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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经先的“重大谣言”与“营养性死亡”

(2013-09-08 23: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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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经先

重大谣言

营养性死亡

杂谈

分类: 重读历史

孙经先的“重大谣言”与“营养性死亡”

——孙经先“研究成果”的“亮点”与质疑

(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孙经先教授敢于质疑的精神可嘉,但“结论先行”和“选择性取证法”以及笃信“孤证”的所谓“研究”实在太可笑了;如这样指导博士生论文真的要误人子弟吧?孙经先是在公布个人“研究成果”还是在“举报重大谣言”呢?其“研究成果”和举报“谣言”能获得立功授奖吗?

先看看孙经先教授“研究成果”的三大“亮点”。

2013年9月6日,《环球时报》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报》一篇文章,标题赫然——《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言》,作者系江苏师大孙经先教授。文章开篇直言:“最近30年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而孙教授的“研究结果”是只“饿死250多万”——结论如此悬殊,缩水9成以上,这大约是第一大“亮点”?

好家伙,在当下打击“谣言”正嚯嚯“亮剑”之时,此文标题不能不说赫然,不能不说“石破天惊”——不过,孙氏是在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还是在“举报谣言”呢?公安网管们是否要追查一下孙氏所说“重大谣言”的制造者呢?可是,如何断定孙经先就一定不是“造谣”呢?这恐怕令警官们也很难办。——公然对不同的研究结论“举报”为“重大谣言”,这应该是第二大“亮点”?抑或这就是所谓“正能量”?

看来,孙经先教授似乎有望获得中国社科研究最高奖了,因为他以自己的“研究”颠覆了官方、民间以及国外学者的所有研究,简直具有“划时代”意义。不仅如此,孙教授的“研究成果”还使中国日后的辞书中继“休假式治疗”“保护性拆迁”“临时性强奸”“轮流发生性关系”等等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词汇,叫做“营养性死亡”。这大约是第三大“亮点”?

不过查了一下,孙经先得出三年大饥荒全国仅“饿死250多万人”的结论,其实2011年已出笼,似乎并未引起广泛注意。是否孙教授感觉当下“气候”有点“适宜”,故再炒冷饭?其实当时杨继绳先生就已有力反驳了孙氏此论(见文后“腾讯网”资料等),此次孙氏也并未拿出新的成果和佐证实据,故只能视为“炒冷饭”。

一、孙经先的结论和国内外众多学者、课题组研究结果不同,究竟谁在“造谣”?

中共《党史》二卷孙经先教授指名道姓直言:“在‘饿死三千万’这一说法的传播过程中,以科尔教授为代表的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国内某课题组的专门研究,以及杨继绳、金辉、曹树基、丁抒等人的所谓研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被写进了许多专著和文献。”那么,孙经先此说这还意味着间接宣布《党史》二卷编委会也在“造谣”,且为“重大谣言”!因为已公开出版的《党史》二卷确认大饥荒死亡数是1000多万(多多少,没说)。孙氏之结论岂不是“划时代的成果”?

那么,孙经先的“研究结果”真的可信吗?有多种调查和史料的相互印证吗?除了户籍统计数据,孙氏走访过多少基层和当事人呢?连环佐证性史料何在?未见孙氏提及一字。某一方面孤立的数字何以为凭?而提出三年大饥荒我国饿死3000多万人,倒不仅有官方统计数据,而且有众多史料以及《地方志》支撑经综合分析得出(见文末索引),其可信度自然大大超过孙氏的孤证之论,孙经先对此以“谣言”冠之自然是无稽之谈。否则,《党史》为何不采用孙氏对党更有利的“研究结论”而采用模糊而折中保守的“1000多万”数据?究竟谁在“造谣”?

二、孙氏武断对他人研究冠之以“谣言”,而自己的“结论先行”式研究却非常幼稚可笑

一方面,孙经先承认关于大饥荒饿死或曰“异常减少”3000万或1000多万人是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49—1982年我国每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既然有国家统计局数据为重要凭据,退而言之,即便数据和分析有误,需要商榷,但这可称为“重大谣言”吗?难道孙经先认为援引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而不是他的研究结果就是“谣言”吗?须知,“造谣诬陷”可是入刑的,孙经先想干什么?究竟是在公布自己的研究结果还是在做“网络举报”邀功请赏?不能不令人生疑。

另一方面,孙经先却一不小心露出了马脚。孙在文中说:“为了揭露‘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就必须对这一期间我国户籍统计……分析”——这就是说,孙教授在进行“分析研究”之前已经得出“饿死三千万是荒谬的”结论了。这还具有起码的科学态度吗?为唯心的观点搜寻证据这就是“科研”吗?

诚然,搞科研做实验也可以先行提出“理论假设”,但佐证“假设”的恰恰应当是多组不同对比性实验结果和实据,而不是仅以一种结果和证据即下定论。孙氏以这样“结论先行”的态度进行所谓研究,必然只盯住对证明自己“假设”有利的所谓“证据”,而对更多客观证据必然出现选择性排斥和“色盲”——这是一位教授、博导搞“社会研究”应有的态度吗?孙教授就是这样“指导”自己的学生做博士、硕士论文吗?难怪当今学术界浮躁虚夸之风盛行!但据说孙教授学术成就颇丰,那究竟是什么使得孙氏突然如此浅薄而昏昏然忘了科研的基本方法论呢?

三、孙经先教授必须对重大原始档案史料“证伪”

做社科研究,“证实”是一种方法,但对重大原始史料“证伪”有时是必不可少的,否则难以立论。那么,先请孙经先教授对下列史料和结论“证伪”,如此,孙氏“仅饿死250多万”的结论才或许有丁点儿可信度而免于被评价为“二百五”。

1、《党史》二卷及其编委会是否也涉嫌“造谣”?

曾主管《党史》二卷编撰和修改工作的中国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在回答《中国新闻周刊》有关提问时作答: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口数据社会上有很多争议……我们采取的是国家统计局的,1000多万(多多少,没说)这是最权威的部门。”(其实这是很保守的说法,已引起广泛的有力的质疑)。

但即便如此,如果说3000多万是造谣,那么1000多万也起码是孙氏“250多万”的四五倍了。请问孙经先教授,张启华教授即《党史》二卷编委会是否也涉嫌制造“重大谣言”?孙经先教授必须“证伪”!

2、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当年向中央汇报四川饿死约1000万人,请孙经先教授“证伪”

廖伯康先生廖伯康,解放前是中共重庆地下党员,1962年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后任四川省政协主席,他在相关文章中详细叙述了四川大饥荒的历史(人民网发布),他当时对中共中央书记处杨尚昆同志(88年任国家主席)汇报说:当时由于物资极度匮乏,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所以公安户籍管理实际上还是很严格的。“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因为“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请问孙经先教授,按现在的打击“谣言”力度和解说,“人民网”是否也涉嫌“传遥”呢?

须知,廖伯康不仅仅是根据统计数据,他还在当时四川省的党政和共青团领导岗位上,直接向中央汇报过灾情,对当地的情况更清楚,孙经先若不对此以及下面一系列重大史料“证伪”,自己的结论有何可信度?不知孙氏是否访问过廖伯康?

3、请孙经先就“信阳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公布的“信阳事件解密档案(系列/近百份)”证伪。

其中1962年中共信阳地委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确认:“全区死亡百余万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三,死绝五万多户,村庄毁灭一万多个,牲畜死亡二十一万多头。破坏严重的地方,大量田地荒芜,房屋倒塌,十室九空,一片凄凉。这一残酷事件虽然说和“五风”错误、执行左倾盲干有极大关系,上级应负很大责任,但是,路宪文身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应该负直接的重大的责任。其具体罪恶事实如下……”;同时,孙经先也须对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路宪文的“刑事判决书”证伪。请问孙经先,信阳地委给中央的报告有夸大死亡人数的需要吗?他们不知道他们将为此承担责任吗?若不能证伪,仅信阳地区就饿死百余万人,孙氏全国饿死250万人的所谓“结论”如何能成立?

不证伪,广大读者有何理由否认大饥荒当年的地方党政原始文件?有何理由否认亲历者和地方领导有根有据署以实名的历史记忆?有何理由怀疑当年积极隐瞒事实而至今并未平反的受处分干部的历史回忆?他们有许多是在临终前完成的文稿——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们有“造谣”的动机和必要吗?如不能证伪,孙氏结论不说“造谣”起码也只是个人管见一家之言,有何资格妄言其它学者乃至《党史》二卷等研究结论为“造谣”?所以,与其说孙氏结论“石破天惊”,还不如说暴露了孙氏为学的浅薄和荒唐,是否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急功近利?笔者不想妄下断语。

四、孙经先的“选择性孤证”与“营养性死亡”

孙氏结论的由来和依据,说来说去,就是说户籍统计有种种误差,而在最近发布的这篇文章中未见标明数据的出处。

诺大中国,我们不否认有户籍、人口统计会有误差,尤其在农村。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计划经济条件下,如廖伯康所说:“当时由于物资极度匮乏,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等一切生活日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就可少配给一份紧缺物资,加上农村由于“反瞒产”,逼着农户卖粮食给国家,户籍管理其实很严格。对此,笔者及同龄人皆记忆犹新。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承认户籍统计会有误差。既然孙教授都看到“不准确”,那么仅以此为孤证就更难以佐证结论,必须有辅助性、连环性链式证据,这是做研究最起码的常识。因此,我们就不能无视以下综合史料的相互印证作用:地方志、当时各地政府、党委、地方领导给上级所写报告的统计数据(那可不全是根据户籍统计)、亲历者和当时主政者的回忆,等等。我们不知孙经先教授为何对这些史料绝口不提、不屑一顾?为何仅仅闭门造车而不深入基层多多走访调查当事人?对此,我们只能归结于孙经先教授错误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在研究分析前就“结论先行”——所谓“为了揭露‘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以这样非客观的态度和方法去做所谓研究,进行“选择性取证”,其结论还有几分客观性和可信度呢?

最有意思的是孙经先教授的“创新”——为了避讳“饿死”这一似乎刺耳之词,孙教授发明了“营养性死亡”

所谓“营养性死亡”什么叫“营养性死亡?笔者可以亲身经历为例为孙教授诠释:笔者是城里人,大饥荒时在安徽,10来岁,当时笔者因每天只能吃到2~3市两粮食(0.5公斤=16市两,粮证上笔者月定量4.5公斤,其中1.35公斤为发霉的红薯干或曰山芋干),成天处于饥饿状态,终于患上了“营养性浮肿”,而且后来又转为正式的“急性肾炎式浮肿”,无钱治病加上饥饿,唯一只有卧床,一个月下来已无法下床气息奄奄……由于1961年末国家经济在刘、邓、周等主持调整下开始有了点好转迹象,所以对城市中像笔者这样患了“营养性浮肿”濒死的市民,配给了一两斤黄豆,凭这,笔者终于从死亡线上闯了过来。而笔者即便在城里,当时也时见“路倒”,多日无人收尸……

试问孙经先教授,如果笔者当年死了,大概也是不能算“饿死”的,只能算“营养性死亡”?呜呼,多么“美妙新鲜”的说辞!好一个“创新”!

此外,请问孙经先教授:在大饥荒中因外出逃荒、上访、向上级写人民来信而被抓关进收容所遭毒打而死的那些人,算“什么性”的死亡?因饥饿至极而吃了刚死不久的死人肉而被抓被打、被判刑劳改而死的那些人算“什么性”的死亡?孙教授给发明个什么“优雅”点儿的词好吗?

学术始于质疑。孙经先教授敢于质疑的精神可嘉,但“结论先行”和“选择性取证法”以及笃信“孤证”的所谓“研究”实在太可笑了,如这样指导博士论文真的要误人子弟。孙经先难道就凭这成了“特聘教授”?

世界是处于模糊状态的。在社科研究中,对于中国如此大国,要非常精确地统计诸如三年大饥荒究竟饿死多少人,死于文革“武斗”究竟有多少人,确实很困难。大饥荒饿死人的情形各地严重程度也有所不同。但是,“模糊数学”毕竟已是一门科学,概率论也早已创立,抽取分布各类地区的样本进行详细统计更是研究的重要方法。那么,仅以河南、贵州、安徽、甘肃、青海、四川等大饥荒严重省份的《地方志》和当时的地方文件、总结、向省、中央据实情所写报告、亲历者的回忆,再结合国家统计局等统计部门的数据,多方比较、印证,推算出基本数据来并非就不实在、不可信。而仅以河南信阳和四川大饥荒的史料,也足以证明孙氏全国饿死仅“250多万”的说法是多么“二百五”,多么荒唐离谱!

不同学术观点可以争鸣,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论断也不是不可以推翻——但关键是论证或实验的方法要科学客观,要禁得起推敲。孙经先教授以自己“结论先行”漏洞百出以孤证为凭的一孔之见,对重大原始史料视而不见也不予“证伪”,就妄言他人的研究为“重大谣言”,想将不同于自己的研究结论一棍子打死,这难道不过于荒唐可笑吗?孙氏“谣言举报”能成功吗?同是不同的学术观点,我们为何并未见其他学者称孙经先的结论为“造谣”呢?笔者以为,若孙氏不能对至少本文所引史料一一“证伪”,谁又能找出笃信孙氏结论的理由?那么究竟谁在制造“重大谣言”这就很难说了。□

2013年9月8日   

参考文献索引链接

1、腾讯网:大饥荒究竟饿死多少人?(专辑)

2、人民网: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大饥荒四川饿死约1000万人

3、凤凰网:有关饥饿、死亡的记忆与叙述(专辑)

4、饥荒死难者名单上几乎全部都是农民(安徽大饥荒亲历者和地方档案)

5、中共《党史》二卷:三年自然灾害全国死亡人口1000多万

6、杨继绳:回应孙经先教授大饥荒“谣言”说

7、曹思源:从三千多万人饿死中应吸取什么教训?(共识网)

8、解密档案:中共信阳地委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附判决书)

9、信阳事件历史档案解密(系列)- 信阳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

10、贵州湄潭事件:一个县饿死12万人(地方志参编者)

10、应学俊:重读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11、视频:黑潮——30年逃港风波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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