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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种花的人

(2012-05-30 19:31:02)
标签:

刘国琪

海南

黄花菜

萱草

杂谈

分类: 他人评论

种花的人

 ——一个北大硕士毕业生的创业故事

《科技日报》2012年05月27日头版

作者:高博

 

 刘国琪在他的萱草花田里

刘国琪在他的萱草花田里
 

忘忧岛农场的萱草花长势喜人
忘忧岛农场的萱草花长势喜人
  
    工人们走进齐胸高的萱草田,拇指和食指捏住花蕾基部的关节,轻轻一掐,啪的一声脆响,就摘下了花。海南岛阳光炽烈,人们戴草帽或斗笠,裸露的皮肤晒得黝黑。
    萱草花完全绽放时,绿海被染成黄色,香味弥漫。萱草花也叫黄花菜,是可以吃的。
    忘忧岛农场的黄花菜比别处早上市两个月,是全国最早的一家。从北方来的菜贩子,把新鲜的黄花菜运到全国各地,价格比平常季节贵了近10倍,却仍然供不应求。
    主人为经营这片农场费了很多心思。他叫刘国琪。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来这里快3年了。
    在北大生物系读了本科,又在哲学系念完硕士。北大毕业生里有不少创业者,去种地的绝无仅有。
    “这下北大除了卖猪肉的,又有了种菜的。”刘国琪自嘲说,“从小到大,我可能是比较另类的。经常做出让周围人出其不意的决定。”
    在自己的农场里,刘国琪经常穿着球衣和拖鞋,就像在校园里一样。他瘦而结实,因为喜欢户外活动,看起来精力充沛,脸上总挂着笑容。
    3年前,刘国琪告诉他北大的同学:“我要去海南种菜了。”大家的第一反应是琢磨这个玩笑的含义。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去柏林洪堡大学读博士——他拿到了德国的全额奖学金,联系好了导师。
    但刘国琪放弃了留学的机会。他租了30亩地,安心种菜。在海南乡下,他不提自己的学历。“人家不看你是谁,就看你能给他带来什么。”他说。
    刘国琪给农场起名“忘忧岛”;他在这里守着遍野的花朵,心满意足。
 
    理想主义者 
    在熟悉刘国琪的人看来,他的最大特点是“有想法”。 
    2000年,刘国琪靠着全国生物奥赛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进了北大生物系。那是生命科学最火的年头。在北大的第一节课的讲座标题就是“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当时我们都觉得,以后做生物学家是首选。”刘国琪回忆说。
    刘国琪是湖南人,前一年全国生物奥林匹克竞赛的优胜者,长项是植物学。他一直保留着对植物和野外的兴趣。他参加了山鹰社——有名的北大登山社团,经常在集体爬山之余采集植物标本。他还组织了一个小社团,在校园里辨认植物,跟同学整理《北大校园植物志》。
    刘国琪跟着老师去广西的自然保护区,在清晨录下各种鸟叫。他在四川研究“大熊猫的通讯行为”——走遍保护区的山头,寻找生殖期母熊猫蹭在树上的气味。学生们踏过齐膝深的雪穿过竹林,在夜里扛步枪抓偷猎者。
    野外考察让刘国琪兴致勃勃,他想做一个保护区植物数据库,于是带着相机每天独自上山,转悠了一个月。这里是雪山的边缘,四下寂静,他休息时读《达尔文文集》。
    去美国深造,在实验室里从早忙到晚,是生物系学生最稳妥的出路。但刘国琪却越来越远离了主干道。
    实验室工作是枯燥的。“做DNA克隆,跑电泳。实验室环境很闷。”刘国琪说,“几个月之后我就改变想法,不再继续干了。”
    刘国琪是个爱玩的人。他精于下棋、打乒乓,是个出色的足球边后卫。他最喜欢的,则是独自穿行在山林之间。在实验室穿白大褂的生活对他缺乏吸引力。
    在周围人的眼里,刘国琪敢想敢做,采集机会就像采集标本一样利落。他被生物系的同学称作理想主义者。他喜欢去听人文课程,还组织“地下活动”——拉了一帮学生找艺术史老师搞读书沙龙。
    他去听哲学系的吴国盛教授的课。吴国盛一直提倡“博物学”,也就是继承从亚里士多德到达尔文的“博闻多识”的学术传统。刘国琪喜欢的采集植物标本并分门别类,也属于博物学的范围。
    刘国琪争取到一个保送哲学系的机会,跟随吴国盛做研究。
    “刘国琪放弃生物是个错误。我认为他生物学上的天分极高。”林垚也是从生物系去哲学系读研的学生,他也认为刘国琪有点另类。
    但刘国琪不这样想,他曾是一个典型的优等生,“考上再说”是他的行动原则,但现在他却要选择一条别人不走的路,并为此兴奋。
    来到哲学系,刘国琪开始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博览群书,日子简单而惬意。林垚说,他们俩住同一个宿舍,经常在卧谈会上为刘国琪的奇怪念头争论。“他的一些观点我不同意,比如‘现代性给人类带来危机’,‘科学前途在于复兴博物学’之类的。”
    “我喜欢研究学问的沉思状态。思有所得的话就更好。”刘国琪说。在生物系老同学眼里,他从文艺青年变成了思想家。
 
    “哲学家”做了小商贩
    像周围不少同学一样,刘国琪想过毕业后去国外读博士。在一篇日记里,他这样憧憬德国的学术环境:“在一个并非很大的圈子里,有一群兴趣相投气质相近的朋友,共同探讨纯粹精神和思想领域的可能性。”
    刘国琪想象着未来的日子:读书、写诗、踢球、不时去欧洲小国游历,感受不同的生活世界。
    他申请了奖学金,并且联系了柏林洪堡大学的导师,准备去做亚里士多德研究。如果一切顺利,他会在若干年后成为一个哲学教授。
    但在毕业后等待奖学金的时间里,刘国琪也考虑了更多现实问题,比如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对父母和家庭的责任等等。赴德国读博士,可能此去经年,他犹豫了。
    “毕达哥拉斯把生活比喻成奥运会,有运动员、旁观者和小商贩,他说哲学家应当是冷静思考的旁观者。”刘国琪自嘲道,“而我这个哲学系学生最终还是选择去做了小商贩。”
    “家里需要经济上的照顾,应该也对他有影响。去德国读博士时间太长了。”刘国琪的硕士导师吴国盛说。
    “我自己还是一个喜欢折腾、并非很坐得住的人。”他说,“既然没打算当个书斋里的学者,就痛痛快快去打拼一番好了。”
    实际上刘国琪也曾经萌生过一些创业的念头,他和几个生物系的同学早就谈论过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在一次外出旅游的火车上,刘国琪跟一个同学闲聊。这位同学的老家是黄花菜产区的,他告诉刘国琪,鲜黄花菜季节性很强,前后价格差距10倍。
    “我了解植物,觉得反季节生产黄花菜,技术上肯定有办法。”为了进一步了解黄花菜,刘国琪把搜索引擎里关于“黄花菜”的所有结果浏览了一遍;他还下载了黄花菜相关的所有论文;很快他想到了解决办法。
    除此以外,他为了确认市场方面的信息,还去北京最大的批发市场跟菜贩子聊;跟网上做黄花菜电子商务的人聊;还去几个黄花菜产区访问农户,各方面寻求第一手信息。
    在这种地毯式的信息搜集和行业研究过程中,刘国琪还发现,黄花菜是一个极其特别的作物物种,在中国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萱草类植物被认为是中国的母亲花、忘忧草。但这样一个营养和观赏价值都很高的物种的种植水平,在中国2000年来几乎没有进展。而美国人1940年代从中国引入少数几个野生品种,现在已经培育出3万多个观赏品种并形成了成熟庭院花卉产业。
    刘国琪为中国的黄花菜产业水平之低而吃惊,也为自己找到一个绝好的现代农业切入点而欣喜。德国的奖学金批下来时,他已经在海南租了30亩地。
 
    黄花菜专家
    从最近的镇子,卡车穿过马占树遮阴的公路,一直开到刘国琪承包的田地。农场在海口以南70公里,位于小山脚下,是一片淡棕色的平原。
    “我的固定员工4个,其余是从村里找的临时工。”刘国琪说,种植的时候需要的人工多,最多的时候有200来人。性格开朗的女工是农场的主力——海南男人很少干农活,只在家里割割橡胶。
    有很多外来户在海南种反季节蔬菜。但在刘国琪之前,海南没有种黄花菜的。萱草的寿命长达20多年,每年开花一次;但必须经过寒冷的季节才能开花。而海南没有冬天。
    刘国琪的基本方案是:每年冬天从北方买来种苗,只让萱草长一年。虽然成本高,但可以靠新鲜黄花菜的高价格来弥补。
    他还需要找到合适的方案,让萱草在二三月份就开花。为了摸索不同的品种、栽培和管理方法,刘国琪自己下田做实验。“这些事情一般都会自己设计实验,自己动手,这样才最放心,得到第一手材料。”
    黄花菜品种有几十个,有的品质好、产量高,有的开花早,有的抗病,刘国琪试图杂交出一个全能品种。
    他小心地挑开花苞、去掉雄蕊、人工授粉。干这些细活,手部不能抖动,太阳晒出的汗不能随便擦。为了多做一些样本,他独自干了一个月。
    “第一年就遭遇了海南冬天反常的阴雨天气,实验用的黄花菜感染了真菌,病害非常严重。”他回忆说,农场的水浸田在那种气候下过于潮湿,一年算下来亏了不少。
    第二年,刘国琪总结了经验,重新设计了种植流程,还搭建了简易塑料大棚。这一年成果不错,黄花菜比别处早两个月顺利上市,每亩地赚了15000元。
    更好的消息是,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现代农业,给农场一笔不小的大棚补贴,还帮助批了一笔贷款。
    刘国琪又在附近新承包了几十亩地,建起了温室。高大的槟榔和椰子围着周边。他挑选这里,是因为这里开垦已久,以前种过甘蔗,是块排水顺畅的坡地,而且土质不错。
    在这里,刘国琪设置了滴灌系统;还有遮阳网,这样海南的太阳就不至于把花朵晒黄——绿色的黄花菜卖相更好,更受欢迎。他筹钱建了一个冷库,这样可以尽量保证黄花菜的新鲜。
    黄花菜一年可以种几茬,而到了海南有台风的夏天,就不能种了。草长到齐腰高或齐胸高时,吐出条状的花苞。花的狭缝裂开时,就好像黄色颜料甩在浓绿的画布上。
    “黄花菜有个别名叫忘忧草。”刘国琪说,“因为含有水仙碱,有抗忧郁症的作用。”他给自己的农场起名叫“忘忧岛”。
    今年,刘国琪种植的黄花菜又提早一个月开花,在2月底就采摘上市。这在黄花菜种植历史上还从未有过。等他的黄花菜卖完了,大陆产区的黄花菜才刚上市。就这样,刘国琪占据了价格高地,每亩收益3万多元。
    “忘忧岛”农场的新鲜黄花菜,除了运到北方的饭桌上外,也会运到海南本地的高级饭店,作为特产蔬菜供应。“或许以后它能够成为一种旅游产品。”刘国琪说。
    现在,刘国琪在做育种和栽培实验,试图让萱草不过冬也能开花(这样就不需要年年买种苗了),而且能一年开两次。他凭自己的植物学知识知道,这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或许今年出成果,或许三五年。谁也说不来。”刘国琪说,“科研就是这样。关键是以前没人做过。假如有人做过,我们现在已经享受到成果了。”
 
    另类的创业者
    在农村创业的高学历人士不多。在一个著名的北大毕业生的创业交流会上,记者发现,或大或小的创业项目,四分之三属于IT类,农业项目一个也找不到。
    “我附近有一个人民大学毕业的,跟我岁数差不多,在养殖蚂蝗。”刘国琪说,除此以外,他没听说周边有名牌大学毕业生务农。“很多从十几年前就来到海南种菜的人,以前大多是蔬菜经销商,把生意做到了上游。也有一些本地农村的能人。”
    懂拉丁文的菜农,在海南的农场主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了。
    如今刘国琪忙得顾不上看书。不过还是喜欢思考和写作,大多与农业有关。他去年一直在研究气候问题。“我认为气候会变冷,这个观点比较小众。”他说,“天气变冷对海南种植业有利。”
    书架上还摆着去年出版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在村庄里读这本书的人大概为数不多。
    “在做生意的能力上,我跟周围的同行相比,没什么优势。”刘国琪说,“如果说我有什么优势,可能是信息接触多,视野宽一点,想得远一点。”
    “我们希望把黄花菜在海南大面积推广,”刘国琪说,“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黄花菜的观赏价值,发展观光农业。”
    萱草有1万多种,开花五颜六色。美国的园艺家培育了不少种花色,有漂亮的萱草园。台湾东海岸有一个观光产业区,卖的是黄花风景。刘国琪希望能在海南或者某个合适的地点做一个类似的观光区。
    “我们甚至可以只看花不摘菜,打造一片花海景观,不同颜色、不同花形、不同花期的品种,每一种都能开两个多月。”刘国琪说。
    刘国琪期望,在规模化种植以后,金针菜干菜、花卉汁饮料、盆栽等等都能纳入规划。
    刘国琪说,黄花菜生命力强;林下屋后都可种植。最近他忙着把附近的更大一片荒地包下来。那是片很厚的沙土,贫瘠干旱,适合生长的经济作物很少。种黄花菜很合适,农民可以增收。他也在争取当地政府立项,在那片地的周边改造水利。
    这位北大毕业生还没学会本地方言,但农民们挺喜欢他,住在附近的雇工常邀请他去家里做客。
    “农民诉求很简单,容易相处。我还没有碰到过蛮横的。”刘国琪说,“跟生意人打交道就复杂一些。”
    他碰到诚信差的生意人,也会吃亏。尽管他努力显得老练一些,但跟江湖上的人比起来,他还是过于文雅——甚至从来不讲粗话。
    刘国琪经常在全国出差,买入种苗。有一次他跟物流公司约定,专车把种苗运到海南。但因为没有随车监督,货被转包走了。种苗耽搁了时间,损失很大。“太容易相信人,也说明还没有完全适应现实规则。”他笑道,从这件事看出,自己还有点嫩。
    第二年,刘国琪睡在卡车里看守种苗,听着外面冬风呼啸。
    今年他跑遍全国的黄花菜产区,准备在海南岛外设立一个种苗基地,给自己供苗。
 
    选择自由
    刘国琪把农场叫“基地”。基地里一位湖南大姐炒菜不错,而山东来的工人隔几天包一次饺子。基地的一角种了各色蔬菜,足够所有人吃;还养了十只土鸡用来下蛋。卧室窗前是一颗老荔枝树,爬着松鼠和变色龙。
    “农村以自然生命为主体,自然生态一股脑就是一个整体,有着整体合乎韵律的孕育生长。”刘国琪很享受田野里的节奏。
    刘国琪刚毕业时,导师吴国盛曾给他找了一份工作,是隶属北京市政府的一个事业单位,清闲稳定,但刘国琪没去。
    对于这位另类的学生,吴国盛说:“他是个自由的人,有能力自由选择。他是那种能照顾好自己的人。”
    在大学毕业生中,“自由人”似乎不是主流。一家教育数据公司的调查显示,中国2008年—2010年的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为 1.1%。而在一些创业繁荣的发达国家,这个数字高达20%。
    2009年一份调查表明,中国的高校毕业生中,选择创业的比例最低;国家机关、国有企业、科研单位和学校则是毕业生最青睐的去向。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创业热情并不低。按照“环球创业观察”组织2011年的报告,2010年中国的早期创业活动指数在59个主要国家中位列第15位,属于较高水平。
    这份报告说:中国创业企业的主要驱动力正从“基于生存”变为“基于机会”,这反映了中国整体经济环境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多机会。
    有时,刘国琪会反思来到海南乡下是否值得,他说:“当时看起来,机会成本很高;但现在越来越认可当时的选择了。每个人都要主动或被动地选择生活。越坚决,就越坚实。”
    在一则日记里,刘国琪写道:“我觉得只有鼓励创新、促进正当竞争、有利于个人发挥才智潜力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成熟的社会、一个有出息的社会。”
    他继续写道:“中国的转变,肯定需要一个过程,谁都不要焦虑。我们需要守护和培育。”
    不忙的时候,刘国琪待在农场里,看着天际的绯红色慢慢退散,道路也静寂下来。他上网、看书、洗脚、睡觉。
    乡下空气极好,满天星斗透彻,但刘国琪心不在焉。他想着生意入睡,偶尔会想起旧时的游历。记得有一次在渭河边,他骑着摩托驰过大堤,黄花开满河岸,风擦过颧骨,他听到了自己的心跳。(记者 高博)
 
原文链接:http://www.stdaily.com/stdaily/content/2012-05/27/content_4736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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