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但是我知道这个国家有千千万万像她一样的人，这个动作很简单，但这个动作背后的意义却不简单。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在他们眼里，身边必须干净和整齐的，生活是不允许有一点杂乱的，因为他们明白，生活在垃圾堆里，自己也就成了垃圾。
日本从幼儿园开始，学校就要求学生进教室要脱下皮鞋放整齐，再换上白色的室内鞋，我们与他们的差距在幼儿园就开始了。
人生差不多有1/3左右的时间是在寻找东西的，除了有目的地寻找东西以外，我们很大一部分时间浪费在找不到东西，因为我们从小就养成了东西随手乱放的习惯，以后在工作中就经常遇到东西找不到的麻烦。
然而日本人告诉我，效率就是把东西放在固定的地方，皮箱右面的口袋永远是放机票的，左面的口袋是放笔记本的，中间的隔层是放钥匙的，重要的文件则放在第二层……
一次我们去上海日立开会，停车的时候，我自然地把车开进了车位。这时，突然一个保安一边喊一边跑过来。
原来这里停车也是有规定的，不但要正好地停进车位，而且车头必须朝外，所有的车都是头朝外，这就是形象力，形象力不是天生的，而是靠人严格地管理出来的。
听朋友说，日本人吃饭，会把用完的湿毛巾叠得整整齐齐，会把筷子放回包装纸里，有盖子的碗，则把碗盖上，他们不会吃得乱七八糟而让人去收；日本人住旅馆，第二天早上必定会把被子和睡袍叠好，会把纸屑丢进垃圾桶，还会把浴室里的牙刷、牙膏和毛巾放整齐。
对于他们来说，这叫传统。传统就是势力，就是千百万人、千百万年约定俗成的共识，我们现代人称之为“文化”。
有个早年和苏轼过从甚密的人叫章惇，两人几乎无话不谈。章惇任商州令的时候，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判官。有天两人在山中游玩，游到仙游潭的时候，前面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根独木桥相通，桥下深渊万丈，章惇提出让苏轼过桥，在绝壁上留下墨迹，苏轼不敢。章惇神色平静地轻松走过，用绳子系在树上，像玩杂技似的在陡峭的石壁上写了“苏轼章某来此”几个字，苏轼不由抚着他的背长叹道，“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大笑。苏轼认为，人如果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他也不会珍惜别人的生命。后来章惇当上宰相，大权在握，整治政敌毫不手软，他甚至提出掘开司马光的坟墓，暴骨鞭尸。又因与苏轼政见不合，对苏轼也大下辣手，把苏轼贬到偏远的惠州。苏轼在惠州以苦为乐，写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诗传到京城，章惇睡不着觉了，他嫌苏轼在逆境中也能这么逍遥，就再贬他到更偏远的儋州(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岛是仅比满门抄斩罪减一等的事，由此可见章惇之狠。
从这“以诗识人”的小事，也看出苏轼知错就改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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