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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英国驻沪领事馆位置问题

(2018-03-04 15:01:03)
标签:

英国驻沪领事馆

上海史

分类: 历史

最初的英国驻沪领事馆位置问题

——上海史研究的一个教训

最近几年,因为承担了上海开埠初期历史的撰写任务,对上海开埠初期的一些历史问题有所关注。一般学术研究,我们要求先对以往的研究做一个系统的了解,然后写出学术史回顾,再展开自己观点的论证和叙述。这只是学术论文的呈现样式。从已有研究成果中发现问题,由此展开研究,当然是一个途径。但实际的工作步骤不完全是这样的,尤其是处理历史过程中的“针头线脑”的具体问题,直接切入原始材料,再来检核已有结论,可以少走许多弯路,避免做无用功。

上海开埠以后,英国在上海县城内设立领事馆的位置,在我本来不是问题。因为领事设馆是上海开埠题中应有之义。英国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第一次见面就谈到馆舍问题。有关这个事情的具体经过,有三本英文书籍具体记载了。一是H. Lang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1875),二是G. Lanning-S. CoulingThe History of Shanghai1921),三是JesusHistoric Shanghai。其大体经过情形是:巴富尔提出馆舍问题时,宫慕久表示可以在城外找个地方。巴富尔愤怒地表示,宁愿在兵舰上搭个帐篷。(当时上海县城外除了庙宇就是农舍,条件很差。)这事没谈拢,巴富尔一行离开道台衙门后,便有一位顾(Koo)姓(Jesus的书作Yao姓)的先生引他们到了城墙附近的一处52间房的物业。巴富尔看了很满意,当即谈定租金,定为馆舍。英国人认为,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宫慕久预先安排的。英国人住下之后,这位房东便把亲戚朋友招来看洋鬼子的日常起居、吃饭工作,弄得英国人不胜其烦,最终不许房东继续住在里面,赶了出去。以后,房东只能拉长着脸来收房租。

这个最早馆舍的位置,根据H. Lang的记载,是Yaouka-loonG. Lanning-S. Couling的是Se Yaou Kea street。综合起来,不难判断,就是西姚家弄。

周新民老先生(博客名“稔之舟”)曾给我发来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指出了在西姚家弄的具体位置,因为原来的建筑已经荡然,所指的具体位置证据并不充分,我并没有太留意。这两天看了他发给我的文章后,我才发现,这个最早英国驻沪领事馆问题,在大半个世纪中,竟是上海历史研究中虚弄出来的一个荒唐问题。周新民先生发给我的文章,附了一些文章的原始照片,无须我再一一查核,也使我大致弄清楚了这趟浑水的来龙去脉。

首先出错的,是蒯世勋。他在19336月出版的《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1卷第1期这样叙述:“英领巴尔福随即在城里东西大街新衙巷(Se Yaon Road)上租得顾姓(译音)共有52间屋的大房子,作为住宅和公署。每年租金四百元。十一月十四日,英领正式发表布告将其领署地址通知该国侨商”。

他的叙述明显是采用了G. Lanning-S. Couling的材料,但把Se Yaou Kea street写成了Se Yaon Road,这个英文路名,在英文文献中根本没有的。由于他的《上海公共租界史稿》,这个新衙巷的说法一时在上海史叙述颇有影响。但本诸其史料来源,显然是个失误。

第二年,徐蔚南在《上海通志馆期刊》第2卷第1期的《上海商埠的开辟》一文中则写道:“后英领即于西姚家弄(Se yaon Road)租得顾姓(Koo)巨屋一座,作为领事馆。”他在注释中,明确注明是引用Jesus的书,但Jesus是“姚姓”而非“顾姓”,而且Jesus并没有讲馆舍的位置,所以,徐根据的实际上是G. Lanning-S. Couling的记载,街名准确地进行了翻译,却莫名其妙地用了蒯世勋杜撰的英文地名Se yaon Road

蒯世勋与徐蔚南留下的问题,后来又造成了薛理勇先生的一系列问题。他在2002年的出版的《旧上海租界史话》说:“巴富尔租下了城内西姚家弄顾氏住宅敦春堂(今西姚家弄4876)作为领事馆和住宅”。薛先生应该作了实地考察,但根据周新民先生的研究,西姚家弄48号是原来朱家祠堂,现在是董家渡路第二小学,不可能是顾氏住宅。

而薛先生在同年出版的《外滩的历史和建筑》中却又说:“几天后,巴富尔租下了城里新衙巷一顾姓人家的52间民房,权做领事署,开始办公”。薛先生对上述“新衙巷”,特地在该章结尾的第10页作了如下注释:“兰宁《上海史》记录早期英国领事馆在城里的Se Yaon Road。上海通志馆研究人员、上海史专家蒯世勋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公共租界的发端》(载《上海通志馆期刊》)音译为‘新衙巷’。‘新衙巷’见于同治《上海县志》的记录,其后改称‘新弄’,即今‘新街’,详情可参考笔者著《闲谈上海》中《宋代上海镇和元代上海县之中心考》一文。有的著作将Se Yaon Road译作‘西姚家弄’,从Se Yaon的读音,近似‘新衙’为确。”西姚家弄转眼之间变成新衙巷了。下面的一大段注释,只能说明作者根本没有看过G. Lanning-S. Couling的原著,直接采用了蒯世勋的说法。

2004年熊月之、高俊先生编写的《英国的上海文化地图》写道:“ 18442月,英国人从一个姓顾的人那里租到一处住房,位于大东门西姚家弄,名敦春堂,坐北朝南,院子里有四幢二层楼房,上下共52间,有水井、厕所,押金640两银子,每年租金640两银子。”我们知道,在184311月,巴富尔就在西姚家弄租下了这套52间的房子,在1114正式宣布开馆。这个18442月的日期,真不知道从何而来。

而这个日期,又导致了周新民先生的误测,以为英国人在姚家租了三个月,而又因为不堪姚姓卖门票供人参观的骚扰,便于次年2月搬到了顾姓敦春堂,又根据蒯世勋的说法把敦春堂的位置放到了衙前街。这整个事情便弄成一锅粥了。

这姚姓卖门票的事情,也是子虚乌有。Jesus的书被译为《晚清上海史》出版,卖门票的故事也就出现了,中文译文中这样的:“姚当时给这些围观者两个选择:要么站在屋外看热闹,要么被他撵出去,于是,只要他一离开,就会出现一个拉着长脸,只向好奇者收取入门费的人,此项收入非常可观。”那么Jesus是怎么叙述的呢?

Yaowas then given the option of being seen outside the premises or of being bundled out, whereupon he left, appearing thenceforth only to collect his handsome rent with a rather long face.

这段文字的本来意思是:“姚只有选择在外面照看这个物业或被撵出去,他离开以后,只有在他拉长着脸来收取可观租金的时候才出现。”哪有买门票的事情!周新民先生是位工程师,当然想不到在历史专业领域会有这么多“治丝愈紊”的情况。

根据周新民先生提供的资料,19571020,“新民报晚刊”第6版刊登了何建先生撰写的 “邑庙区发现英国领事馆遗址”报道:据“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二年第一期(1934年)中记载:“(1843年)118,英领巴尔福到沪的翌日,即登岸去谒见沪道吴健彰,协议正式开埠日期以及领事馆地址等事情。”“后英领即于西姚家弄租得商人顾姓巨屋一座,作为领事馆。” 又据外文“上海历史”(1921年出版)中记载,当时顾姓大宅面向南北,有内外四进,楼上下共有五十二间,每年租金为六百四十两银子。”“其遗址经有关部门调查,已予证实,即在邑庙区西姚家弄朱家祠堂(现在已经改为西姚家弄小学)的西隔壁”。从何建先生的文章看,他应该同时看了徐蔚南和G. Lanning-S. Couling的原著,但“有关部门”及其依据并未具体叙述。后来的研究,应该顺着周建的报道查找“有关部门”及其相关证据。周新民先生调查当地的老人,也不失为一个途径,但毕竟时隔一百多年,有相当难度。

因为西姚家弄本身不过二三百米,加以老建筑已经全部湮灭,其过于确切的位置其实已没有什么历史价值。而弄错地名,则是历史记载错误,是需要避免的。

历史书上本来清清楚楚可以互相印证的记载,因为误译、误引、误注,于是弄成了一锅粥。历史研究工作的基本程序,在涉及具体历史问题时,一定要从原始材料出发,切忌误引误译、人云亦云。蒯世勋、徐蔚南等都是上海史研究的前辈,在处理原始记载时稍有不慎,不严格遵循这项工作纪律,而后世学者一误再误,弄成今天这样令人难堪的局面,实在是个严重教训。写下这段“无用功”的文字,也是为了记住这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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