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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家陈晓明:韩寒郭敬明的文学史意义不多

(2014-08-05 17: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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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名家访谈

文学评论家陈晓明:韩寒郭敬明的文学史意义不多

刘功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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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2版。此书初版于5年前,其间一再加印售罄,这次由作者陈晓明大幅修订,重新出版。此书叙述 了自1942年以来直至新世纪最近几年,中国当代文学主导潮流的形成及变革。作者以论带史,视野开阔,展现出一种崭新的文学史风格。

  此前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作品大致有《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概观》、《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等,但是读 者和专家比较认为,陈晓明的思想和观念可能更对年轻人胃口,语言更明快。“文学史写到了昨天”,也是“陈版”不同于其他同类研究的鲜明特点。

  2日,正在北京八大处给“鲁奖”评奖的陈晓明教授,接受本报专访,畅谈当代文学和社会现实热点话题。

  “中国当代文学”很不好处理

  陈晓明生于1959年,福建光泽人,早年上山下乡当过知青,1990年代获文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0多年,2003年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博导。

  写作一部当代文学史,是陈晓明多年的愿望。进入北大后的首个秋季,他开设必修课“中国当代文学史”,有指定教材,但他没法忍受照本宣科,坚持自己写讲稿。这讲稿就是《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这部文学史的初稿。

  他本想一鼓作气写下去,但由于当时在写另一本书《德里达的底线》,文学史一度暂停。直到2006年底,北大中文系要求推出一部新文学史用于教材,同事们公推陈晓明“一个人弄”,进度显著加快。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于2009年初版,接下来的两年加印了一次,很快售罄。这次是修订之后再版。陈晓明原本只想作字句的调整,没成想碰到具体 书稿,新想法随时产生,重写、增补的念头不时出现,这样断断续续修补了大半年时间,以至于后来他自己都心生“没完没了、忍无可忍”的感觉,只得强行打住。

  新书稿交给出版社,文字规模达到70多万字,出版社认为这么厚如何当教材?定价也是个大难题。于是只得重新删节,删成现在的58万字。“有些文字我觉得十分必要,但不得不忍痛割爱”。

  该书名为“主潮”,是受世界名著、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影响,后者为陈晓明年轻时特别欣赏,以至于梦想自己写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 史。勃兰兑斯梳理的是19世纪欧洲(西欧)浪漫主义文学主流,陈晓明要处理的则是20世纪下半叶的激进政治与文学审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挑战性不言自明,他 的选择是“正面强攻”。

  差作品不消骂也会自然消亡

  对作家、作品,陈晓明很少痛下批评之语,总倾向于发掘他们的积极价值。文学史写作,重要的是解释文学现象何以发生,它的发生意味着什么,“主要 是把好的作品告诉人们,好的作品构成了什么样的传承历史”。差的作品自然会消亡。陈晓明认为,有些人非要把某些影响很大的、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是优秀的作 品,说成是坏作品、烂作品,这并非是匕首投枪般的犀利,而是偏狭和自以为是,不可能遮蔽得了伟大作品的光芒。

  陈晓明看书,涉猎很广。《诛仙》之类的网络作品,他也要通读过才下评语,而这类作品动则几百万上千万字。鲁迅先生说他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 了读书上,陈晓明则是把别人睡觉的时间也用上了。他的睡眠不是很好,每天夜里很晚了都睡不着,他索性不睡觉,读作品、读杂书、记笔记。他做了30年的一线 文学批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和时新的文学创作、批评即时互动,因此有比较直接的积累和感同身受的体验,“靠临时抱佛脚式的阅读肯定不行”。

  他21岁时开始读黑格尔、康德,以及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学术名著”。这些书深奥难懂,每本书吸收十分之一二都让陈晓明觉得受益良多。他有意识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里融汇理论素养,以论带史,既保持了文字的活泛,也让读者读得轻松。

  时下的文学史大多只论述到上世纪90年代初,而90年代中期至今的十几、二十年,文学发展气象万千,从数量上来说是过去三四十年的数倍之多,因此陈晓明决意不回避这一段的书写。他对这一段文学轨迹的勾勒阐释,使得“陈版”文学史特别接地气,鲜活。

  陈晓明已步入知天命之年,回想年轻时写文章如风卷残云,他不由得引郑板桥的诗自况:“青春在眼童心热,白发盈肩壮志灰。”

  

  【访谈】

  做文青不丢人

    福建人热情、友善,讲客气,在电话里也听得出来。陈晓明这几天给鲁奖当评委,本来很忙,但听说记者截稿时间紧张,他熬夜答复本报采访提纲,“作答”比记者预想的提前了整整一天。

  陈晓明被学生们认为很帅,“帅了一辈子”。有女粉丝在豆瓣上留言:“最喜欢听他讲他50岁生日那天坐在马路牙子上抽烟,知天命,那种文人淡淡的悲观主义,以及各种八卦。书中有一些老师自己的观点,这些话都隐藏得很隐蔽,以至于我只看到那些话,都忘记了主潮。”

  这样的表达算不算得上“文艺”?乐观、幽默、自嘲,不自怨自艾,再文艺的表达似乎也能让人原谅。今天我们举目四顾,“文学青年”、“文艺青年” 都成了贬义词,人人恨不得远离,撇清自己与文学文艺的关系,但是陈晓明不这么看。他不觉得做一个文青有多丢人,甚至告诉记者,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人如果 还能与文学在一起,是一种幸福的人生境界,“相信文学,就有福了”。

  作家会老去,评论家也会老去。在陈晓明眼里,除了“莫大叔”、“老平娃”,他也一直在关注文坛新秀,“最有价值新星”。他说,如今就算是70年 代生人,也不再年轻了,少说也有四十、三十好几了,这拨人里头,徐则臣、路内、冯唐几个可以看看。更年轻一些的,85后,90后,“我也不太熟悉了”。

  读+:1985年唐弢曾说“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这话的含义是什么?

  陈晓明:现代文学史对唐弢先生来说就是当代史,他是亲历者,经历过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活动、运动、社团组织,和不少重要人物交往过,比如鲁迅、 茅盾等。他的具体心境,可能是刚从“文革”中过来,觉得有太多难以廓清的问题,书写者与写作对象交织了很多个人恩怨,不易超脱。

  读+:莫言曾说过,中国尚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与这个伟大的时代相匹配,你认同他这话吗?莫言获奖后,这话还成立吗?

  陈晓明:伟大的作品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截然的标准。中国历来有一种态度,外来(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中国人会承认西方(以及俄罗斯)的作家有伟大作品,但很少指认自己的文学有伟大作品。

  其实中国当代还是有几部作品堪称伟大,《丰乳肥臀》(2003年)、《受活》(2009年)、《古炉》(2011年)3部就是。莫言、阎连科、贾平凹有个共同点,很自信也很谦虚,特低调。

  当然,今天要认定“伟大作品”是很困难,因为“伟大”这个概念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它属于古典时代或现代之初时期,现在就是欧美,也很难再使用“伟大作品”这种概念来指称当代作家的创作。

  读+:你认为贾平凹写《废都》,本来“可以用更有效的方式揭示这个时代精神价值的危机”,能否说说“更有效的方式”是什么?

  陈晓明:贾平凹写作《废都》时正值盛年,也是他经历过中国当代历史变故之后的思考。贾平凹试图表现这种迷茫,但《废都》过分倚重“性”的态度去 表达,同时他又专注于寻求古典文章的风格。他应该在“现代思想”的层面去表达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庄之蝶老是和女人在一起从事身体活动,就无法把 他的思想和语言更充分表现出来。贾平凹天分甚高,对现实和人性有很深的洞察力。《废都》偏向于文章风格的浸淫,没有更多从思想性下功夫。当然,这都是我们 事后的评论,在当时语境中,贾平凹的迷茫本身也是一种历史事实。

  读+:阎连科的《受活》将对乡土中国的描写与后现代主义手法完美结合。他的乡土描写与莫言有什么显著不同?

  陈晓明:《受活》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它包含了强大的历史反讽,笔法夸张、荒诞而又异常写实。曾有一部电影《再见列宁》轰动一时,但《受活》比之要深刻和深远得多。

  莫言作品的魔幻色彩承袭了中国传统的神鬼志怪的表现方式,表达的是一种历史批判,要隐晦得多。阎连科更为直接尖锐,现实感更强。当然,二者有不同的侧重,不存在孰优孰劣。


  韩寒郭敬明的文学史意义不多

  读+:你对湖北作家多有关注。前不久张执浩推出了诗集《宽阔》,获得了华语传媒年度诗人称号。有人认为他是“被低估的大诗人”,你怎么看?

  陈晓明:张执浩很优秀。“被低估”在今天是一个普遍现象,它与同样的普遍的“被高估”构成一种相辅相成的景观。

  读+:你在课堂上指出,严歌苓的小说没有引起中国文坛足够的重视。但是这几年下来,她的作品频频搬上荧屏,这与你对她的发现和推广有没有关系?

  陈晓明:我一直关注严歌苓的作品,也在一些讨论会上推举严歌苓的创作,但她的作品被影视界热捧和我没有关系。早年我也推崇过王朔的作品,推崇过 “先锋派”(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等)的作品,推崇过“晚生代”(毕飞宇、何顿、述平、朱文、韩东、李洱、东西、李冯等),他们的作品随后也相 继被改编成电影,或者他们中不少人迅速被张艺谋等导演请去当编剧。这只能说明我没有看错人,比电影界先走一步。

  读+:你对韩寒等80后作家给予了充分肯定。随着《后会无期》、《小时代》系列电影的上演,部分作家越来越表现出直接与商业资本结合的消费主义趋势,你如何看待他们的文学前景?

  陈晓明:我在文学上对韩寒、郭敬明以及80后的肯定还是有所保留的。他们在文学最为困难的溃散时期,标举文学的旗帜,召唤起一大批文学青年,使文学这块领地洋溢着活力和激情,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他们的文学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随后又是一种市场商业行为,留给文学史的意义并不多,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给这个时代的文学完成自我突破做出多少艺术上的贡献。

  以他们俩目前的趋势来看,在文学上没有前景,但在商业上、在扩大文学的影响力方面是有卓越贡献的。当然,他们还年轻,不排除他们哪天在文学上琢磨出另一种道道,也给文学重新开辟创新之路有所作为。但那也只能限于纯文学的小圈子,这是他们不屑于去做的。

  文学能做的事非常有限

  读+:20年前,王晓明等人有感于王朔作品对社会道德的冲击,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认为要探究知识分子在新的现实条件下的精神品格,那个话题的探讨结下了什么有意义的成果没?

  陈晓明:20年前正当市场经济兴起时,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意义并不在于他们真 的批判了当时的市场经济引发的价值观的危机,而在于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需要重新出场,面向社会发言,这个讨论提供了一种言说的途径和方式。

  倡导人文精神是有意义的,但以此对抗和批判方兴未艾的市场经济派生出的价值观则是有所错位的。今天中国的思想、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是在于以 “权力/利益”为轴心的全社会态度。改变这种状态需要制度建设,需要倡导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公平公正的现代理念,与之相关的是社会的监督机制要健全,单靠 “人文精神”恐怕很难管用。

  读+:王蒙说人文精神本不曾有过,因此谈不上什么失落。但即便如此,知识分子提出建设人文精神是否很有必要?

  陈晓明:具体问题的讨论与社会的某项倡议,出发点可能很不一样。无论如何,倡导人文精神建设无疑是必要的。

  读+:今天,人文精神、人的精神面貌,较之当年问题似乎更严重,这个现象的累积与文学效应持续减弱有关系吗?

  陈晓明:我以为今天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全社会膜拜“权力/利益”,追逐“权力/利益”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导目标。这个缘由当然不是由文学衰落引起的,文学的衰落也是由于同样的缘由引起。至于是何种缘由,根源在何处,需要专门分析。

  文学在今天只能做非常有限的事情,给人们提供一点爱好,提供一点独享或分享的精神生活。改变社会状况则是长期艰苦的工作,根本在于社会的文化教育从基础做起。

来源: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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