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是存在个体差异的。有的人自认为超级理性，好像理性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每个人都喜欢说自己的思维很理性，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人的思维从理性变为非理性，往往发生在一瞬间。

2015年年初，我在杭州给一家大型金融集团做思维训练，学员是清一色的金融专业高材生，他们是来自北大、清华、复旦的量化金融工程的研究生，还有好几个海归。按道理，做量化金融的人，应该很理性。课间他们个个在谈股票，我听得最多的就是“这个股票不能持了，昨天跌了，今天还会补跌”、“这个股票已经涨了10多天了，再涨的可能性不大了”、 “我拿了两个礼拜，抛掉了，涨太慢了”…… 我开玩笑地问他们，巴菲特不是说过股票是企业的所有权凭证，买股票就是参股企业，如果你不愿意拥有一只股票10年，那就不要考虑拥有它10分钟？他们的回答是：“老师，这些道理我们都知道，可就是身边炒股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每天接触的股票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抵不住诱惑啊。”我们都知道炒股一定要独立思考，要逆向思维，可是知道却做不到，这就是最理性的人干的非理性的事。

为什么最理性的人往往干出非理性的事？大道理我们就不讲了，推荐两本书：一本是《路西法效应》；一本是《乌合之众》。尤其是《乌合之众》，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几乎视之为圣经。日耳曼民族是世界公认的最理性的民族，但纳粹和希特勒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最理性的人忽悠成最狂热的好战分子，人的非理性就是这么不可理喻。同理，日本的军国主义也是如此。对于这种理性向非理性的转变，个体思维向群体思维的转变，《路西法效应》和《乌合之众》两本书分析得相当透彻。

有人也许会问，那你是不是很理性？不！20年前，我刚刚步入社会，被别人忽悠去做直销，那年头所谓的直销刚刚进入中国，其实就是现在的传销。我那时没钱，就借1700元买了一个该直销组织的产品——枕头。简直是一个天价枕头。我像富兰克林一样花大价买了一个廉价的“哨子”，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非理性啊！

在股市投资领域，有一个著名的“戴维斯双击”理论（请保留）。举例来说：在某一个股市的低点，买入一个企业的股票，假设这个股票的每股收益为1元，市盈率只有5倍，股价为5元；但5年之后，到了一个股市的高点，这个企业的市盈率达到了20倍，同时每股收益达到了2元，股价为40元，这个时候卖出股票，就能获得8倍的收益。但其实在这次股票的交易中，真正理性的企业增长其实只有1倍，也就是每股收益从1元涨到2元，但为什么最终获得了8倍的收益呢？因为这里利用了交易者的感性思维，在股市低潮的时候，该企业的市盈率被人为、感性地低估为5倍，而在股市高潮的时候，其市盈率又被感性地高估至20倍。所以这次交易，既有基于企业实际价值的每股收益增长的理性判断，也有市盈率的估算增长的感性评估，这就是典型的双击增长。这套理论就是著名的“戴维斯双击”理论。反之，如果你在市场的高估期以高市盈率买入，那么就会面临戴维斯双击的背面，也就是“戴维斯双杀”，亏得一塌糊涂。

股票市场有一个铁律：10个人买股票，7个人亏损，2个人持平，只有1个人是赚钱的。其实大多数人亏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败给了人性的感性认知和跟风从众思维，所以总是高点买入低点卖出（俗称“割肉”），这其实就是最典型的戴维斯双杀。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思维到底是偏理性还是偏感性，最好的测试场就是股市，没有之一。

当然，如果你再问我现在我的思维是不是很理性？答案也是“不”。只是现在，我的思维貌似可以相对自由地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切换；貌似既可以开展右脑型创新性思维，也可以开展左脑型批判性思维；貌似可以清醒地知道我此时此刻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

也有人喜欢问，到底是理性的人多还是感性的人多？其实，所谓的理性并不是绝对的理性，只是偏理性；同理，所谓的感性也只是偏感性。回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互联网上有专门讲星座的人，叫“同道大叔”其微博有1000万粉丝，微信公众平台也号称有4000万粉丝，是绝对的互联网大咖。星座是个相对感性的话题，关注者众多。与之对应，也有专门讲理性思维的，将逻辑思维的关注者就少多了。。透过这个现象，你可以给出自己的回答。

另外，还有人喜欢问：相比男人，是不是女人更感性？相对而言是这样，但并不是绝对的。别的不说，《奇葩说》好几季的冠亚军辩手都有女性，从马薇薇到邱晨，再到颜如晶。所以，感性这个标签贴给所有的女人也不合适。

不要给感性思维贴上“不好”的标签，给理性思维贴上“好”的标签。我们要多关注两种思维的优点：偏感性思维的人直觉反应更灵敏，更有利于创新，更有生活品味，更懂得享受生活。偏理性的思维的人更冷静，更具批判性思维，更具独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