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以来，一直在新浪情感类博客排名靠前的名博“夫夫生活”更加火了——本来平均每篇博文2000-3000的点击率突然增加到了7000甚至16000，留言评论从以前的30左右增加到200多。到百度上用夫夫生活的主人公“阿强+阿伟”做关键词一搜，出来800多个与此相关的结果。但博主本人这次并不需要这样的关注——博客的火爆是因为他失去了共同生活了十三年的爱人，并在博客上如实披露了分手过程及他的心路历程。
我们有理由来回顾一下阿强的爱情史和成名史，或者说，梳理一下阿强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二者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他同志社区名人的身份，他的情变已经由一个私人事件变成了一个特定人群中的公共事件。本文将根据对两位当事人的采访，并结合1995-2008年中国同性恋发展轨迹的大背景，力图对无数中国同志眼中的这对“金童玉男”过去的十三年作出一个尽量清晰的勾勒。
相遇与相爱 VS.“不可言说”的“前互联网时代”（1995-1996）
“1995年，一个春暖花开的午后，在那个有着“环保之乡”美誉的宜兴，在那间破旧的出租屋里我们相遇了。他叫阿伟，跟我来自同一个县城。第一次见面，他穿着一件带碎花的衬衣，看上去不是很合身。那时经济条件差，我们是地道的老乡，阿伟跟我们几个人住在一起，他很内向，而我是个话匣子。我们发现彼此都喜欢和对方在一起，其中一个出差了几天，两人都会舍不得，见了面有着说不完的话。大半年过去了，一天晚上我们喝了点酒，他第一次吻了我，捅破了两人之间的那层‘窗户纸’”。阿强在博客中用抒情的笔调描述他和阿伟的相识。这是他们的初恋，那一年，阿强18岁，阿伟16岁。
（1996年的阿强）
第二天，阿强红了脸，不好意思跟阿伟说话。只过了一天，他忍不住又和阿伟勾肩搭臂了，谁叫他要大两岁呢？下班后玩，一开始还和另一个同事三人行，很快，那个同事就被“出局”了，因为他们谁也想不起去叫他。吃完饭一起散步到小镇的电影院，嫌票价贵，难得看一场电影，在电影院外看海报也有一种秘密的快乐。更快乐的时候在晚上的大床上，第一次的接吻让他们回味无穷，以至于晚上逮空就偷着接吻。“真是穷开心的日子”，阿强后来说。但在开心之余，两个少年的心里会掠过一丝——嗯——不安：为什么别的同龄同事有那么大的兴趣谈论女人的的身体？为什么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有时候他们也加入谈话，大讲以后要找个什么样的老婆——因为男人都要找老婆的，就象太阳从东边出来一个道理。
1996年，两个少年自然而然“同居”了。他们没有多想，别人也没有多想，两个毛孩子一起住有什么不好呢？他们自己也没多想，就是偶尔掠过一个想法：大些了这个“坏毛病”可得改掉。
他们的认识和相爱具有典型的前互联网时代特点：一是在工作或生活中自然相识然后相爱；这一点也为不少有意于“夫夫生活”的80后90后同志所羡慕，他们认为这样的交往更能深入了解对方，更有基础。二是同性恋的“不可言说”。虽然同性恋的存在就象中国历史本身一样悠久，但直到90年代中，“同性恋”仍然只是一个在学术界流传的词语，一般社会大众鲜有人知。阿强阿伟于13年前就开始了他们事实上的夫夫生活，在他们之前也有无数人或成功或失败的尝试，但象所有沉默的大多数一样，他们“可以做不可以说”，或者说，他们不知道说什么。阿强和阿伟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惴惴不安地相爱差不多同时，在北京，已经开始有人为这个群体发出了一些微弱的声音：
l
l
l
离别与挣扎
VS.“非罪化”的曙光（1997-1998）
但是，“坏毛病”哪里那么容易改掉？又怎么改呢？他们很迷茫。好在，快乐很真实，他们也就不再去多想了。直到1997年的一天。
阿强去南京出差，在火车站买了本杂志。他突然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有“同性恋”的字样。几乎是出于本能，他抛开其他文章，一路读了下去。文章说的是两个男人“相爱了”，其中一个要去结婚，另一个因爱生恨最后选择了同归与尽，用炸药炸死了对方。平生第一次，阿强知道了“同性恋”这个词，也知道了这个词背后附着的东西——因为文章作者用了那么多的断语：性变态、罪犯、杀人狂。他突然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之后便是浑身发冷——自己不就是同性恋吗？再这样下去，就会像杂志上写的那样万劫不复！看完报道，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想办法改变自己，不再做同性恋者！
他回去把这篇文章告诉了18岁的阿伟，两个人相约分手。一说分手，两人都吓住了，哭了。有了这个想法后，快乐就不再光临他们租住的小屋。那时他们有台小录音机，一到晚上一遍遍的放着田震的《干杯，朋友》，边听边哭。“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忘掉那天涯孤旅的愁，一醉到天尽头。。。但愿那无拘无束的日子将不再是一种奢求...”有时睡到床上，阿伟也会在他耳边一遍遍的唱。唱完又抱头痛哭。
1998年过完春节之后，阿强终于去了广州。走的那一天，阿伟到车站送他，车开出好久还是站在原地，两个人透过车窗互相挥手，阿强后来说“心里像是被剜去了一块”。
到了广州，阿强天天思想斗争要不要给阿伟打电话，好几次走到电话机前又缩回了手。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住。可是十天不到，他就忍不住了，电话接通那一刻，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他不由得鼻子发酸。一句“你还好吗”还没有说完，两个人在电话两端都哭了。阿伟对他说，“如果那边不好，你再回来”。当时还没有手机，经济状况也不好，他们固定在每周六通一次电话。阿伟会早早守候在房东家的电话前，打完电话扭头就走，不敢看房东。阿伟说，房东肯定很奇怪，为什么接一个男人的电话会让这小伙子泪眼婆娑。
很多同志也许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90年代的媒体已开始有自己的市场追求，“同性恋”的稀少和与众不同让他们如获至宝，加上这个群体本身没有声音，媒体上对同性恋的描写永远脱不了“变态、娘娘腔、心理阴暗”这样的标签。而这样的报道反过来更加重了同性恋人群的压抑和恐慌。但阿强不知道的是，在他人生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候，他头顶的天空并非没有一丝曙光：
l
l
l
l
重逢和认同 VS. “找到组织了！”和“我原来不是病人！”（1999-2001）
经过一年的思念煎熬，阿强意识到分开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他决定把阿伟也接到广州来。1998年下半年，他开始做生意，经济条件好了起来，计划慢慢得以实现。1999年初，两个人终于在广州团聚了。在从火车站回家的路上，两个人牵着手，心想天堂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重逢冲淡了阿强内心的困惑和烦恼，彻底的开悟则要拜互联网所赐。2000年，阿强无意中看到了一个同性恋网站。原先他以为，全世界只有他和阿伟是这样的人，没想到原来人群有3-5%都是同性恋。更重要的，同性恋不是变态，不是病，更不是犯罪，只是性取向不同，就如同人群中有人是左撇子一样。原来如此！他就像一直淹没在黑暗中的人突然看到了光明，心中豁然开朗。
他和阿伟开始规划未来的生活。老家观念保守，因此他们选择在广州这个相对宽容的城市定居。2001年，他们买了房，有了温馨的小家。邻居以为他们兄弟或铁哥们，他们选择不做解释。因为以后不可能生育子女，他们为自己买了养老保险。能想到的，能做到的，他们都努力了。阿强想，天地之大，总能容下一对普通的夫夫。
（1999年的阿强）
2000年前后，由于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生活在城市的同志开始通过网络寻找同类。阿强的感慨具有普遍性：原来在这世界我并不是孤独一人。有同志这样回忆当时见到满屏的网友交友信息时的激动：“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突然有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我差点哭出来！”
2001年，中国精神病学会颁布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同性恋首次不再被划为心理异常的病态。很多同志郑重地保留了当时关于这条新闻的各种剪报，作为日后与家人出柜时的重要武器。他们欣喜地喊出了“原来我并不是有病的人！”学术界认为，这是继1997年的《新刑法》将加在中国同性恋身上的“罪人”束缚去除之后，新的《诊断标准》进一步撕掉了贴在他们身上的“病人”标签。
l
l
l
l
看与被看
VS“说吧同志”和“先看样品再下单”（2002-2005）
安居之后开始乐业。两个人一起做起了物流生意，由于二人的吃苦耐劳，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收入的稳定也让阿强想做些一直想做的事。2004年，他参加了智行基金会在广州的同志防艾志愿小组，很快成了一名积极分子。
2004开始，一样叫博客的东西在中国互联网中流行。早年在南京买的那份杂志让阿强从反面认识到了媒体的力量，他朦胧觉得博客会是一个很有力的表达工具。2005年初，他开始在天涯开了博客，成了国内最早一批博主之一。后来他发现天涯的影响力有限，又改驻新浪。写博客的目的，正如他在博客公告栏写的，就是“为异性恋人群打开一扇了解同志的窗口”。在网上“同志爱人”扎堆的博客中，他为自己的博客起名叫《夫夫生活》。
那时，正是他和阿伟一起打拼的时候，共同的生活和生意让夫夫间的乐趣信手拈来，他如实写进博客。对于千千万万还在对外躲闪撒谎、跟自己较劲，已经心力交瘁的中国同志来说，“夫夫生活”那种在一切柴米油盐中都能反射出阳光来的境界简直成了一个可望又可及的传奇。在新浪首页推荐了几篇博文后，《夫夫生活》的访客激增，当有读者天天催着快点更新的时候，阿强意识到也许应该投入更多精力到这个平台中了。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并记录与同志有关的人与事，为主流社会的反歧视和同志社群本身的建设而呼吁。2005年底，阿强应协作方智行基金会的邀请亮相了复旦大学的同性恋课程。在几百名蜂拥而至的大学生和媒体面前，他和阿伟携手讲述他们十年来的夫夫生活。这是他第一次高调亮相媒体，更是中国第一次有同性伴侣面对大众媒体。课程结束后，凤凰卫视、广州电视台、信息时报等媒体先后报道了他们的生活，网上的转载更是不计其数。李银河教授邀请阿强一起出席了广州的“性文化节”和武汉的“2006中国性健康文化博览会”的“同志面对面论坛”，面对这些大场面，阿强侃侃而谈，恳切中不失聪明。他成了很多国人平生看到的第一个活生生的同性恋。在轰动一时的复旦同性恋课程过去快三年之后的今天，当时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读大二的曹颖仍然对夫夫二人记忆犹新：“他们看起来一点不象我想像中的同性恋，很男人，阿强很会说话。阿伟好象不怎么说话，大部分时候看着阿强讲。”
复旦课程、这些活动以及报道让《夫夫生活》以及他们的生活更受关注。一句话，他出名了。他的私人生活第一次与公共生活交织到了一起。从那时起，不只是他在观看别人，他也开始被别人观看。
（2004年的阿强）
但耐人寻味的是，除了在复旦的课堂，观众们看到的“夫夫生活”男主人公永远只有一位——报纸和电视上永远只有阿强的脸，博客上永远只有阿强隔三岔五披露“肥仔今天如何如何”。阿伟成了“阿强背后的那个男人”，以至于众多网络粉丝要求一睹阿伟庐山真面目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阿伟依然神秘。
互联网的普及也反映到同志人群，在此期间出现了大量同志网站，几乎每个省都有一个以上的同志网站或聊天室。在有些省份，甚至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同志网站。这使得同志的自我认同意识迅速高涨。同时，因为互联网的快捷和立即可及性，同性恋人群交往的成本大大降低；同志交往场所由互联网时代之前的公厕和公园一统天下的局面变成室外（公园和公厕）、室内（酒吧和浴室）和网上三分天下的格局。特别是后者的交友功能更受青睐，一位同志这样讲述同志网站带来的变化：“现在我是不看样品（指网络视频或网上发送照片）不下单（指网友双方线下见面）。”官方和更多的学术界人士开始谨慎关注这个群体。
l
l
l
l
l
我在“柜外”他在“柜中” VS “我的儿子是同性恋”和“我要和BF结婚”（2006-2007）
2005年开始，阿强开始有步骤地向一些好朋友陆续“出柜”。这是他人生规划的一部分：跟朋友“出柜”后，心理承受力提高了，接下来就是家庭成员了。经过反复考虑，他先选择了妹妹。得知他是同性恋者后，妹妹非常诧异，在电话中反复问：“你还是我哥哥吗？”“你怎么可能是同性恋？”“你是我哥，这么多年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你是同性恋？”。阿强买了书和资料寄给他，让她去了解这方面知识。慢慢地，她接受了这个事实。在妹妹的带动下，现在他的很多亲朋好友都看开始看《夫夫生活》。他们和周围相处变得坦诚自然。从前邻居还以为他们是兄弟，后来，女邻居在电梯里笑眯眯对他们说：“你们登记了吗？我早就知道你们是一对。”吵架了，来家里做客的老乡会劝“小两口有啥好吵的？”
但是，最大的压力来自父母以及老家的熟人社会。阿强的危机先来。当父母为他安排相亲时，他坚决说要独身。因为这不符合他的价值观：明知自己不爱女性，如果为了向偏见妥协而和女性结婚，他无法说服自己，也不愿去欺骗别人，对不起阿伟，更对不起自己的感情。他陆续向家中亲人出柜了，除了母亲——因为当时老人已经病重。母亲去世前，阿强宽慰母亲自己一个人过得挺好的，母亲突然说“你不是一个人，你还有阿伟。”阿强默然。终于，他得到了家人的祝福。阿强的姐姐每次打电话都会问“阿伟呢？你们现在还好吧？”。对于出身农村的家庭背景，这已经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出柜结果。
压力到了阿伟这边。从2004年开始，随着年纪渐长，作为家中独子的他压力大了。2004年，他跟一个女孩定了亲，父母催他给女朋友打电话，他不想打，结果女孩反过来追着他。那段时间是夫夫两人关系最艰难的时刻，阿强怀疑他们的感情是不是真的能够抵挡住世俗与传统的力量。最悲观的时候，他甚至爬上一家健身房的楼顶，想用生命来抗拒。但由于他的坚持，阿伟最终回到了他的身边。在如释重负之余，阿强仍然感到有一种惘惘的威胁，那是一种火山休眠的威胁，因为，阿伟仍没向家人出柜。
在此期间，他们又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两个男人的爱情路线图》等文章和电视节目让他们成了中国最知名的同志夫夫。2007年1月14日，他在博客上发表了《跟随美女记者参观同志的家》一文，多方面介绍了他和阿伟的生活，第一次贴出了他们爱巢的照片，点击率达到了惊人的14万多次。文章的视频中，阿伟照例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从2006年的4月13日——他们相识相爱的日子——开始，阿强都会发表博文纪念他们的周年。这些文章照例引来了粉丝们的一片羡慕和赞美。这些讲述夫夫生活点滴甜蜜的博文和采访记录其他同志生活及心态的博文共同构成了《夫夫生活》中最受追捧的两类文章。
感情稳定，事业顺利，阿强意气风发如鱼得水。2006年12月29日，在《一个同志的年终总结》一文中，他的自信达到了顶点：“我坚信打开这扇窗户是值得的，你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对同志夫夫的爱情与生活，你们或将见证中国同志从背负‘病态、变态’的标签，从躲在‘暗柜’里麻木的‘混天黑’，到自我觉醒、反对歧视、自我赋权的伟大进程。”
（2006年，意气风发的阿强）
经过近两年的学习磨练，他的博客文字更加老道，议程设置能力不输专业记者。这期间，他采访或策划了《已婚同志妻子访谈系列》、《反击孙海英反同言论系列》、《支持李银河的同性婚姻提案》、《揭露“治疗”同性恋的伪专家》等颇具影响的议题。同时，他主动监察国内的媒体，对政治不正确、不符合事实的涉同新闻报道发动同志社区投诉，并在博客上公布，多次使相关媒体和记者道歉。另一方面，他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对同志群体本身的问题也从不回避，比如他对与已婚同志“鱼与熊掌兼得”的做法就一直持否定态度。如果说两年前的开博还带有自发的性质，现在的阿强已经是一个自觉的博客“自媒体”经营者：他有了一群较为固定的博客读者（阿伟根据“强”的广东话发音称之为“肠（强）粉”），不少机构把他的博客作为发布信息的一个平台，新浪将《夫夫生活》作为知名博客列入其“广告收入分享计划”。总之，在“看”与“被看”之间，他进退自如。
同时，同志的声音从未像这两年这般响亮，传统媒体、博客，甚至网络论坛都成为同性恋用来发声的工具。2006年，大众媒体对同性恋的报道由过去的八卦、猎奇为基调总体开始向客观中性转变。报道同性恋题材的媒体也由过去的小报转为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和南方报业集团等高端媒体。同时，李银河连续三年向全国人大提交〈同性婚姻提案〉，虽然按程序未被接受，但仍然标志着同志人群的诉求由前些年的寻找同类上升到了争取权利的层面。
l
l
l
l
l
l
戛然而止
VS.仍在路上的中国同志（2008）
2008年，夫夫生活进入了第13个年头。夫夫二人的好日子就象广州的夏天一样漫长。工作上，阿强一如继往和阿伟一起打理两人共同的生意，同时致力于同志群体与主流社会的沟通也已成了他工作的一部分。工作之余，阿伟照样喝点小酒，阿强炒点小股，然后两人一起打篮球、和朋友聚会、旅行。6月的一天，阿强在博客里感慨“生活真平静呀！”他打算跑白云山，想把自己的“士啤呔（肚子）”打回原形。
分手好象突如其来，一切没有任何征兆。6月开始，阿强发现阿伟的手机经常和江苏的一个号码发短信联系，一查发现对方就是三年前就认识的那个女孩——他们还在藕断丝连。这让他极其不快，加上安徽老家新买的公寓要装修，他让阿伟回去“好好想一想，到底要什么”。以前，每逢双年阿伟的“结婚病”就要发作一次，而最终因为阿强的坚持，阿伟还是回到了他的身边。这一次，阿强久病成医，便熟门熟路地开出了这个药方。8月2日，阿伟出发的那天的中午，两人还抱在一起躺在沙发上睡觉，脸贴着脸蹭来蹭去。在天河客运站旁边的“真功夫”餐厅里，他们叫了一份饭，阿伟要他吃一点他碗里的牛肉，又递过纸巾让阿强擦去嘴角的饭粒。
阿伟回到老家装修房子。阿强在家等着。他想着，过个十几天，顶多一个月，阿伟又会象往常一样提着行李回到广州两个人的安乐窝。对于这个一起生活了十三年的男人，阿强太有把握了。第一个星期，他们象以前小别那样用短消息保持着联系，“你在干什么，我要睡了。”“嗯。”第二个星期，阿伟告诉阿强，他想清楚了，要去结婚。阿强很生气，同时少有地感到了一丝慌乱。他在卧房的门后贴了一张纸，上面写了一行字“不要给他打电话，千万不要给他打电话！”每坚持一天，就在下面划一个正字。但他根本没坚持几天——不光是打了电话，他干脆就飞到了上海——阿伟在8月20号说想好了，不回广州了，要去上海创业。
9月10日，阿强飞到上海，他给阿伟带了一笔创业的钱，同时还有一套极力挽救这段十三年的感情的方案——他从来就不是轻易认输的人。在11日的大雨中，两人长谈了一次，阿强说出了所有准备好的理由。阿伟冷静地表示，坚持自己的想法，留在上海创业，以后与女孩结婚。11日晚上，两人在阿伟租住的房子中一起过夜。天亮后，二人抱头痛哭，在风雨中，阿强登上了回广州的飞机。
国内最有名的夫夫生活定格于2008年9月12日。他们相识于1995年4月13日。
不是尾声的尾声（2008年9月）
在最痛苦的8月-9月，阿强仍在尽力挽回这段感情。他在博客上如实披露了他的痛苦以及痛定思痛：
“不是说地球离了谁都照转吗？而我天天像掉了魂一样！”
“我知道自己，曾经的乐观与积极都是建在安稳的家庭生活上。他不在身边，让我失掉了安全感，内心里安宁的地方荡然无存，人生找不到方向与动力。”
“眼泪流下来，不是因为失去谁，我感到自己的价值观在动摇！”
“但是小毛病也有癌变的可能，人生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活法，会牵引着你走不同的路。小问题不讲清楚未来都是大麻烦。”
因为他的真实披露，“夫夫生活”情变在同志社区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见《各方声音》一文）。另一方面，虽然状态和情绪低落，他仍然做了以下事情：
l
l
l
l
其中最后这个案例，由于阿强及其他同志的努力，百度最终撤消了对这一虚假产品的推广。同一时期，秋老虎肆虐的上海，阿伟逢人就发新印的名片。在上海近郊他租了一个仓库兼做宿舍，并一口气付了半年的房租。在2008年的夏末，阿伟为自己想要的生活开始了迟到的打拼。
关于“夫夫生活”博客，阿强表示以后仍会保留这个名字，因为“不管阿伟回不回来，我以后过的肯定还是夫夫生活”。关于“夫夫生活”本身，阿伟说“从来没有后悔过这13年，它给我了很多快乐。”
插入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