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过多讨论的医疗和教育制度

路征

2009.6.6

刚读完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的《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中文版《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08），对于书中关于美国当今医疗体系和不平等问题的评击颇有感触，这不是说我对美国社会了解多么深刻，而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并且远比美国严重得多。这虽是一本研究政治和历史的著作，但由于作者的经济学背景而注入了大量经济学思想。更况且，我们所面临的很多而问题都可以用经济学方法去分析。

（一）医疗制度改革

第十一章《医疗的当务之急》，评击了美国当前医疗体系的不合理主要“得益于”保守共和党的政治意图，而“事实说明，在医疗领域，复合道德之事也是经济上的免费午餐”（P166），正如书中所列证据反映的那样，其他西方国家如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尽管采取了全民纳入政府医疗保险的体系，其医疗开支却远远低于美国（美国采用以私人保险为主的医疗保障体系），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提供全民且不考虑保险支付风险的医疗体系节约了大量的管理成本，美国联邦医疗体系中的管理成本开支只占总开支的2%左右，而私人保险公司却占到了15%，在“不包括多重支付者架构、针对医院与门诊中心的险种造成的额外负担……也不包括雇主因需要维持强大的人力资源部门来管理医疗福利，从而招致的额外成本”的情况下，麦肯锡全球学会估计，美国2003年医疗保险业较其他国家政府医疗保险项目的额外管理成本高达840亿美元（P171）。这说明，在医疗领域，政府参与效率要高得多，毕竟私人保险公司为了控制支付风险，需要花费更多的开支去辨别申请人和医院提供材料的真实性。

显然，中国的医疗改革之路似乎很少注意这些问题，专家和政府都在关注全民政府医疗保险的可行性，也仍然在讨论政府的财政负担和有效性。事实上，根本没有必要去分析这些问题，政府提供全民医疗保险就是唯一的出路，不但不会实质性影响经济增长，还是一个高效的运营体制（条件是透明而不过分腐败的制度控制）。为什么我们非要开辟“政府与市场相结合”这个折中的第三条道路，还将所谓的互助式医疗当成创新来吹捧。

（二）教育制度改革

第十二章《迎战不平等》中提到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问题，根据哈佛法学院破产问题专家沃伦和塔亚吉的研究，发现美国中产阶级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奢侈品开销降低，而住房开销上涨，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为了送子女进入更好的校区，这是因为“起步不好会毁掉孩子终生的机会”（P189）。阿尔杰的研究更是表明，考试分数高和父母的社会地位、出生家庭呈显著正相关。令人感叹的是，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我国深圳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深圳小学和中学按房产所在地进行生源分配，大量的中产阶级为了子女进入更好的学校，他们需要在学校所辖生源区购置住房。在较好的学校周围，住房价格显著高于同类其他区域，住房转手率也相应更高，子女毕业后，这些住房开始回流市场。我们也因此发现，好的教育资源正在向中高收入群体集中，这种结果的不平等导致了机会的不平等，机会的不平等又促进结果的不平等，从而陷入螺旋式陷阱而难以自拔。

显然，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打破上述及相关体制带来的螺旋式陷阱，重新回到提供平等教育机会的轨道上。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国的根深蒂固，对教育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的负面影响已经得到共识，“深圳现象”遍及全国各个角落，更别说更为夸张的大学教育体制漏洞和令人哭笑不得的教育移民问题。毫无疑问，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机会不平等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我们也许会相信，通过勤劳与毅力，人人都可成功，但事实并非如此”（P189-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