逻辑,因此不可画,也不可拍摄,是绘画和镜头够不着的地方。在另一方面,文字的抽象功能,同样是超物质和超现实的,比如抽象的“人”、抽象的“社会”、“思想”、“文化”、“代沟”、“生产关系”、“购买力”……也都是绘画和影视够不着的地方。我们无法想象,缺少了这些概念,回到一个只有画面和音响的世界,人类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也就是说,文字工作者们大可放心。我们得承认文学的某些写实功能不妨移交给电子视听产品,让它们去做得更为“有声有色”,但文字仍然是人类的立身之本,文学甚至构成了文化的基础产业和核心产业,并没有夕阳西下。

  人类永远需要有情有义的价值方向

  很多人活得较为物质化,好像觉得钱可以搞定一切。这种情况是特殊历史原因造成。钱当然很重要,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但是达到温饱线以上,对于个人幸福感来说,钱的边际效应就会逐步减退。吸毒、犯罪、邪教、精神病等并不全是贫困的产物,相反到是物质财富增多时的常见现象。医学专家们发现,精神病眼下已成全球非传染病中的第一大病患,这与价值观的严重缺失和混乱是否有关,值得人们深思。人是一种群居生物,人与人的关系要保持健康,保持温暖,获得价值和意义,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得“有情有义”。岂止是人,动物也有情,因此佛家给人和动物共用一个名号,叫“有情”。人更需要“义”,连黑道也是“盗亦有道”,要讲一点江湖义气的。这个“有情有义”是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却是低成本的和低科技的,不需要秀豪华、秀奇幻、秀惊悚、秀3D、秀大牌明星等等来予以实现。可惜的是,有些专家对高成本和高科技用心太多,对情和义用心太少,对当代生活中情和义的观察、体验、表现、创造用心太少。由此产生的文化空心化、泡沫化、快餐化,不成为华丽的过眼烟云实在也难。

  好作家永远需要经验和学养两种资源

  眼下有一些投资文学的“公司”,似乎文学生产可以工业化,雇几个“枪手”,包几间套房,签下合同,付出订金,就可以像流水线一样生产小说、剧本、报告文学了。有些商家和政府首长也相信这种生产方式。要说服他们,说文学不能如此急功近利,说好多“神剧”和“雷剧”就是这样闹出来坑爹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文学没法大跃进,也很难工业化,否则华尔街一定包揽所有的文学奖了,否则那些海湾石油富国就能出几十个托尔斯泰和卡夫卡了。文学繁荣有赖于各种条件的因缘聚合,包括作家们人生经验和文化学养这两种资源的积累,只能厚积薄发,只能积沙成塔。就像前人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一个系统性的成长过程,甚至是在困顿和危机中的成长过程。“行万里路”并不是旅游,而是直接、深入、丰富的社会实践。但眼下作家们都都市化了,精英化了,甚至职业化了。靠国家供养和市场庞大这双重福利,不少中国作家活得越来越好。我们肯定不忍心再把他们关进“牛棚”,或逼他们去打仗、耕田、扛包、流落街头、甚至当海盗……但如果他们对生活的体察,仅仅依靠餐桌上刷段子,街头的几张八卦小报,十几次观光式的“下基层”,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他们并无读书和思考的兴趣,我们就算砸下成千上万的项目经费,把他们送进名牌大学混个三进两出,戴上博士帽,统统高学历化,恐怕也还是拔苗助长。

  文学要繁荣,必须固本培元。但愿有更多作家同行—当然包括我自己,今后在经验资源和学养资源的积累上有所增进,国家和社会也为这种增进提供更多创造性的体制保障、政策引导、舆论支持,还有包容和耐心。一种既有活力又有定力的文学繁荣,仍然值得我们期待。

  【2014年12月20日,“东方讲坛·文汇讲堂-文学与我们的生活”演讲季,韩少功主讲《文学的变与不变》,马栋予黄相宜参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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