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燎原之势，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涌现出一大批坚持法治梦想的知识分子，他们蔑视权贵，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杨萌杭就是其中一例。

说起杨萌杭这个名字，也许有人会觉得陌生。他是杨绛的父亲，文化大师钱钟书是他的女婿。出生于无锡书香门弟，自小就受到祖父和父亲的严格教育。纵观其一生，当得上“刚正不阿”四个字的评价。

青年求学路上的法治梦想

杨萌杭青年时考入北洋公学，当时北洋公学由外国人把持，部分学生因对伙食不满掀起学潮，外国人开除了一名带头闹事者。杨荫杭并未参与，但他看到许多学生慑于外人淫威，噤若寒蝉，血性上涌，愤而挺身说：“还有我！”结果也遭到了开除。

杨萌杭怎么会屈服于这样的打击呢？1897年，他又考入南洋公学读书，因成绩优异，于1899年被学校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日本时受到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影响，也开始参与革命事业，后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卒业，回国后在上海《时事新报》担任编辑，同时在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教课，并经常在《大陆月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

因为杨萌杭的影响越来越大，他的举动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准备将其逮捕。于是杨萌杭被迫再度出国，于1906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法律。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了法治的重要性，希望用西方的民主法治来改良腐朽透顶的封建制度，挽救贫穷落后的中国，就此竖立起为之奋斗半生的法治梦想。

几年后学成归国，先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后来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上海中报馆担任编辑并从事律师事务，发起创立了上海律师公会。

名器怎能假于他人？

辛亥革命之后，经过清末状元张骞的推荐，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之职。杨绛写过一篇文章《回忆我的父亲》，里面提到杨荫杭的做事风格：“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名器”者，古时指“名号与车服仪制”，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及尊严。杨荫杭认为，不能因为一些利益而做有损气节的事情。

这一做事原则在杨萌杭为官期间得以充分体现。有一次，一个权势显赫的军阀到了上海，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杨荫杭的某下属擅自把杨荫杭的名字列在了欢迎者的名单中，以为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名字既已见报，杨荫杭即使不愿意也只好默认。而杨荫杭认为“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他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

对于这样的不通世故，杨荫杭自己是明了的，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语气对女儿们讲：“唉，补塘（杨荫杭的字），声明也可以不必了。”随后杨荫杭语气一转，补充道：“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敢于说不）！”

相比之下，现在那些几千块钱就能被收买胡说八道的“砖家叫兽”有何面目去见先贤呢？

司法独立岂能为外物干涉？

杨萌杭是无锡人，北洋政府有“本省人不能担任本省官职”的决定，因而他在江苏任职不久后被调到浙江省，仍任高等审判厅长之职。其秉公执法、不阿不谀的为官原则令人称道。

浙江有一个恶霸，凭着自己与浙江省的督军有裙带关系，在乡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甚至行凶杀人，百姓苦不堪言。

被害人家属忍无可忍，决定上诉，地方法院审理后呈报省厅，杨荫杭依法审结案件，收集证据，最后提笔判处这一恶霸死刑。

这一判决一下子就捅了马蜂窝，各方势力要求杨萌杭更改判决，甚至连浙江省的省长屈映光也出面说情，要求杨荫抗予以减刑，可是杨萌杭的回答铿锵有力：“杀人偿命，不能宽有。”屈映光以势相压，杨萌杭声称司法独立，不予理睬。

屈映光没有办法，就向当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告状，幸亏当时任意世凯机要秘书的张一簏与杨荫杭是同窗好友，从中为杨萌杭说清，袁世凯才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并于1915年将杨荫杭调到北京了事。

省部级领导照样扣押

在被调到北京后不久，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而倒台，黎元洪上台执政，杨荫杭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长。

1917年春，刚刚成立不久的津浦铁路管理局(设在今天津北站)曝出一件全国性舞弊丑闻，本来只需120万元就能购得的火车货车车厢，担任正、副局长的王家俭与盛文颐，竟然花了430万元的租金与洋商签订了15年的租赁合同。

此案已经曝光，天下哗然，杨萌杭身为京师高等检察厅长自然开始介入调查。有人揭发时任交通总长的许世英也牵扯其中，严重贪污渎职，杨萌杭二话不说，直接传讯许世英进行调查，并将其拘押至看守所，此举一出，顿时名噪一时。

像交通总长这样的“省部级”高官被扣押，可谓是一时激起千重浪，政府要人纷纷向杨萌杭说情，要求特许保释。杨萌杭坚持自己的“法治”抱负，认为任何人犯法均需追究，绝不能象封建时代那样“刑不上大夫”。

国务总理段祺瑞想挽救许世英，但进入司法程序之后，段祺瑞对于公开干预检察官颇有顾虑，两次收回抗议检察官的草拟命令，但是总会有点办法。杨萌杭一个检察官如何与整个北洋政府抗衡？他仍坚定立场、毫不让步的结果，就是被北洋政府停职审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许世英却在不久后被国务会议宣告无罪。

对于这样的结果，杨萌杭愤慨不已，随后离京南下，回到家乡无锡，甚至因为过于忧愤，结果重病一场。坚持了半辈子的法治梦想就此破碎了。

破碎的法治，时代的沉思

宦海浮沉数年的杨萌杭其实对中国当时的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不愿同流合污，多年来坚持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虽多次遭受艰难却越挫越勇。

民国时期的司法部门与所有官府一样，黑暗腐败，贪污受贿成风。有一个法官在开庭时总要带着一把装满了酒的茶壶，喝酒审案。杨荫杭十分气愤，他同另一位有正义感的律师陆棣成，联名向司法总长写了一个呈文，要求撤换这个酒醉糊涂的法官。后来，上海地方法院调来一个院长，经了解，这人曾在美国因为伪造支票而被判过徒刑。

面对如此荒谬和黑暗的现状，杨萌杭一人又能做什么呢？最后经历许世英案的打击，他退出了官场，到上海做了自认为系“自由”职业的律师，仍然保持了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做派，不见钱眼开，不唯利是图。

在他做律师的时候，有一次一家银行保险库内巨款失窃，明明是银行经理监守自盗，却诬告两位管库职工所为。杨荫杭知道后十分气愤，义务为这两位职工出庭辩护。有一个驻外领事私贩鸦片，案情败露，他想请杨荫杭为他辩护，派秘书陈某再三上门要求，并许以重金相酬，杨萌杭坚决不予受理。

在做律师之余，他收藏古钱、古玩、善本书，钻研音韵学，抗战时期做不了律师后就在大学里教《诗经》，在庙堂之上与江湖之远之间进退随意，于专业职业与学问爱好之间游走自如，其淡定心态与超凡能力，常人望尘莫及。虽然他的理想曾经破灭，但他的人生依然值得后人细细品味。

1945中抗战胜利前夕，杨荫杭因脑溢血逝世，终年67岁。（文/刘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