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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飞地》的十个问题

(2015-05-28 17: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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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汉

飞地

访谈

文化

分类: 我的访谈

 

 

回答《飞地》的十个问题

 

 

1.     有一种普遍看法:批评也是一种创作。这几乎消解了批评与创作之间的边界。在同时从事创作与批评的作者看来,批评与创作之间的畛域是否有必要?

 

夏汉我赞成批评也是一种创作的说法,尤其在诗学批评中,那里有着瞬间的贴近诗的发现、语言与蕴涵的甄别以及“尽可能地接近作者的原初思想与意图”(《导读布朗肖》潘梦阳译),从而抵达诗的“真理”——说白了,那是另一种挖掘与创造。自然,诗学批评与诗歌写作还是有着显在的畛域:诗歌写作是知性内隐于心灵的感觉、感悟之中,而诗学批评则是为诗文本寻找知性的支撑,或者说,批评家的职责之一就是寻找诗的发生学缘由与语言形式的外化以及意义的嵌入机理,最终为诗寻觅一个文化、思想与哲学的抽象。但我不能肯定是否吻合了艾略特的看法,他在《哲人歌德》这篇文章里说:“文学批评是一种必须不断肯定自己的范围的活动;同时,它也必须不断跨出其畛域:有一条不变的法则就是当文学批评家超越了自己的领域时,他应该完全认识到他在做些什么。”(樊心民译)

 

2.     当你在进行批评的写作和作品的创作之时,你是否会常有关于批评者和作者的不同身份暗示?这两种角色是互相借重多些、还是互相干扰多些?

 

夏汉在我看来,诗人与批评者是两种不同的身份。我写诗的那个时刻,肯定没有想到我的批评者身份,我只是跟随内心丰沛的感觉与语言幽灵般的追踪——在想象力的驱使下为诗赋型。而在诗学批评的那个时段,我惊喜于诗文本的意外与为诗寻找恰切的理性阐释。在我这里,借重多于干扰,不妨说,只有借重而不存在干扰:因了写诗的实践,才能够发现诗的秘密从而有了阐释的冲动,有了对诗更多理论的思考。而缘于诗学批评,才知悉诗的诸多秘密通道与理论依托,才知晓更多诗歌样态的融合与排斥,从而让我的写作拥有更多的理论倚靠与理性的警省。我很能认同黄灿然的说法:“写文章使我逐渐剔除主观情绪,不知不觉惠及我写诗,使我把自己磨练成一位对自己还算清醒的诗人。”

 

3.     在你的视野中,有没有作者和批评家集于一身、但这两种角色又互相干扰(譬如一个好的批评家并不是一个好的诗人,或者反过来)的例子?

 

夏汉这样的例子肯定有,在当下国内诗坛,有几个批评家的文论极好,而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看到他的几首好诗。问及朋友,也说没有看到,或说,他就没有写过几首诗。但愿这是缪传。有些年轻的博士,诗学文章颇可称道,而本人却说没有写过诗。但愿这是自谦。

 

4.     你如何看待一个不从事(一般意义上的)作品创作的专业批评家的角色?

 

夏汉在西方现代诗历史上,不写诗的专业批评家很多,而且他们建树了庞大而丰厚的诗学理论。布鲁姆、果戈?弗里德里希等都是诗学理论大家,而我是没有看到他们的诗文本翻译过来;写过《文学空间》的莫里斯·布朗肖,从马拉美、瓦莱里等诗人的文本里探索事物与观念的双重“缺场”以及语言的“独一性”与“中性”,才启发了“零度的写作”,而他只写了大量的时评文字与小说。在国内,各个文学院系多年来培养出一批做诗学批评的博士,他们也是专业批评家——他们会靠哲学、社会学及其近缘学科的融合,建立自己缜密的批评体系,从而在诗人那里获得可口的食品,演绎属于自己的诗学理论。或许,这里面也会涌现几位诗学理论家。

 

5.     有这样一种舆论:新诗百年以来,几乎没有足够强力的大批评家出现,却不乏卓越的诗人。请就此展开谈谈?

 

夏汉我的看法是:中国新诗百年来没有足够强力的大批评家出现,同样也没有像艾略特、策兰、曼德尔斯塔姆、布罗茨基、希尼、米沃什、维斯瓦娃·辛波丝卡等那样的大诗人出现(虽不乏卓越的诗人),这都是我们现代汉语诗歌发端历程还太短,理论积淀尚不足所致。但尽管这样,还是出现了耿占春、陈超、敬文东、张桃洲和钱文亮等“不乏卓越的”批评家。当然,正如美国文学理论宗师乔治.斯坦纳在《审视后的生命》一书里所说的:“我们对人文学科的反映是‘直觉的叙事’”;“艺术和诗一定会为共性带来‘当地的居所和名称’”,“要从‘理论’着手,我觉得是虚伪不实的”。他的这些表述似乎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发:诗学理论的完熟要依赖诗文本的成熟,在这样的前提下,对于诗的解读要靠近诗,像布罗茨基解读奥登那样,为一首诗写下一万多字。同时,做好诗的单项性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有足够的资源来提升理论的整体高度,从而产生“足够强力”的大批评家

 

6.请说说你理想中的“诗人批评家”形象。你认为这两种身份能够融合而为一身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

 

夏汉作为诗人批评家这个概念,我还真的没有认真思考过,也不记得有哪位理论家对此作过论述。我理想中诗人批评家的形象应该是那种写过相当数量的优秀诗篇而又对诗学理论及相关学科谙熟于心的人——他既看透了诗,又能对之精准阐述与抽象、概括。两种身份能够融合而为一身的最关键因素是对诗的了然于胸,能够成为诗的知音。在不久前的一次相聚中,耿占春跟我谈及此类话题,大意是说:现在应该多写一些诗歌批评,作为诗人,能够深入到诗文本里面去;而那些不会写诗的职业批评家就只会转述别人的评析,或者写跟诗歌史料相关的文字——我虽把此话视之为激励,但亦道出批评界的真相。

 

7.艾略特曾说,自己的批评是诗歌写作的副产品(当然,我们不妨将此视为一种自谦)。对于你而言,批评和诗歌写作之间,是否也存在着一种主次关系?

 

夏汉我基本同意艾略特的说法,具体到我的情形有不同的阶段样态:大约2009年之前,我的最终目标是做一个诗人,因而大量的时间里都是思考怎样写好一首诗,写更多的诗。那个时期,读了很多跟诗相关的书,比如西方诗人的诗集,诗学理论以及诗歌史。自然,也读了国内诗人的诗与诗歌评论、诗学理论。直到2009年,在写诗的间隙,对国内诗人的优秀诗篇进行了细致的阅读(我长期以来有个习惯,就是每天只精读一首诗,读透、嚼烂,把即时的感悟写在诗页上),并写下一些短篇读后感。直到有一天,一位本省的诗歌杂志编辑约稿,要我写一篇关乎诗坛的文字,于是,就试着写了《在场的写作》,文字给诗友传阅,他们说有些意义,就有人提议把文章充实、细化,再写若干诗人个论。这就是2013年出版的《河南先锋诗歌论》。近年来又对国内一些优秀诗人作了专题研究,先后写了多多、孙文波、臧棣、黄纪云、池凌云、施茂盛、蒋浩、哑石等,同时,对一些诗学现象与问题作了思考,比如诗的晦涩、西方诗歌的死亡主题、诗的行动、西方诗歌的汉译等,陆续写出了一些专论。这样,我现在就走着一条诗歌写作与诗歌批评并行的路径上。

 

8.蒂博代曾有专书讨论文学批评,其中涉及到“读后感”这样一种批评形式,他认为读后感仅仅是一种自发的“即时批评”,属于媒体批评的范畴。时下的汉语批评界,接近这种“媒体批评的应酬、敷衍之作远远多于严肃专业的批评,看似热闹,实则业余而又不负责任。你认为什么才是症结之所在?

 

夏汉把文学批评分为“自发的批评、大师的批评和职业批评”的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里所要谈及的主要是文学批评的多样性与共融性,其实并不想对三种批评厚此薄彼。国内有论者把三种批评对应于读者批评、作家批评与学院派批评颇也体现了蒂博代的本意。对于所谓“读后感”式的批评,就相当于“自发的批评”。其实这里良莠兼而有之。说实在的,我并不以为“读后感”有什么不好,看看我们的历代诗话,几乎都初始于此类的“感悟”,关键是感悟之深浅。纵观当下的此类文字,他们有的并没有读进去,或者根本没读懂,于是乎就乱扯一气,终不得要领。有些则咀嚼得细致且品出滋味,构成了一篇细读。若论及症结则在于批评者对于诗的理解力。我们看王家新、黄灿然、桑克、哑石等哪怕对一首诗的勾勒也同样深邃、精准。说到底,只要他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哪怕写一则极短的读后感,也一定一语中的,一定不是“应酬、敷衍之作”。

 

9.这些年的汉语诗界,有一些所谓的“批评家”们,制造出了无数毫无诗学价值、在逻辑上也站不住脚的伪概念和标签,他们中的不少人居然还兼具诗人身份,而诗人身份又为这种业余性做了很好的掩护。你认为是否需要对此进行循名责实式的身份分离?

 

夏汉面对这个问题,我颇有些疑惑,提问者的意思显然是指责一些不称职的“批评家”,而他们中的不少人居然还兼具诗人身份,言下之意是辱没了诗人的名声——暗含着这些所谓的“批评家”们是否还要继续存在下去?以本人的经验,这些人似乎也存有一个朴素的自我期许:想把对诗的感受展示出来,但因储备不足或接受了一些旁门左道而对诗进行了低等级与歪曲性的阐释,从而“制造出了无数毫无诗学价值、在逻辑上也站不住脚的伪概念和标签”——其症结在于这些人本身恐怕也不是优秀的诗人,不然不会出现如此糟糕的状况。故此,我们大可不必忧虑,时代如此:泥沙俱下,鱼龙混珠。而我坚信只要有真正的诗人与优秀的批评家发挥他们更大的作用,以及像《飞地》、《诗建设》、《评诗》等优秀民刊与《新诗评论》这样严肃的学院刊物形成的编选机制,加上众多诗会的诗性正义——这样的情状终究会被遏制和淘汰的。

 

10.请列举几个在你心目中,在优秀的诗人和批评家两种身份上都做到了实至名归的作者,并说明理由。

 

夏汉在我心目中,这样的实至名归者的确不少:耿占春、陈超、孙文波、王家新、臧棣、西渡、敬文东、周瓒、黄灿然、姜涛、秦晓宇、王东东、胡桑、茱萸等。耿占春的诗里埋有更深刻的东西,尽管写的不多,但总在其生命“负资产”的披露中,为我们呈示几分睿智;多年来,他致力于诗学基础理论的抽象与综合,出版了《隐喻》和《失去象征的世界》等专著。陈超是当代先锋诗运动最初的跟进者,他在朦胧诗衰微之际就开始了诗歌创作,多年来笔耕不辍;同时,来自于诗的发生学体验与诗歌内部的省察,为我们奉献了《生命诗学论稿》与《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等著作,阐释了生命个体与诗的内在关联,以及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与自觉深化的可能性。孙文波是“九十年代诗歌”的领军人物,几十年来,诗歌写作几乎没有中断,可以说他拥有了那种持续写作而又不断追求变化的大诗人风范;而在诗歌写作中,又能够把脉诗坛风向与诗学走向者并不多,文波是一个。王家新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是一个卓越的诗人,新世纪以来,翻译、研究策兰的诗,同时研究国内外优秀诗人的文本,并写下大量的诗学随笔;在当下国内诗坛,对诗学随笔写作的持续热情,无一出其右。臧棣一直以来就代表着当代诗的先锋走向,在高产量的同时保持着诗歌的内在变化,是在当代诗人中最有望迈进大诗人序列的一位。同时,他在并不以量取胜的诗学论述中,却始终为我们提供了新锐的理论见解。西渡原本是一位勤奋的诗人,先后出版了《雪景中的柏拉图》《草之家》《连心锁》和《风或芦苇之歌》等诗集。写诗大约十年后,西渡开始了诗歌批评,作为一个他自谓的永远的业余批评家,却已经为当代诗歌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出版了《守望与倾听》《灵魂的未来》,近年来又专注于海子与骆一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出版了《壮烈风景》。敬文东的诗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质朴之中的灵动,在不动声色中披显出自我的感受。而他的批评宽泛而深刻,先后出版了《被委以重任的方言》《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灵魂在下边》等诗学批评文集,近些年在文化批评领域颇有成就,写下大量的文论,今年又重返诗学界域,相信不久就会看到他的专论。周瓒在求学期间就写出被人传诵的诗篇,在女性诗人中,她的写作显得硬朗而清晰;她也被人誉为最有学者意识的诗人批评家,从《透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到《挣脱沉默之后》,可以看得出她对女性诗歌写作的持续关注,对当下诗歌现象的甄别和对于优秀诗人的研读。黄灿然是一位诗人、翻译家,同时也是批评家,他在《必要的角度》这本书里谈到很多诗歌问题,有综合性的,也有论及某一个诗人的,还谈到翻译;好像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涉猎诗歌批评了。姜涛原本属于70后诗人,他竟然在“90年代诗歌”风潮里独领风骚,走在了同龄人的前面。而他的诗学批评也随着诗歌实践一同跟进——不妨说,他是一位为当代诗理论做出贡献的诗人。秦晓宇是平衡于诗文本与诗学批评的一位,他的诗与精粹中披显着锐利,而在批评中则坚持诗学上的整体考量,他称得上是一位行动性诗人批评家。王东东、胡桑、茱萸起点很高,他们在大学就开始诗歌写作,现在都是博士,理论功底很扎实,并且已经写出很多有见地的诗学批评,相信诗歌与诗学批评的未来是他们的。最后,我再一次引用艾略特的话作为此篇访谈的结语,他说:“我最为感激的批评家是这样的批评家,他们能让我去看我过去从未看到过的东西,或者只是用被偏见蒙蔽着的眼睛去看的东西,他们让我直接面对这种东西,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去进一步处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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