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柯灵的友情，把她顺利地带进了电影界。1946年7月，正处于情感危机中的张爱玲，应柯灵之邀参加了一个宴会，而这个宴会就设在一位年轻的导演桑弧的家中，在座的有柯灵、炎樱、魏绍昌、唐大郎、龚之方等人。

桑弧，原名李培林，1916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宁波，中国著名的导演、编剧。他自1941年起从事电影剧本创作，创作了《灵与肉》（又名《肉》）、《洞房花烛夜》、《人约黄昏后》等，在影剧界颇有声名。1946年夏，他与当时的老电影家、民族资本家吴性裁计划合办上海文华影业公司，并由他来担任编导。自此桑弧在电影行业中显示出不同凡响的功力。他在建国前拍摄了《不了情》、《假凤虚凰》、《太太万岁》、《哀乐中年》等影片，在社会上发生很大反响。1953年，他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编、导影片十余部。由他创作的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该片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以其精美细腻的画面和优美动人的旋律，荣获第八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音乐片奖和第九届爱丁堡电影节映出奖。而后，他根据鲁迅先生的原著改编而成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又获得第十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特别奖和1958年墨西哥国际电影节银帽奖。此后，他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立体电影《魔术师的奇遇》。1977年后，他重新焕发创作青春。他导演的轻喜剧影片《他俩和她俩》、《邮缘》均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后者还获第一届法国国际娱乐电影节“电影青年观众奖”。1981年，他改编并独立执导根据茅盾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子夜》，充分体现了他的功力，使他在晚年再度攀上艺术的高峰。

影业公司初创之际，大家都雄心勃勃，希望能有一鸣惊人的业绩来雄视上海影坛。在这次宴会上，电影界人士大多是文华影业公司的的职员，张爱玲的到来，显然给了他们很大的惊喜。因为借柯灵的关系约请张爱玲正是他们此次宴会的目的。他们希望本公司的处女作能够有张爱玲的加盟。虽然张爱玲在宴会上不苟言笑、沉默寡言，但她与文华影业公司的友谊却就此开始了。

宴会之后，当时在文华影业担任宣传工作的龚之方和桑弧一起去登门拜访张爱玲，邀请她为公司写剧本。张爱玲一开始非常为难，因为她此前从未写过电影剧本，但在桑、龚两人的极力劝说下，她终于答应尝试一下。自此，张爱玲与桑弧、龚之方等人的交往合作维持了六年，直至1952年她离开上海。

其实，进入电影界对于张爱玲当时的处境来说，无异于绝处逢生。因为抗战胜利之后，她的处境就非常困窘。当时上海舆论界中有很多人视张爱玲为文化汉奸。有一本名为《女汉奸丑史》的书，竟然把张爱玲与陈璧君（汪精卫之妻）、莫国康（与陈公博有染）、佘爱珍（汪伪特务头子吴四宝之妻，后与胡兰成结婚）以及日裔电影明星李香兰等相提并论，耸人听闻地说“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妾”。而1946年3月30日，上海《海派》周刊竟刊出《张爱玲做吉普女郎》的新闻，无疑是讽刺抗战后走投无路的张爱玲已经堕落。而这一切境遇都是由她与胡兰成的关系而起，她是百口莫辩，只能搁笔。但这种境况对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来说是致命的。因而，此时她与桑弧的合作，无疑让她的生命重新焕发了生机。

桑弧和龚之方离开后，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她一挥而就写成了电影剧本《不了情》，稍作修改后由桑弧执导开拍。对于张爱玲和桑弧来说，这个作品是他们各自的处女作，1947年4月初，《不了情》在上海公映，由当时的名演员陈燕燕和刘琼扮演，引起了广泛好评，被称为是“胜利以后国产电影最最适合观众理想之巨片”。而从这一部影片起，桑弧加张爱玲的组合，也成为保证票房收入的黄金搭档。作为导演和编剧，两个人之所以能形成珠联璧合之势，主要是因为两人在艺术追求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对俗世有着共同的关怀，人情纠葛的家长里短和人际冲突的世俗利益是两人都擅长的表现题材，他们对宏大的时代风云都缺乏兴趣，只在琐细的人情世故中传达自己的人文关怀。但《不了情》剧本未能保存下来，连电影《不了情》的胶片也一度下落不明，直到广州俏佳人文化传播公司出版“早期中国电影经典收藏”，电影《不了情》才奇迹般地重见天日。

而在《不了情》的创作期间，张爱玲也许是有感于自己在文坛上沉寂的时间太长了，不甘心就此淡出读者的视线，于是决定要出版《传奇•增订本》。她先是跟龚之方商谈这件事，龚之方非常热心地相助，他和桑弧一起帮张爱玲张罗，两人专门登门造访了当时上海著名的金石书法家郑粪翁，请他写了“张爱玲：传奇增订本”八个字。这本书的出版是抗战后张爱玲沉寂的文坛生涯中的一点波澜，对于她本人，对于衷心喜爱她的那些读者多少是一个安慰。所以她对这本书的出版非常用心，自己编排，请炎樱设计封面，每一页校样都仔细校订，甚至大加修改，书印好之后，一共是三千本，她带了自己的图章，在每一本的版权页上都盖上自己的图章，如此劳烦的工作，她丝毫都不马虎，可见对这件事的郑重。

龚之方事后推测张爱玲出版这一书的用意时说，“原因有三：一、张爱玲寄给胡兰成三十万元后，手头不裕；二、重振她在巅峰时期的文坛盛名；三、对小报的攻讦谩骂还以颜色。”而第三点在龚之方看来是最重要的，因为张爱玲在这本书中写了一篇四百多字的序言，内容主要是回击因她与胡兰成交往而招致的指责，她说：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