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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选举:进步·尴尬·突围

(2013-11-03 12: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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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选举

尴尬与突围

自荐候选人

杂谈

分类: 社会观察

中国式选举:进步·尴尬·突围

(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中国现执政党是宣示为人民服务的党,并不是为“官僚”服务的党,所以我们更有责任帮助和促进它把民主选举这件直接关乎人民和国家利益的大事做好。我们要看到“中国式选举”的进步,但也要看到其“骨感”和“尴尬”,并努力“突围”,使“民主选举”回归它本来的要义,使“中国式选举”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的选举。

针砭时弊是为了社会、国家进步,而不是什么“唱衰中国”,一如对自己所爱之人的疾患,总是格外重视而千方百计欲祛之,甚至下猛药。反之,如果一味歌功颂德,文过饰非,那是“捧杀”还是“爱”呢?

有朋友看了笔者拙文《秋实、“老祖宗”与民主普选(下)》愤愤然了,说:中国式选举很好,“是对人类民主的一大贡献”。人大代表中官员多,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管理经验,有什么不好?此外,通过自荐并经选民10人以上联名是可以推举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谁说中国式选举老百姓没有自主权?”真可谓言之凿凿。

朋友此番议论中第二个观点的错误,显然是混淆了“官”与“民”实质的不同,忘记了“民”正是与“官”相对的概念——正如毛泽东解放前夕对黄炎培所说:“让人民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这是保证走出“政权兴衰周期律的新路:民主”——这里的“人民”包括政府官员吗?“人大代表”的主体怎么应当由原本应接受人民监督的“官员”组成?承担“监督”和“当家做主”的人民(平民)倒反而成了绝对少数?这难道就是“中国特色”式民主和选举?这难道就是“对人类民主的一大贡献”?窃以为,即便马克思、恩格斯若在世,也不会这样认为,因为他们对“选举权”曾经的论述仍可查考,马、恩是极端重视无产阶级、劳动大众“选举权”的,并将其视为获取“解放”的手段。(见恩格斯为马克思著《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而这位朋友议论中的第三个观点,便引发了笔者今天的话题:“中国式选举”的进步、尴尬与突围

一、“中国式选举”的进步

看不到进步是不对的。相对于“前30年”的总体状况,尤其相对于1964-1975年10年间全国人民无选举、人大不开会、一切皆由党(实际是一位领袖)说了算,现在的“中国式民主”无疑还是有了大进步的;尽管现在一切还是坚持着“党的领导”,但《选举法》还是经过了几次比较重大的修改,有了值得肯定的进步,具体哪些方面就无须细说了,百度一下,可考的图文宣传浩如烟海。而公民自荐“联名自主推举候选人”事物的出现,虽微乎其微,如稍纵即逝的火花,但见微知著,仍是不可否认的进步。

但如果说眼下的“中国式选举”、中国式民主是“对人类民主发展的一大贡献”,从现实来看,恐怕就大有商榷的必要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讨论下面的问题。

他们曾是公民自荐“民间联名推举候选人”……

二、“中国式选举”的尴尬与骨感

1、《选举法》未对代表候选人中“官、民”比例做出硬明确定这说明立法者忽视或有意回避了“民主”的基本要义。它导致“人大代表”的主体(尤其是高层)82-90%以上“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即集执政、决策、监督于一身。这使人大代表非官的“人民性”几乎流失殆尽,所谓“民主监督”、“人民当家作主”也就几乎形同虚设了。当全国人大代表中出现了3位“农民工”代表而被热捧称颂时,人们却忽视了这样的事实:中国3亿多农民工阶层的代表竟然是1/亿……笔者认为:即便将官员与无官衔之平民在选举中皆视为权利平等,也应如民族、城乡、阶层、特区等规定名额比例一样,划出“官、民”代表候选人应有的比例——即“官”应少于“民”,因为这才符合社会现实状态。唯有如此才能保证“人大”的“人民性”,才能保证“人大”走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荒谬。这应当是民主政治的常识。

2、“选举委员会”成员几乎皆为党政官员(见文末资料索引)。“选举委员会”是直接负责和掌控选举的机构,它的合理组成是使选举公平、公正的唯一保证。现行《选举法》规定,设区的市,选举工作由上届人大常委会负责,不设区的市、县,由上届人大常委会任命“选举委员会”(大意)。从文本逻辑来看,似乎问题不大,可现实是:任命的“选举委员会”成员几乎百分百为“官员”,运动员从“选举”开始就当上了“裁判”,再加上“官、民”候选人无比例规定,这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看看文末资料索引,岂不尴尬?岂不令人汗颜?

3、“候选人”的产生。《选举法》文本很光明,但现实很骨感。现行《选举法》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这样的法律文本看上去简直“光明”极了,但现实却让人无比尴尬:

3.1.《宪法》规定公民有“集会、结社自由”——可眼下想在民政部门登记一个民间团体或机构几乎不可能;这时如果还有其它新的民间团体出现,皆为“非法”:此外,除现有政党,公民可以组建另外的政党吗?这更是天方夜谭。那么未加入现有政党、团体的公民便无法有自己的团体支撑,他们获得比较强势推荐的可能性便没有了,他们竞选往往成了“一个人的嚷嚷”。君不见,2003年北京一位公民舒可心联名10人以上自荐候选人,并找了两位青年组成自己的竞选班子名曰“助选办公室”,结果被叫去“谈话”,这种“机构”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各地一些自荐者的宣传(被指为“拉选票”)叫停、竞选工作受到限制;为让选民了解自荐者,在社区、街头拉横幅、发广告宣传自己吗?募捐筹集点儿竞选经费吗?有各种的“法规条款”限制着,一不小心就会踩上“非法集会”或“寻衅滋事”等各种称之为“非法”的“地雷”……这样的现实难道不很尴尬很骨感?

3.2. “自荐候选人”的尴尬举例。个人“自荐候选人”成功的案例也有,但不仅竭尽艰难,而且成功者凤毛麟角。大多逃不脱一开始轰轰烈烈,最后不了了之的命运。

草根代表:姚立法(湖北)姚立法:从成功到覆没。这是个典型,个人自荐参选成功而最终归于莫名其妙全军覆没。湖北潜江市姚立法从1987年起开始了竞选人大代表的漫长历程,他执着地连续4次以“自荐和民间联名推举候选人”的身份参选,终于在1998年11月当选为潜江市第四届人大代表。有人称,姚立法在潜江的出现,搅动了那里的政治空气,带动了更多潜江人参政议政的主人翁意识和积极性。姚立法在人大仗义执言,不做“橡皮图章”,有官员说他只会“搅局”,说姚立法“像只苍蝇,哪里有垃圾往哪里钻”、“提起姚立法让人吃不下饭去”……到了2003年11月,潜江市第五届市人大代表进行换届选举,受到姚立法自荐成功的鼓舞,潜江市以“自荐和民间联名推举候选人”身份参选代表的阵容空前扩大,由上一届只有两人,发展到姚立法等共计32人自荐参选但这次吊诡的是,他们都“莫名其妙”全部落选,连“正式候选人”也没捞上。试想,在那样几乎100%官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操控下,像姚立法及紧随其后被称为“搅局”的候选人不被“协商”下去才是怪事,“选举委员会”如果为上一届没有把姚“协商”下去而追悔莫及这是很符合逻辑的。

李承鹏——连“联名推荐表”也拿不到李承鹏:一声叹息。2011年,网络名人、作家李承鹏在户籍所在地正式决定参选人大代表,忙活了几个月,最后连“联名推荐表”也没拿到,就更不用说“候选人”资格了。2012年2月13日下午,李承鹏在其新浪微博中发言宣布落选,以下是微博原文:“通知一声,经过九个月后,我落选了,因没拿到联名推荐表,周五还告知我得等上级通知,之后两天选举委员会没有人(他们说人都出去贴标语了)。今早贴出四个候选人,分别是书记、书记、董事长……这个国天天做的就是防止人民去帮它,似乎帮忙者即捣乱者;可等它真想人民帮忙时,人民只会看笑话。如这几日。”

3.3. 看不清摸不着的“协商”。自荐并联名10位选民推举成为“初步候选人”不难,但这样的自荐参选者如果多了,就有一个“协商、酝酿”环节在那儿等着——哪些人参与“协商”?具体法定环节是什么?操作细则有无法律规范?公平、公开、公正性何在许多“自荐候选人”就这样连“正式候选人”都没沾上边儿就“光明正大”地被“协商”掉了,无声无息。湖北潜江市32位获联名推举的“自荐候选人”全军覆没就是例子。呜呼,好一个含含糊糊的“协商、酝酿”,好一个厉害的“协商、酝酿”!这一切,导致全国城乡“选民联名推举候选人”成功案例之罕见如大海捞针!

3.4.对所谓“正式候选人”,选民并不了解他们的情况,甚至根本不认识——岂不“尴尬”?北大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一份《中国选举状况和选举改革调查》中显示:超过75%的选民称“不很了解”或“完全不了解”当选者情况;60%以上选民对介绍候选人的办法不满意;35%的选民认为“应当让候选人与选民直接见面——做竞选演说,回答选民提问”。在这样的情况下何谈“选票”代表“民意”?选票的“神圣感”、“责任感”何在?这难道就是“中国式选举”体现的“民主”?

三、“中国式选举”的突围

不论法律文本多么“光明美好”,现实就是“人大代表”的构成官员为主体,“民”成为点缀和陪衬。我们不知,这是存在弊端需要改革,还是“中国特色”民主普选的定义就是如此?这种状况要延续到何时?它对社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有利还是有害?

为了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当家作主”,为了人民自己的利益,我们必须“突围”目前的“中国式选举”,它事关每一位公民切身利益,亦即人民利益。这“突围”,就是促进眼下“中国式选举”的改革

一个多世纪前恩格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如此号召:“《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马克思即便面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也如此断言:“选举权已经被他们(这里指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笔者注)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马克思不仅没有把当时的“西方民主选举”视为“骗人的游戏”,而且反过来将其视为无产阶级劳动大众“解放的手段。这是有普世意义的,国内外实践证明至今并未过时。

中共始终宣示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并不是为“官僚”服务的党,所以我们更有责任帮助和促进它把民主选举这件直接关乎人民利益和国家发展的根本大事做好。

如何“突围”眼下的“中国式选举”?

——我们必须像呼吁“官员财产公示”立法一样,虽一直未成功,但必须锲而不舍坚持下去;我们将坚持呼吁对《选举法》的系统修订,使它更加合理、透明,符合程序正义的法治原则,符合民主、公平的根本要义。同时应通过立法或修订《选举法》,进一步规范选举行为。《选举法》以及《刑法》第256条等相关条款虽对“破坏选举”的犯罪行为有所列举,但过于笼统,缺乏明确界定(比如何谓“情节严重”、何谓“欺骗”、立案标准过高和含糊、对不真实选举结果如何处置、追诉时限等,均无以查考)。同时,根据保障和规范“选民联名推举”的自荐候选人以及政党、团体推荐候选人的一系列竞选行为,尤其是对竞选经费的筹措和使用规范,违法处置,亦均应有相应立法。否则,对个人自荐、联名推举参选者的竞选宣传活动辄套用“非法集会”或“聚众寻衅滋事”为“口袋罪”,就使原本极为弱势的自荐参选者无法进行任何竞选活动,失去起码的公平原则

——虽然困难重重,虽然成功概率很低,但我们必须依现有《选举法》把公民自荐、由选民“联名推举候选人”的民主实践坚持下去,珍视这一权利,即便难获成功,也要以我们的行动使国人“主人翁”意识日趋提高和加强,促使《选举法》革除有悖民主原则的弊端,并使其严格、公平、程序正义的实施早日成为现实,使更多非政府官员的平民成为“人大代表”,还人大真正的“人民性”,而非“官僚性”。

——每一个选民应极其珍视选票上“另选他人”一项,在那里,你有权填上“正式候选人”以外的你真心想选的人,只要某人够上法定票数,他必将列入“正式候选人”而参加第二次最后选举。深圳福田区“自荐参选者”王亮就是这样成为“正式候选人”并最终当选人大代表的。

“一人一票,改变中国”尽管马克思主义因与时俱进存在需要商榷和已被证明应予舍弃的内容,但马、恩毕竟是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立场进行革命研究的。记住恩格斯、马克思关于“选举权”的相关论断和号召吧!“民主”从来不会从天而降或由统治者某一天突发善心硬塞到你怀里。我们更要时刻警醒:21世纪的我们早已不是必须匍匐于皇权之下或成天幻想“青天大老爷”降临的“臣民”,我们是法律面前应当获得一切实实在在平等权利的“公民”。相信即便“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也一定不会反对这一观点!因为一个多世纪之前他们就庄严宣示:“《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现在,则应包括所有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尤其是平民大众!!□

2013年11月2日   

【参考文献索引】

1、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2、应学俊:关于“西方民主选举”:恩格斯、马克思如是说……

3、应学俊:马、恩在“西方”为何也号召人民积极争取“普选权”?

4、应学俊:与秋实说说“民主”的阶级性

5、区、市选举委员会成员构成举例(几乎100%党政官员组成):

(广东)高要市选举委员会;乌苏市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

天津市红桥区选举委员会成员北京市顺义区选举委员会成员

山东莱州市、镇(街)选举委员会任命通知

6、深圳南山区人大选举风波(2008年)

7、北京:舒可心的个人竞选之路  

湖北:潜江市姚立法——一个布衣代表的现实

8、成功案例:深圳福田审查人大代表资格“自荐者”王亮当选

9、佟丽华等:我们自荐参选人大代表(人民网)

10、应学俊:《选举法》及其实践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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