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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文化软着陆面临的挑战

(2014-11-16 11: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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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名家访谈

陈思和:文化软着陆面临的挑战

傅小平
陈思和:文化软着陆面临的挑战陈思和:文化软着陆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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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最近商务印书馆出了美国学者安德鲁·鲁宾的著作《帝国权威的档案》,读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文明的冲突”的概念,自亨廷顿提出后,这个概念可谓影响深远。因为它指涉的多是战争、贸易等国际间的争端,毕竟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能经历的。当这个问题延伸到我相对熟悉的文学领域,才感觉切近起来。这本书还有个副题“帝国、文化与冷战”,显然有所指的。
  陈思和:我也是上周刚拿到这本书,匆匆看了一遍,还没时间好好思考。我的最初印象是,鲁宾研究的那段历史与我们今天的环境不太一样,那时候是冷战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整个世界主要分化为两大阵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当时制约世界的意识形态,我们称之“冷战”。这个概念现在已经不怎么用了,年轻人可能会感到陌生。但在当年,每个民族国家都需要选择,你要么是投靠资本主义阵营,要么是投靠社会主义阵营,这两个阵营还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苏联为首的有一个华沙条约组织,美国与西欧有一个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军事上它们是对峙的。当时整个世界意识形态就体现为冷战思维,所以有关文化活动,从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都是在参与冷战。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这样一些世界性的知识,被灌输的理念,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美国侵略世界各国等等。这给我们造成的印象是,只要是来自美国的东西都是坏的,只要是来自苏联的都是好的。当然,后来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也搞坏了,中国开始反对美帝苏修。那个时候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被打破了,所以后来毛泽东晚年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冷战时代就彻底成为历史了。
  在冷战的背景下,任何世界性的文化活动都离不开冷战思维。不仅仅是美国和苏联,也不仅仅是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条约,当时中国的很多文化活动也是卷入反对美国为主的冲突中。当时在两大军事集团之外的中间地带,后来被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往往是它们争夺的目标。《帝国权威的档案》 是研究那个时代的文化历史,披露了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通过一些文化组织,比如文学自由协会等,组织策划全球的意识形态,目标是反苏、反共。如果你辩证地看这个现象,那么,当时的苏联同样也在全世界布局,反对美国英国,这方面也能举出很多的例子。
  我们也注意到,那时候没有网络新媒体,最重要的媒体就是报刊杂志。你会看到,美国在不同语种的国家里都策划了宣传出版的产品,就是刊物;当然他们也是有所选择,选对他们有利的国家。读完这本书会让你大吃一惊的是,作者罗列了很多在国际上非常有名,即使到今天也非常有影响的作家,它们都受到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让你更吃惊的是,这些作家在全世界造成的影响,居然也与美国方面的刻意包装有关。这本书里面很大篇幅写到乔治·奥威尔。那个时候的奥威尔还没有写《一九八四》《动物庄园》这些名作。但他是一个反对苏联斯大林体制的西方自由主义作家,后来,就有好几个语种的国家同时出版他的著作,一下子就把他给炒红了。可以想象,读到乔治·奥威尔、以赛亚·柏林等作家有那么大的世界影响,背后原来是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推动,你似乎会大吃一惊。
  记者:的确有些吃惊。在这本书的论述里,文学竟然在文化冲突和交流当中起到这么巨大的作用。这是否扩大了文学在冷战中所起的作用?
  陈思和: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件事,1988年4月,我第一次到香港去,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工作计划是搜集香港文学的有关资料,我特别关注的是,西方文学是怎么影响了香港文学?我当时采访过很多作家,他们都跟我说起,在1950年代香港最主流的文化是美元文化,要理解这个意思,你就得联系当时背景。共产党掌握了中国大陆政权以后,美国为了抑制共产党的影响,在香港设一个文化据点,友联出版社,他们通过办刊物、出丛书、翻译文学作品等等形式,用钱资助香港的南下作家,包括张爱玲在内,许多作家都受到过这个出版社的资助。
  记者:这么说,张爱玲的写作会否受了这种资助的直接影响?
  陈思和:有影响。友联出版社当时出版了很多译著,大多译自美国的经典小说,张爱玲也翻译过,像《老人与海》等等。友联也办了一些刊物,或者资助一些针对大学生的刊物。这个情况,就与鲁宾在这本书里披露的情况很相似。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二战以后美国的地位上升,在西方世界要取代英国的盟主地位,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所以它要向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宣传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价值观,来取代英国的传统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但英国的历史比美国悠久得多,有很深的文化积淀。美国有什么呢?当然不只是好莱坞电影,流行文化,它还有福克纳、海明威等重要作家的作品。美国就是要把这些包装宣传出去。香港的友联出版社就做这么两件事。我们都知道,香港那时被称为文化沙漠,主要文化就是六合彩、赛马会、警匪电影、流行小说等等,但美元文化注入以后,先是把从内地流亡的作家网罗起来了,有了一定的阵容,他们就不停地宣传美国文化,出版了大量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读物,尤其是一些最重要的刊物,像《中国学生周报》 等覆盖香港很多大中学校,这些就是在美元文化的扶植下产生的,很多香港作家(比如西西),都是在这些刊物上起步的。
  记者: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是资助作家、学者,而且在其势力所及的国家、地区,都有自己的阵地,以此来扩大影响。
  陈思和: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有了这方面的了解,读到这本书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中央情报局做这样的文化普及工作,就像书里写的那样,做得有声有色,是很正常的,甚至是必然的。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书里有些地方也写得偏颇。第一个是当年的美元文化,有着很明显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大美国的影响,培养亲美派。的确也有很多作家,受了美元文化的资助或扶持后,慢慢扩大了影响。这是有道理的,但我觉得作者还是夸大了这个影响。为什么?因为很简单,这书里面举例说,美元文化,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培养了那个作家,而没有培养另外一个作家,结果造成了没有被培养的作家籍籍无名。而实际的情况是,书中提到的一些没有被作为培养对象的作家———主要是进步作家———如果是优秀的作家,在世界上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聂鲁达,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应该说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那时候读诗歌,读的就是聂鲁达的诗。他还得过诺贝尔奖。怎么能够说没有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选择扶植的作家就默默无闻了呢?真正优秀的作家,是权力遮蔽不了的,生前寂寞的身后仍然会获得重视。

  2

  记者:当然不能不承认,他们选择培养的作家,都是极具实力的。也就是说,他们选择作家的时候,肯定会考虑其政治上的效用,但同时也考虑到他们的文化影响力。
  陈思和:政治对文化是有影响的,财政的支持也会扩大影响。但应该说,文学与文化的涵盖面远远超过政治。在作家出现困难的时候,美元文化可以给予他们一定的资助。当时张爱玲流亡到香港,想恢复学籍,可是香港大学不接受她。她在困厄中友联出版社帮助了她。她就在那里站住脚了,又有创作活力了。
  记者:这倒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了。这里我有个疑问,照作者鲁宾的理解,作家好像是很容易被收买的。
  陈思和:我觉得不存在收买的问题。
  记者:那作家该怎样体现独立的立场?
  陈思和:美国支持哪些作家首先是有选择的。它选择的就是像奥威尔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还有一些本质上保持精神独立的作家,遇到了困难,美国也会出手资助。比如这本书里讲到了托马斯·曼、阿多诺等,在德国受到迫害,流亡到美国。这并不是说他们就认同美国文化,很有可能,他们在很多方面是不认同的。所以,美国既接纳他们,同时对他们也是有监视有制约的,这对他们的写作会有一些影响。但在监视他的过程中,美国还是帮助他们,让他们自己发展。尤其是阿多诺,他是法兰克福学派,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对他的著作审查非常严格,一些敏感词是肯定不能出现的。
  记者:换句话说,这些作家写出来的作品,要接受美国政府的审查?
  陈思和:阿多诺的书被审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会用代码把他书中的一些敏感词消掉。所以阿多诺既然要在美国生存下去,就得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的审查制度达成妥协。当然,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美国当时也有点小题大做,这是冷战思维所决定的,其实“反苏”和“反共”,或者“反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反对苏联不代表反对共产主义,尤其是不认同苏联的斯大林政权,不代表就是反对共产主义。有些人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未必就相信苏联。
  记者:很重要的提醒。“反共”和“反苏”,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但公众经常会贴上标签,把这些需要进一步厘清的词汇混淆了。
  陈思和: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但往往给混为一谈了。阿多诺后来在美国大学里当上了教授,有了终身俸禄,不再需要资助了,这时他又开始重申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了。从这个角度上说,知识分子也在利用政治。这方面,我们比较少注意到。
  记者:是这样。知识分子也出于各种各样的需要借力政治,从而实现自己的诉求。
  陈思和:奥威尔就是这样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没有看过《一九八四》的人,都知道奥威尔塑造了一个形象叫“老大哥”,我们后来都以为,这个老大哥指的就是苏联斯大林政权。实际上,奥威尔写这个的时候,老大哥也可以指法西斯希特勒政权,因为法西斯政权同样也是专制独裁的政权。所以,这个老大哥的形象,从正面看可以认为它是在批判希特勒政权,反面看则可能是批判斯大林政权。特别有意思的是,到了9·11以后,当布什政府出兵打伊拉克、阿富汗的时候,美国群众举起了奥威尔的旗帜,说美国正在实行“一九八四”。这个时候的“老大哥”,又被人利用来指美国布什政府了。
  记者:倒像是从一个侧面反映文学的普泛性了。经典文学作品往往不会局限于表现特定的领域,虽然当时作家很可能是出于特定的目的创作的。
  陈思和:这就涉及到一个艺术的典型话题了,有些艺术形象一旦成了艺术典型,它就带有普遍性,它不再局限于当时当地的具体内容了。在奥威尔写《一九八四》的时候,老大哥可能是影射苏联。但到了今天,苏联也瓦解了,那影射谁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老大哥”所对应的专制独裁是否还存在?“老大哥”已经成了一个共名。当美国出兵阿富汗、伊拉克的时候,反对者也可以用奥威尔的武器来反对美国。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永远大于政治。尽管某个国家政府可以花钱去培养一个反共作家,或者资助自由主义作家的反苏倾向。但这些权力者永远不会了解,文学和文化涵盖的意义远远大于政治,更是大于某个具体政权。
  一旦文学变成经典,谁曾经扶植过已经不重要了。就像我们现在看米开朗基罗的画,当年他的创作都是受到贵族、教会资助的,但艺术作品一旦创作出来了,就有独立的艺术价值。我们不关心这些赞助或者订购的贵族或者主教是谁,我们关心的只是米开朗基罗创造的艺术力量。赞助人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一点也没有。艺术和文学的力量就在这里。因为它代表了人性最本质的力量。政治当然要利用它,只有愚蠢的政治才会打压天才的艺术创造。不是说了吗?奥威尔出版一本书的力量远比大批量的反苏宣传有力得多。但这个效应只是在短暂的阶段里能够起作用,过了这个阶段就没有意义了。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很多宣传品读物都消失了,但也有一些留了下来,这些是真正的天才创作。当然,还有一点需要加以辨别。你很难说当年那些作家是自愿为这个政权或者意识形态服务的。因为他们中有一些人本身就奉行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与美国利益吻合了,美国就会支持他。如果他本身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与苏联利益吻合了,苏联也会支持他。我年轻时候就没听说过奥威尔这样的作家,因为中国不宣传这些作家。所以说,这些作家的影响也没超出当时特定的文化版图。但在这个文化版图下,他们确实留下了辉煌的名字,更是远远超出了政治影响,成为了一种文化、文学大于政治的典型范例。
  另外一点,我们也要注意到,任何政权,国家的意识形态,都会利用文学来为它服务。但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怎么利用文学的。首先,他们都是在扶植一些优秀作家,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扶植一些没有品行的马屁作家。像奥威尔、T.S.艾略特、托马斯·曼,以赛亚·柏林等,其他还有很多。这些作家本来就是响当当的有名作家,也就是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因为政治因素的考虑而降格以求,牺牲文学的水准。其次,它对这些作家进行扶植的含义也是相当宽泛的,比如,只要在他们出资的刊物上发过文章的作家,他们就给算了进去。打个比方说,现在有一本什么杂志,其实这个杂志有些政治背景的,它向作家约稿,作家就给它写了。但只是给它写稿,就挣一点稿费而已,却未必收到过什么津贴,也没有签约为它们服务。所以也不用夸大这些背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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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反观我们的现实,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多少存在为了政治、经济甚至是文化自身的考虑降格以求的情况。
  陈思和:现在不是说要提升文化软实力吗?我们要向世界推销中国文化吗?这本书里介绍的一些美国经验倒是值得重视的。他们推荐什么人?他们是选择那些已经成功的人,他们的选择标准是取决于这个作家已经有相当影响了。不是说组织一群芸芸众生,办一个学习班啊,让这些人出名啊。这与我们的有些做法是有明显区别的。对外宣传不能搞地毯式的轰炸,一说要把著作介绍到国外去,国家就砸进去不少钱,很多人也借此机会向国家要钱,组织很多外译项目,效果好不好呢?翻译出来的书是不是有人买呢?如果没有人买没有人看,就起不到什么效果。我们政府买单,外国出版商赚钱,结果印了很多废品都堆在书库里了。我没做过这方面的具体调查,但我听一些翻译界的朋友说的这些现象值得重视,靠搞群众运动的方式,铺天盖地倾销在中国也没有人读的书,最后把真正有影响的作品都淹没了。打个比方,100本外译的书,95本是差的,还有5本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在95本差书产生的恶劣影响下,连这5本比较好的书也给遮蔽了,人家也不看了。
  你再看这本书里鲁宾所写的美国中情局是怎么做的?他们首选奥威尔等作家,因为这些作家本身在文学创作上已经取得较高的成就,他们被包装,让不同国家的杂志都登他们的文章,扩大他们的影响。其实,奥威尔他们的文章与美国的主流价值未必完全一致,但经过这样的宣传,这些人会改变对美国的印象。至少在感情上会倾向它。这样美国在不知不觉中增强了自身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所以我觉得要在世界各国扩大文化影响力,是一个很艰巨很细致甚至还是长期的工作,绝对不能像现在这样粗鄙地、狂轰乱炸地去做。你看美国中情局是怎样做的工作,当要包装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让他在不同语言的杂志上同时出现;而且他们还有一些很聪明的做法,要让这个作家有名,先把他的文章组织翻译好,然后把他和其他一些大作家的作品放在一起呈现,提高了这些作家的地位。集中精力推荐几个真正优秀的作家,比不分青红皂白地倾销一大堆废品效果要好得多。
  记者:这本书里举了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例子。总部设在欧洲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把他和托马斯·曼放在一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在各种期刊上,让他的作品以富有影响力的方式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陈思和:其实胡安·鲁尔福本来就是一个极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在中国也很受重视。他们这种做法仅仅是一种技术。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要选择真正有价值的、国外读者可能接受的作家去包装。我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会引起误解的例子,像莫言、余华、苏童、阎连科这样一批在国家获过各种文学奖项,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当代作家,还有像严歌苓、虹影这样一批自身在国外已经有重要影响的作家,甚至是台湾到国外定居的优秀作家,像白先勇,这些作家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世界上能够接受的文学形象,不管他的小说是否符合我们政府的主流价值,都应该把他们创作在国外的成功,视为一种与世界发生影响的契机。我们就应该珍惜这样一些已有的成就。因为,这些作家在国际上的形象越正面影响越大,西方读者认同他们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国外的形象越正面影响越大。
  记者:这可能会招致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批评。从莫言获奖后获得的反响看,在一片喝彩声中,批评莫言,反倒越是显出批评者不屈从于主流话语的批评的理性和正义。但不管怎样批评,我觉得都要有一个共识:莫言获奖本身,是他自身创作实绩,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实力提升的一个例证。
  陈思和:应该说,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国际影响确实也会越来越大。人们会关心中国的经济政治,但文化上的影响怎么样?中国人现在有钱了,但给世界各国的印象就是一个土豪金,买奢侈品,还有大妈跳街舞什么的,给人一种为所欲为的土豪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相比之下,有一个作家获得了诺贝尔奖或者其他什么有影响的奖项,不会被人当成是负面影响,如果说有负面影响,那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闹出来的。我觉得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文学上的影响需要慢慢积累,一个中国作家在外面得奖了,又有一个中国作家在外面有名了,再有一部电影受到关注了,等等等等,这都是非物质的文化财富,有了这些成功的经验,自己国家也有名了,中国文化正面的形象也就慢慢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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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体现在这本书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中国作家的印迹。这会否是作者的疏忽,或者说中国文学在冷战时期的确没什么话语权?
  陈思和:那时候的中国在政治上还是一面倒。属于苏联阵营的成员。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书中写到了美国对非洲作家的选择和扶植?美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慢慢崛起的,冷战时期一方面反对和遏制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取代欧洲(主要是英法国家)在殖民地国家中的地位。非洲国家当时处在反帝反殖的高潮,是反对英国、法国殖民主义的,美国并没有因此而把这些非洲国家视为敌对,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美国的黑人都是从非洲过去的,血缘上美国与非洲有亲戚关系。所以,美国中情局资助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也选择了非洲国家,在那里渗透自己的影响。比如非洲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莱·索因卡,你看这本书中所描写的,他是由美国一手包装起来的。但这个说法到底是否准确我无法判断。
  非洲还有很多优秀作家,非洲以外的国家是不知道的。我曾经问过严歌苓,她丈夫是外交官么,她在非洲住了好几年。那时候,我在主编《上海文学》,约严歌苓写作有关非洲的小说。我就问她了,索因卡这样的作家在非洲是不是特别有名?严歌苓说,非洲有很多很有名的作家,国际上都不知道。非洲大多数人是不识字的,要让文学得到有效的传播,就得通过广播剧的形式,因为广播剧是很多人都可以听,而且能听懂的,所以非洲最优秀的作家,很多都是写广播剧的,也就是相当于讲故事的。这些讲故事的人,欧洲大陆是不知道不认识的。这本书里面就讲,美国怎样把一些非洲作家推到了西方世界的上流社会。它是怎么推的呢?比如把一个非洲作家跟托马斯·曼放在一起,慢慢人家就只认这个作家了,这个作家就是非洲的代表了,要是考虑给非洲作家诺贝尔奖,那就给了这个作家了。
  记者:如果是放到中国,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陈思和:我们有很多作家,西方可能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不从向国外推销中国文化的意义上着眼,这个也就不重要了。中国有十多亿人,如果一个作家做到十多亿中的多数老百姓都知道,就已经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了。虽然欧洲人非洲人不一定知道他,但影响到中国人,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这个话题就涉及到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人文主义、领土和问题技巧》一节,其中讲到了德国作家奥尔巴赫,他写了一部《模仿论》,我为之特意到书店去买了一本中译本,但还没来得及仔细读。奥尔巴赫把世界上各国文学作品拿来比较,最终说明世界各地的文学是不一样的,多元的,存在差异的。我曾经在比较文学领域提出过一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观点。什么是世界性因素呢?这就得说到比较文学的一个核心理念:所谓比较文学,最初考察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学,无论是在写作技法上,还是在思想观点上,怎么影响了另外一些国家的文学?这个影响是什么?它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么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需要做精心考证的。又比如,那些译本是怎么传过去的?那里的人又是怎么接受的?
  记者: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是缺乏的。即使有这样的比较研究,也多半失之于笼统和机械。比较文学研究,既然是做比较研究,就不该是单向的,而该是对等的、双向的。以此看,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反过来研究,鲁迅或巴金,具体影响了哪些外国作家的创作?
  陈思和:实事求是地讲,比较文学在其学科发展过程中也受到过“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最早的比较文学理论核心(所谓法国学派),强调世界各国的现代文明都是由欧洲发散出去的,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是落后的。所以最初的比较文学就特别关注法国、英国文学怎么影响了俄罗斯等等。欧洲中心主义的整体思维框架就是西方把文明传递给了东方,好像以前东方世界都是野蛮的、没有文明一样。当然,“欧洲中心主义”后来受到质疑,虽然受到质疑,但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宣告“欧洲中心主义”死亡。
  我曾经在比较文学领域提出过一个看法,即中国的比较文学需要有比欧洲中心主义更加普世的思想理论,也不是要跟在欧美国家的学者后面学他们的理论观点。我前面提到过“世界性因素”,所谓“世界性”主要强调要有一个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我讲过“世界性因素”的问题,就是中国要不要依靠欧洲先进国家的认可来解决世界性的问题?不需要。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十多亿人口不属于世界?那这个世界一定是不完整的。当我们讲世界文学的时候,中国文学本来就被包含在里面,这个问题在郑振铎编撰世界文学大纲时代就解决了。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只是说莫言被西方社会认可,不能说被“世界”认可。而且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定义,有很强的倾向性。你到非洲去,人家没有说走向“世界”,只有你到欧洲去,到美国去,在那里得奖了,才是走向“世界”。反过来,比如说,如果我们给美国人一个奖,一个电影的大奖,他不会说美国终于走向世界了,最多是说被中国人接受了。
  记者:说得特别好。我也听一些专家、学者发表过相同的意见,他们也认为,中国就在世界上,又何需“走向世界”?回到你说的比较文学,我们在做研究时,是不是也要有意识地把中国放进去,并且要强化这样一种意识?
  陈思和:是啊。实际上,我们作家写的任何一个作品,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一个文学现象,其实都是世界的。当然,对待各种问题,中国人的理解方法可能跟西方人不一样,比较文学应该考虑的各个国家间存在的差异,这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点。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人不能否认中国本身有其庞大的市场,有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即便不被西方承认,也不能说中国的因素就不是世界的,中国的很多原创性的文化艺术,总是在“世界”产生影响,因为它本身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自信。打个比方吧,中国有很好的作家,但因为文学语言有很强的地方性,比如贾平凹,他一口陕西方言,外国人读起来难懂,他的小说很难翻译成西方文字。但这不说明贾平凹的作品就不是世界性的。只是贾平凹的艺术世界中,有独特的表现中国农村乡土的方法,他的这种文学表现在传播上,因为文体的特殊性更有难度,但就文学价值而言,是不能被忽视的,也许在“世界文学”的平台上,贾平凹作品更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我的理解就是这样。所以这本书确实引起我很多的思考。当然,鲁宾在写法上有点问题,有点虚张声势。本来很正常的问题,给它一写,就显得有点不正常了。
  记者:仔细想想,“走向世界”的理念,何以如此影响深远?未尝没有“世界”的形象和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社会包装和塑造出来的缘由。
  陈思和: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实行文化软着陆面临的挑战。中国文学在对外传播上有一个大问题,语言问题。欧洲各国语言很相似,相互容易理解。但要把中国的文字翻译好,确实不容易。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外国人会关心中国发生什么事了。可能他不了解中国,到中国来旅游,也只能让他们对中国有表面的理解,那么,他们就会关心中国电影,中国文学。通过这些媒介来理解中国。所以我们不必太在意,外国人看的这个电影有没有在利用我们?在诬蔑我们?这种冷战思维要不得。你要这样想,中国的电影作品在国外放映受到欢迎,这本身就是代表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而影响本身就是复杂的,不能仅仅从政治的角度去衡量。读了这本《帝国权威的档案》,我的第一个体会就是文化文学大于政治的意义,但我的想法与鲁宾要表达的意图恰恰相反,我觉得不要担心文化的背景后面有没有政治,因为政治过段时间就过去了,比如苏联解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斯大林也没有了,冷战也没有了,这样的政治阶段就成为历史了。但冷战留下来的东西还有没有生命力,就要看文学本身的力量了。

来源: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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