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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叙述战争:魏源《道光重定回疆记》中浑河之战叙述的分析

(2020-09-24 09:17:05)
标签:

道光重定回疆记

魏源

张格尔叛乱

战争史

历史叙述

分类: 历史

如何叙述战争:魏源《道光重定回疆记》中浑河之战叙述的分析

魏源《道光重定回疆记》是完整叙述清道光年间二次回疆之役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章,是后人了解和研究张格尔叛乱事件的必读之文。他所参考的主要史料,就是曹振镛等编的《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但他还利用了多少史料来源,我们并不清楚。这部方略总数八十卷,将大量的史料经过消化之后,形成一篇史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考察史料与形成史文过程中历史学家的审慎和疏失,却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历史学家工作的状态和下笔的微妙之处。

比如,道光六年“八月二十日喀城遂陷,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三城继之”,被后来史家普遍采用。但如核对《方略》,实际情况是英吉沙尔、叶尔羌于七月已经陷落,八月二十日和阗陷落,喀什噶尔(今喀什)汉城到八月二十五日才最后陷落。这说明,魏源对于整个西四城的陷落过程并未当作问题来处理相关史料。因为当时清政府有关西四城的陷落情况零星从俘虏、探报中获得,各种信息互相矛盾,散落在各奏件中,不作为问题悬在史家的脑海中,下笔便难免失误。

再如,喀城于六月二十二日以后被围,魏源照方略直记“东走阿克苏者七百人”,但对此记载,魏源表示怀疑,便询问过“军中人”,答案是确实有这么支部队,但在沿途回庄叛乱的情况下,究竟他们如何还能到达阿克苏的,他依然存疑,因此,他特别加了注文。这说明魏源对于史料记载中有疑问的地方,是相当审慎的,先通过访谈询问,依然不能解决的,在史文中记下自己的疑问。对于这个问题,现存史料除方略、实录外,还有伊犁四营的史诗《喀什噶尔战纪》,后者是魏源当时不知道的,说明他对当时喀城的实际兵员并不掌握,所以下笔时便“心中无数”了,只说有三营兵力。对于这近七百人到阿克苏的问题,这支部队应该是随庆祥由伊犁来喀什噶尔的,撤退到阿克苏也确有其事。额尔古伦报告喀城的情况是“喀什噶尔城门已被贼匪自外堵砌,日夜围攻。”说明他们是因无法入城而撤退的。道光帝对此事下旨:“至锡伯带兵总管额尔古伦等官兵共六百九十余员名未能捐躯行阵,退回阿克苏,本应按军法治罪。姑念事起仓猝,当逆回群起为乱时,贼势甚众,原不应派兵轻出,致令腹背受敌;且该官兵等因城门被贼匪堵砌不能入城,尚与临阵逃回者有间。著贷其一死,俱行斥革,交该将军饬令各带原兵,在军前效力自赎。”(《宣宗实录》卷一百一,道光六年七月戊申。)这篇《史诗》对魏源的疑问提供了解释,当然,民间传诵的有些细节与史料记载容有差异。历史学家写史时,受到史料的局限,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们再回到本题。浑河之战,是清政府平定张格尔叛乱、收复喀什噶尔城的决定性一战。有关此战的奏报见于方略卷四十一扬威将军长龄和参赞杨遇春、武隆阿的会奏。我们就从此战中的问题,来看看魏源的“史笔”是如何随史事中的问题转动的,其中的得失也就自明了。

浑河(今博罗和硕河)之战,是收复喀什噶尔的最后一战。北岸清军兵力不到两万,而张格尔的亲兵及其胁迫来北岸防御的维吾尔族人总共达十几万人。道光七年二月二十九日,清军到达北岸,据长龄等观测,叛军列阵延绵二十余里,挖深沟三道,筑土冈三百余丈,排列大炮无数。清军的大炮只能打到土冈,威胁不了对方的炮位和敌军,所以只能扎下营盘,伺机渡河了。当天午夜,“西南风陡起,撼木扬沙”,视线不清,长龄担心叛军偷袭,想退营十几里,但参赞杨遇春不同意,主张趁此机会渡河袭击。两位军事统帅的分歧,奏报中并没有提及,魏源的记载应该别有所据。接下来,清军派骑兵一千沿河趋下游佯装偷渡,以吸引对岸左翼。而主力到上游跴浅渡河。这个军事动作的考虑,原奏并未提及,魏源特别记载,清军可以“居上风”的优势,这就补了史料之缺。“前锋先扛炮轰贼,炮势与风沙势相并,若百十万兵摧压骤至,贼阵乱。比晓,我兵尽渡,风止雾霁,乘势冲入敌阵。”原奏并未详细记载此情,但魏源在下笔时,充分考虑到了当时战场的风向、沙霾和清军渡河的方位,所以,“炮势与风沙势相并,若百十万摧压骤至”的行文,写得形象和生动。如果史家不积极进入历史事件的现场,下笔时不免成为史料的文抄公。

魏源行笔的细腻,还可以从这段文字中举一例。叛军有十几万人,一日三餐是怎么解决的?他是在叙述叛军逃跑过程中,这样不着痕迹地带了出来:“回俗高履毡屣,不良于行,且各裹糗餱,负载累重,及败遁,橐舃遍地。”叙述叛军逃跑,可以“仓皇逃窜”之类的空话带过,魏源如此形象交代,连包袋、鞋子都扔了,看上去在描述逃跑状态,读者如果细心,就不难读出魏源还要交代的是,这些叛军都是自带口粮,穿着平时的毡靴,根本不是战士。接下来,“军众而无调度”一语,就把叛军的“乌合”状态写出来了。

但就此战的历史现场感而言,魏源并不是没有缺憾的。从战场的实际情况看,张格尔叛军的整个防御工事和态势,都是针对北岸清军渡河作战的。清军主力从上游渡过河,张格尔叛军的正面防御工事全部归于无用;叛军被迫由正面防御转入侧翼防御,无工事支持,清军无疑占有人数上和武器上的优势。魏源对于叛军布阵不知伏袭犄角之术的评论固然没错,但说“喀城大炮尚未运至军”是个原因,就难以理解了。因为长龄等已经看到南岸土冈上列炮无数,何以“未运至军”?而且浑河南岸叛军溃逃之后,清军收复喀什噶尔汉城和回城时,守军“拼死抵御”,也只是“枪炮齐发”一笔带过,并没有强调城头炮火的威力,唯一的可能也就是喀城的大小火炮实际上大部分都已经运到南岸土冈上去了。叛军的炮火为什么没有发挥其威力?因为直到19世纪初,中国城防大炮的炮架还是固定的,不能根据目标移动调整炮位瞄向,上吨重的大炮临时改变炮位,重新列阵,非常耗时耗力。如果改为“炮阵朝北而难施力”,与之前的风向描写相呼应,则战场态势可能更加清晰一些。(清军可以“扛炮轰贼”,是野战用的轻型炮,其重量在三四十斤到三四百斤不等,比城防炮轻得多。)魏源掌握的史料可能有“喀城大炮尚未运至军”的说法,但战场上出现的各种信息纷繁复杂,能否去伪存真,往往只能依靠治史者自己的理断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学家的历史现场感并非无端而起,而是在充分掌握各种现场信息后,逐步形成的,这种历史现场感的形成过程,往往会向进入工作状态的历史学家提出一个又一个实际问题,逐一解决之后,然后才能达到“下笔如有神”的境界,把读者引入当时的历史现场。在描述战场情况的时候,史学工作者在下笔之前,最好根据各种史料信息,构勒一下战场的草图,除了阵形、人数之外,把地形、气候、时间等各种因素考虑进来,这样描述战争的动态时,下笔就有数了。魏源知识渊博,他的《圣武记》是专门叙述道光之前清代历次战争的史书,将那个时代的军事学知识充分融汇在叙事过程之中,如何叙述战场情况,很值得后人借鉴,其中的得失,也值得后人思考。

就平定张格尔叛乱战事的叙述而言,叛军作战的结构在战事发展十分重要,张格尔以游牧的安集延人为“亲兵”,作为叛军头目们压阵的基本队伍,由裹胁、附从的白帽回众打头阵。这些耕作的农民本无作战经验,人数虽多,缺乏组织,也没有多少像样的武器,形不成战斗力,一旦开打,极易击溃,溃军反冲后面的压阵队伍,或者清军抄后路攻击头目所在的压阵队伍,都是叙述平叛战事的关节点。不然,仅一万多清军,几乎不消一个时辰便能打垮几万、十几万叛军,会令读者莫名其妙的。史家能否从读者能够理解考虑而行文,就要看自己下笔是否“有数”了。比如,十几万叛军,他们持什么武器?虽然在冷兵器时代,农具之类,也能当作武器,尚未完全放弃放牧的南疆维吾尔族人也不乏刀具,但与兵器还是有很大差距。根据当时新疆地区的经济水平,要在短时期内制造供应几十万人的冷兵器,也没有条件。叛军的武器情况,魏源在行文中没有透露任何信息,究竟是视为当时的常识,或者缺乏史料信息,还是考虑不周,我们就难以断定了。

道光时期八旗绿营兵已经腐朽不堪,调动入疆的清军虽是青壮精锐,但战斗力依然不能与入关和平定三藩之役时相比,如果不是对手太弱,不可能连战皆捷,大都不消半天时间就把几万、十几万敌军击溃,迅速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杀戮。魏源以清朝人写本朝史,难免“耀武扬威”,有些情况也不能尽述,后人当有所理解。

魏源是位了不起的历史学家,《圣武记》也是中国历史学的名著。我拿“名著”来举例褒贬,并无不敬之意。在我看来,历史“名著”“名篇”要读,如感兴趣或有疑问时,可以找些原始资料核对,这样就可以揣摹“名家”是如何在原始资料基础上行文的,也可以发现其中的得与失,提高自己对史料的考订、提炼和概括能力,形成自己的历史现场感,并以读者能够理解的形式呈现出来,才能“行文有数,下笔有神”。在历史上形成的历史记载和文章,当时读者理解并无问题,但后世的读者因为历史环境的变化会无法理解,这就需要历史工作者一代又一代地重叙历史,而重叙的过程中,也需要不断唤醒作者自己的历史现场感,重视当代读者的理解程度。

顺便提一下,浑河之战,叛军在土冈排列了大小炮位无数,后来学术界认为这些大炮是英国支持张格尔叛乱的证据。其主要理由之一是浩罕没有那么强的铸炮能力。其实,这个问题同样需要历史工作者调动历史现场感的想象力。魏源“炮势与风沙势相并,若百十万摧压骤至”,是一种历史现场感的想象力。我们现在就大炮的英国来源问题,调度一下想象力。张格尔从英国那里得到“无数炮位”的渠道无非阿富汗或更近的浩罕(且不论这些地区当时与英国的关系)。就以浩罕而论,距离喀什噶尔千里之遥。我们想象一下,成吨的大炮,依靠畜力在茫茫草原的泥地上运输,还要翻山越岭,过河架桥,行走千里,仅一门大炮的运输,就是草原上的奇观,何况是数十门大炮?这要调动多少人力畜力才能完成?要形成这样一幅“壮观的”历史现场,不可能的因素太多。张格尔没有这么大的权威可以调动安集延和边境一带活动的游牧部落;而从喀什噶尔征发回庄成千上万的农民去千里之外搬运这么多大炮,其征发、组织、运筹过程相当复杂,沿途的粮草供应对缺乏强大行政机构支持的张格尔政权来说,更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中文、伊斯兰和俄文文献中也不可能不留下相关记录。而由英国运输这么多大炮到浩罕,须从印度经阿富汗,不远万里,同样也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英文文献中也不可能不留下记录,这笔巨大的开支,更不可能没有英国政府和议会的官方档案记载。那么多不可能的因素存在,我们怎么能根据“炮位无数”的记载确定它与英国的联系呢?这些大炮绝大部分是从喀什噶尔城墙上搬下来的,对我来说,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张格尔大炮的英国来源,是不能入史的。

历史工作者叙述战争,一般不会深入到战争过程中如此详细的细节。但有些关系全局的战争乃至整个战略态势,撰写过程中不能回避,重要关节点的照应,同样是存在的。因此,学习一下魏源关于战争史的写作经验,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如果毫无战争现场感的支持,贸然下笔,难免会留下“纸上谈兵”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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