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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玉娇案和飙车案看舆论监督的逼上梁山

(2009-05-22 08:56:36)
标签:

杂谈

王攀

 

18日下午,湖北巴东公安局就女服务员刺死官员事件发布通告。通告称,公安局现已经以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对其立案侦查。邓玉娇因随身携带治疗抑郁症药物,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检查鉴定。(5月19日中新网)

 

最近两个热点,杭州富二代市区飙车撞人致死案,湖北女服务员刺死官员案,几乎引爆舆论。分析这两个热点的相同和不同之处,颇耐人寻味:

 

1、舆论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关注点是办案公平;2、办案警方都强调会客观公正办案;3、两个案子都得到上级领导秉公办理的要求,杭州市长做了批示,而巴东县主要领导逐一做出要求;4、鉴于杭州警方70码的草率结论,巴东警方在通报案情时,特意声明鉴于本案未侦查终结,此情况通报的内容尚不能作为公安机关的最终认定结论。

 

两起公共事件,只因为有富二代和官员涉案,舆论就抱有强烈的质疑,担心办案不公;而秉公办案原本是常识,却需要警方反复重申和上级领导的批示要求这即便是对舆论的回应和保证,也需要深刻反思:舆论为什么对秉公办案如此敏感和怀疑。

 

在飙车案中,杭州警方最初肇事车辆70码的结论招致公众炮轰,并导致事态进一步升级;巴东警方汲取70码的教训,在通报案情时特意声明不是最终结论,这种留有余地显然是为了避免在舆论的包围中因稍有不慎而陷入尴尬之地。

 

无论是办案警方重申和上级领导要求秉公办案,还是巴东警方汲取杭州警方70码教训给自己留有余地,在这两起公共事件的处理与监督上,出现在台面上的监督和被监督双方仅仅是舆论和警方。舆论监督是必要的,但在案件的办理上,舆论监督过线,就会走向舆论审判。一个事实是,远离案情核心的舆论分析,肯定不如办案警方的真实调查。对一些复杂的案件,舆论分析往往会粗枝大叶,凭借推理和想象(因无法触及案情核心)得出结论。

 

比如,当邓玉娇被做抑郁症检查时,有媒体发表《女工受辱自卫,关抑郁症何事?》的社论,而舆论也推测巴东警方以精神病为由免除邓玉娇的责任这样也保住了对女服务员提出不正当要求的官员体面。舆论的这些推测在逻辑上无疑都是合理的,但问题是,如果巴东警方侦技人员发现邓玉娇随身携带的包内有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的内容属实,警方结合调查情况,已决定将邓送往相关医疗机构检查鉴定也没什么不妥。

 

但我们能批评舆论监督的越位吗?不能。在我看来,舆论对一些公共事件的强烈关注,有点逼上梁山的味道。谁逼的呢?1、前面已经说了,舆论担心案子处理不公,是因为现实中存在不公现象;2、其他监督主体的缺位,让舆论承担了超过其监督范围的内容。

 

试想,如果一个不受外界任何力量干扰、一直以来都是秉公办案的公共机关形象,舆论有必要担心吗?再试想,如果有一个横向的、制度化的、有效而不失灵的监督机构,舆论监督有必要突破自己的范围,单枪匹马,冒着舆论审判的风险冲锋陷阵吗?回答好这两个问题,再遇到类似杭州飙车案、湖北邓玉娇案这样的公共事件,舆论就可以静候公正了。

 

http://news.163.com/09/0518/15/59JU0V0B000112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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