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与林业开发
米
米是台湾最先发展出来的农产品。汉人移居之初，先开垦西部平原，在水田里试种稻米。后来荷兰人占据台湾，非常讲究拓殖事业，将耕牛、农具及资金交给汉人移民，以奖励开垦，至今台湾人计算土地面积所用的「甲」，就是当时荷兰人留下的度量制度，由此可见荷兰人对台湾农业的贡献。当时的稻作除了供岛民食用，其余的便和糖一起输出，日本人与荷兰人还为这项关税发生过纠纷。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后，订下寓兵于农之法，奖励屯田。台湾的气候风土本适合种植稻米，加上利用埤圳灌溉，使稻米的收获量大增．于是被称为内地(中国大陆)的一大仓储。郑氏灭亡后，本岛匪乱交相而至，清政府有段时期禁止汉人移居台湾，但私渡者不在少数，土地逐渐开拓，到了十八世纪中叶的高宗时代，根据台湾府志记载，田园有五万三千甲，年年纳官者十万石。中国内地的兵谷兵米也仰仗台湾输出，称为台运。厦门志也记载:「乾隆末年，举台运之额数，内地各仓之兵谷r兵米合计八万六千石」。由此可以了解台湾自古以来，稻米的产量就很丰富。
砂糖
糖业何时传至本岛已不可考，一般相信是汉人移民所传。公元1624年(明朝天启四年)荷人占领本岛时，砂糖已经是重要贸易品之一。其后荷兰人输出的砂糖年年增加，不下八万担。到了郑氏时代，更注重糖业发展，致力于庶苗的改良，蔗糖的制造，并根据陈永华的策划，奖励屯田各镇插蔗煮糖，糖业更加勃兴，产量成为昔时的加倍，过了十余年，据传产额量升为三十万担。
清人统治台湾后，承受郑氏奖励糖业之余泽而逐渐发达，尤其公元1860年的北京条约：
使台湾四港(基陆、淡水、安平、打狗)开放，更加速了糖业的进展。到公元1870年代，台湾糖已不仅销往日本和大陆木土，更远及欧洲、澳洲，公元1880年的输出量为一百四十五万担之巨。其后由于欧洲甜菜糖大为发达，灭少了台湾糖对欧美的输出，每年减为八、九十万担。
茶
台湾茶业栽培制造的起源不明，但成于雍正初年。赤崁笔谈记载：
水沙连茶(今之竹山地方山地大水窟附近所产的茶)在深山中，众木蔽亏，雾露濠密，晨曦晚照总不能及。色绿如松萝，性极寒，疗热症，每年通事与各番议明，入山焙制。其后，道光年间编成的淡水厅志文记载：
猫螺内山(台中附近)产茶，性极寒，番不敢饮。由此可以想见其历史的悠久。当时岛上栽培的茶不过供自用及岛上的消费，道光年间才开始销到福州。到了公元1865年(清朝同治三年)，英人约翰杜德到台湾视察樟脑产地，偶然看到北部山地茶的栽培，便着手调查，结果发现台湾适合茶叶的制造。杜德一面收购粗茶，一面贷与苗木资本，奖励栽种和焙制，而于同治六年轮往澳门，大受欢迎，成为本岛发展茶业的基础。这段期间，淡水的英国领事史兰何等人，对于茶业的成功，亦有很大的帮助。从此，台湾茶打开海外市场的销路，日后更有长足的进步，一度成为岛上最重要的商品。
家畜
与台湾农家关系最密切的家畜是黄牛和水牛，这些牛粪在汉人移居之前，已有平埔番饲养。荷人据台时，看到附近山地所产的水牛，便设法捕捉、驯养。平埔番捕捉野牛，驯服后供应汉人，也是他们谋生方法之一。众番人骑着马，在长竿上系绳为环，套住野牛颈子而捕捉的描述，在东宁政事集、裨海纪游、番俗六考、番社采风图考等书中均有之。
荷兰人占据台湾时代，传教士格拉委斯曾以四千里耳的资金，托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地方购得一百二十一头牛，交给萧珑社的土番。其后郑芝龙据台，将汉人迁徙到台湾时，也曾给每人三金一牛，而汉人亦有自行捕捉野牛供役使者，黄牛逐渐在本岛上大量繁殖。至于水牛则是随着汉人移民，从中国本土来到台湾。
台湾山地也产马，台海采风图考有「马小而异于内地，内山有山马」的记载。公元1771年(清朝乾隆三十六年)，到台湾东北部探险的贝尼英斯基亦曾记录看见一群百只野马的故事。其它家畜还包括猪与山羊，开始时都是由平埔番饲养。
樟脑
台湾的垦殖惭广，及于山地，便有人削樟树以制樟脑。据传，制樟脑之法是郑氏时代传下来的。然而制脑地深入番界，与香人交涉颇为麻烦，因而谈不上普及于山地，主要是在噶玛兰(现在的宜兰)一带制造。咸丰年间(公元1850年代)尤其盛行此业，到了咸丰末年(公元1860年代)，制脑事业成为清政府的专卖，但遭到英国的抗议，遂废除专卖制度，给外国人予至制脑地收买樟脑的权利，因此外国人得到极高的利润。然而到了公元1885年(清朝光绪十一年)，刘铭传任台湾巡抚时，又恢复专卖制度，但再度因英国的抗议而废止，改成课税制。
制脑专业是在番地实行的，时常受到番害，因此那些制脑者私设称为隘丁的防番警卫，可惜防不胜防，例如大湖街在咸丰十一年到光绪十三年的二十六年间，隘丁遇害者多达一千五百余名。大湖乡近的南湖地力一制脑者．在同治年间的中叶从事此业，而父子兄弟和雇工等被番人杀死的，也有二百八十余人。

矿业
煤
有关台湾煤的最古记录，见于距今二百多年前，康熙五十六年脱稿的诸萝县志，书上有一段：「煤炭灰黑，气味如硝矿，可代薪，焰甚烈，北方多用之，出鸡笼(基隆)、八户(今之八尺门)间诸山。相传荷商驻鸡笼时，炼铁器皆用之」、由此可知，在荷兰人占据基隆、淡水一带的时期，便已着手采掘。然而到了清代，官宪民绅都迷信采煤会掘断龙脉之说，多次颁布采煤的禁令，但遏止不了民间私采。
此后随着时势的改变，再也无法遏止，终于从公元1870年(清朝同治九年)开始，公开准许基隆附近十二个地点采掘，数目限于七十坑。后来又基于沈葆桢的建议，于公元1876年(清朝光绪二年)在八斗子建设官办的大规模新式煤坑，但却在光绪十年的中法战争时遭到破坏。战役结束后，翌年(光绪十一年)刘铭传被任命为第一代台湾巡抚，便重新开矿，购置新的机器，并聘请外国技师，盛大经营，因此到了光绪十三年，每天的产量高达百吨。但由于当事者处理不得宜，致使入不敷出，刘铭传断然将一切委托给广东某一商会经营，结果招来物议。光绪十七年，邵友濂接任台湾巡抚，将矿坑封闭，使台湾煤业界一时萧条无比。从光绪十九年起，民间矿坑才逐渐挽回颓势，开始有了发展，但翌年(光绪二十年)又爆发中日战争，煤业再度没落。附带一提的是，在此之前，煤矿业已扩张到基隆附近的公许地点之外，西部的水返脚(现在的汐止)、台北方面，及东南的瑞芳，顶双溪、现在的双溪)一带，盛行私采。
石油
咸丰末年，苗栗地方一名番语通事邱苟，因唆使生番杀害良民而逃到内山，偶然在猫里溪上游发现有石油涌出，那就是日后苗栗的油田，亦为台湾油田的滥觞。同治三年邱苟暗中将油井以一年一百余两的代价租给吴某，四年，又以一年一千余两，租给宝顺洋行，结果产生极大的纠纷。因此，同治九年，淡水同知明令禁止采石油。
砂金
台湾东北部素以产金闻名。明末流寓台功的沈光文其人，在平台湾序中曰 : 「东番社山藏金矿」，台湾志略亦有「台东奇莱地方哆啰满河中产金，昔时日本人和荷兰人曾采集之。蛤仔难(即今宜兰地方) 的山中溪底产金」的记载。此外，海上事略也叙述郑氏时代有通事李沧愿者，率郑氏部将陈福兴兵员，至台湾山后(台湾东部的总称)采金。由此可知自古以来，台湾东北部就有砂金出产，但汉人迷信「采金必有大故」因此虽利之所趋，汉人亦踌躇不前。到了刘铭传治理台湾，在台北、基隆铺设铁路之际，发现八堵附近的基隆河有砂金。此时，己有华人远赴海外产金地(加州、澳洲)从事采金行业，破除了「采金必有大故」的迷信，因此不到一年就出现数千名采取者，这些采金人溯溪而上，甚至到达三貂岭山麓的坪林庄附近，蔚为热潮。
于是当局在公元1892年(清朝光绪十八年)，于瑞芳设砂金抽厘局，允许采金并予课税。接着，翌年又发现从三貂岭向西纵走的山脉中有含金层，政府也许可在该地从事采掘，使台湾采金业日渐发达，令人想起曾轻有一篇关于台湾金银丰富的记事，成为替台湾宣传的好材料。那是公元1704年(清朝康熙四十三年)，法人沙曼纳查尔(GeOrge Psalmanazar)自称台湾人，于伦敦发表「福尔摩沙历史与地理」一书，描述福尔摩沙岛上有巨量的金银，资源非常丰富本岛有金及铜矿山二座，附属岛上有金、银矿山各一，另一附属岛上有小银矿山二座，日用器具皆黄金所制。庙宇及普通家屋亦用黄金修葺。当然，这是完全虚构的介绍，想象揑造出的记事。不过，正如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描写东方遍地是黄金一般，也成为将台湾向世界宣传引起世人注意的好材料。
硫磺
台湾试行采掘硫磺，最早是在西班牙人占据的时代。其后到了清代，公元1679年(清朝康熙三十六年)有浙江人郁水河者，为采矿而到台湾，经陆路从台南到台北，沿途察勘，最后到北投停留半年，从事开采并试制硫磺．但当局认为他是用来私理火药、暗中贩卖而下令禁止采制。其后当局之间为是否该采集硫磺以供军用而议论纷纷，不曾定案，禁令便一直持续下去，到刘铭传治台时代，作风积极,设矿脑总局，将硫磺与樟脑一并归于官办，开始采制硫磺的事业。
盐
郑氏时代已创煮海水制盐之法，及至清代，盐业日益发达，任由人民制造及贩卖，政府只管课税，却未负起指导监督之责，因此产生卖价失衡等弊害。公元1726年(清朝雍正四年)，便将盐业收归台湾府管理，在洲南(布袋嘴)、洲北(北门屿)、濑南(台南的盐埕庄)、濑北(凤山盐埕庄)四处设置监场，后来又在公元1755年(清朝乾隆二十年)．于嘉义的井仔脚增设一盐埕，企图统一制盐，贩卖方面也设馆，将盐卖给人民，以谋价格均一。台湾独立为一省后，公元1888年(清朝光绪十四年)在台北．台南二地设盐务总局，全台十个地方(基隆、艋舺、宜兰、新竹、大甲、鹿港、嘉义、凤山、恒春、澎湖)置盐务总馆，掌官盐的专卖。此外，归顺土番制造仅供自用的食盐，则按照旧例，特许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