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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旅游风俗初探(魏向东  张承宗)

(2008-07-11 10: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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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

驿传

逆旅

陆机

山川

分类: 兰亭学

“旅”与“游”这两个字的本意都与军旅生活有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旅,军之五百人为旅。”又说:“游,旌旗之流也。”南朝诗人沈约开始将旅游二字连用,在《悲哉行》一诗中说:“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徐光旦垂彩,和露晓凝津。时嘤起稚叶,蕙气动初苹。一朝阻旧国,万里隔良辰。”沈约这首诗中所说的“旅游”,与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旅游已大致相近。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旅,“又凡言羁旅,义取乎庐;庐,寄也。”这个“庐”,即指人们旅行中的寄宿之所。段注又云:游,“又引伸为出游、嬉游,俗作游。”也就是出门旅游的意思。

    人们在旅行生活中需要筹集旅费,准备行装,又期望旅途平安,行神祭祀与饯别送行的风俗也就应运而生。旅途中需要休息,旅宿与旅食极为重要。这些旅游风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大致形成。本文试图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行装和旅费的筹集

首先是筹集旅费,准备行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旅费构成是多种多样的,既有钱,又有米,还有绢,这和当时在市场上钱物并行的经济局面是适应的。但是,铜钱质地较重,实物则不仅重,而且体积大,人们携带不便,由此旅费的数量就受到了限制,一般为钱数千文或米数斛,《晋书·食货志》载:晋惠帝“荡阴反驾,……囊钱三千以为车驾之资焉。”《晋书》卷八五《魏咏之传》载任城人魏咏之“生而兔缺,……年十八,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正月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遂赍数斛米西上,以投仲堪。”米数斛与钱数千的价值大致相当。卷八二《习凿齿传》载桓温“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执手问国家祚运修短,答曰:‘世祀方永。’……温不悦,……异日,送绢一匹,钱五千文以与之。星人乃驰诣凿齿曰:‘家在益州,被命远下,今受旨自裁,无由致其骸骨。缘君仁厚,乞为标碣棺木耳。’凿齿问其故,星人曰:‘赐绢一匹,令仆自裁,惠钱五千,以买棺耳。’凿齿曰:‘君几误死!……此以绢戏君,以钱供道中资,是听君去耳。’”可见赠送行装,亦以钱五千为限。从上述材料看,无论是贵为天子、官吏,抑或身为平民、术士,在旅费的数量上均相差不多,说明数千钱、数斛米是当时通行的大致标准。

旅费有自筹者,也有朋友资助者。魏邯郸淳《笑林》载:“吴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誉,而性俭吝。张温使蜀,与峻别,峻入内良久,出语翁曰:‘向择一端布,欲以送卿,而无粗者。’温嘉其能显非。”更有官吏利用职权巧取豪夺者,如《北齐书》卷十一《文襄六王传》载渔阳王绍信,“行过渔阳,与大富人钟长命同床坐。太守郑道盖谒,长命欲起,绍信不听,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为起。’乃与长命结为义兄弟,妃与长命妻为姊妹。责其阖家幼长皆有赠贿,钟氏因此遂贫。”

    对政府官员上任卸任时出京返乡之费用,则大多由政府出面,百姓出资。《隋书·百官志上》称:梁代“郡县吏有书僮,有武吏,有医,有迎新、送故等员。亦各因其大小而置焉。”陈承梁,“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接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并以定令。”南朝州郡支出中有送迎钱一项,专为支付此项费用。

    穷人出行,处处局促,富家出行,则行装甚盛,这难免就启盗贼觊觎之心。西晋平吴之后,吴中著姓陆机往洛阳谋求发展,随身带了大量的财宝。在江淮一带,“游侠不治行检”的戴渊纠集盗贼,“攻掠商旅”,这次碰上了陆机,当然不肯放过。陆机锐敏,晓得在岸上指挥的人是关键,不由得仔细打量起来。戴渊“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渊既神姿峰颖,虽处鄙事,神气犹异。”陆机就站在船屋上对他说道: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戴渊受到了震动,便投剑归顺陆机,后来在东晋时做到了征西将军。[1]

    为出行的方便,人们需要了解各地山川道路的情况,地图得以出现并得到应用,地图理论也相应发展起来。西晋的裴秀是中国地图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考察了《禹贡》中山川河流的记载,结合古代的九州和当时十六州的郡国县邑及水陆径路绘制成地图十八篇,称为《禹贡地域图》。在其序中提到当时统治者对绘图的重视:“文皇帝(指司马昭)乃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2]裴秀在序文中还提出绘图应遵循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等六项原则。这是裴秀对地图学发展的一大贡献,也说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交通地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行神祭祀的风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交通不便,社会动荡,旅途往往凶险重重,出行求吉利保平安的心理更趋强烈,所以在出行时要择吉日,拜路神,采取各种预防措施,求得一路平安。如《晋书》卷九五《艺术·严卿传》载会稽人严卿“善卜筮。乡人魏序欲暂东行,荒年多抄盗,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东行,必遭暴害之气,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独母家白雄狗系著船前。’求索止得驳狗。无白者。卿曰;‘驳者亦足,然犹恨其色不纯,当余小毒,正及六畜辈耳,无所复忧。’序行半路,狗忽然作声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视,已死,吐黑血斗余。其夕,序墅上白鹅数头无故自死,而序家无恙。”这则故事,反映的是浙东一带的风俗,由于狗的感觉器官比较灵敏,容易较早发现异常情况,故人们出行时需带上狗,以起护卫作用。

    路神也称道神、行神,民间认为由它管理天下的山川道路,出门跋山涉水就应敬祀,如果怠慢了路神,就会带来不吉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路神是多种多样的,基本上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路神,行人来到各地,都要孝敬当地的路神。

在祭祀路神的活动中,人们为了取悦路神,使行人不遭邪祟,旅途吉祥平安,多于出门之日,烧香祭祀,这种活动称之为“祖”,这是自古以来最重要的祭祀路神的活动。《左传》昭公七年:“公将往,梦襄公祖。”晋杜预注曰:“祖,祭道神。”又引申为饯行送别之意。如《世说新语·方正第五》载:“杜预之荆州,顿七里桥,朝士悉祖。”晋嵇含《祖赋序》云:“祖之在,于俗尚矣。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咸用。有汉卜日丙午,魏氏择用丁未。至于大晋,则祖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运。三代固有不同,虽共奉祖,而莫识祖之所由兴也。说者云:祈请道神谓之祖。有事之道者,吉凶皆名。君子于役,则之于中路。丧者将迁,则称名于阶庭。”[3]可见祖祭“道神”的风俗在汉、魏、晋三代是普遍存在的。南北朝时这种风俗继续保持下来。

受东汉以来豪族名士疯狂追欢逐乐的思潮影响,祖道的气氛也由沉重、惶恐转变为轻松惬意,《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引《英雄记》载:刘备“欲还小沛,遂使吏请降(吕)布,布令备还州,并势击(袁)术。具刺史车马童仆,发遣备妻子部曲家属于泗水上,祖道相乐。”在人们的眼中,祖道的行为已成了不可多得的借机行乐的借口之一,如《晋书》卷九二《文苑·袁宏传》载:“后(谢)安为扬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为东阳郡,乃祖道于冶亭。时贤皆集,安欲以卒迫试之,临别执其手,顾就左右取扇而授之曰:‘聊以赠行。’宏应声答曰:‘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时人叹其率而能要焉。”这一场祖道之会,则成了谢安捉弄袁宏和袁宏借机一展文才的最佳场台。

饯行与赠别之俗

    饯别之时,一般比较伤感,气氛凝重,但有时也物极必反,众贤毕至的饯送之会,往往成为文人学士卖弄才学的场所。如西晋豪富石崇,在自己洛阳郊外的别墅——金谷园中,为回长安的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举行饯送之会,石崇在《金谷诗叙》中记述着:“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而大家之所以如此昼夜狂欢的原因,是因受别离的刺激,生发出了“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4]的人生感喟!

    远行者也有以诗与友朋互为赠答的,史书中多有记载,如梁何逊有《从镇江州与游故别诗》:“历稔共追随,一旦辞群匹。复如东注水,未有西归日。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相悲各罢酒,何时同促膝。”与南方这种精致伤感的离别诗不同,北方人民在跋涉山川时则吟唱着这样的歌谣:“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5]苍凉悲壮,震憾人心。

    当时人把分离又称为“分张”,如《淳化阁帖》二《王羲之帖》:“此上下可耳,出外解小分张也。”史载元嘉六年(429)刘义恭出镇荆州,文帝与书诫之曰:“今既分张,言集无日,无由复得动相规诲,宜深自砥砺,思而后行。”[6]《颜氏家训·风操第六》载“梁武帝弟出为东郡,与武帝别,帝曰:‘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以恻怆。’数行泪下。”可见生离死别,情何以堪,故送别时人们常常流泪。《太平御览》卷四八九引《语林》云:“有人诣谢公别,谢公流涕,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密云。’谢公曰:‘非徒密云,乃自旱雷。’”密云。是晋时俚语,指的是脸色如天上乌云密布,但光打雷不下雨,没有眼泪流下来,这是一种失礼的行为,深受当时人指责。

《颜氏家训·风操第六》云:“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这是南方惨然送别的情景。北方地区则不同,北人性格开朗、粗犷,其情感不如南方土大夫们多愁善感,人们之间别多会少被认为是很正常的现象,因而送别之时多呈现出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在南北朝都做过官的颜之推熟谙南北风俗之异同,他在描述南方送别之俗后,紧接着指出:“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出,欢笑分手。”[7]南北文化心态的差异,于此也表现得十分清楚。

 

旅食与旅宿习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出门旅行,饮食需求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解决,一是自带干粮,二是求助客店和各类饮食店。

    自带干粮者,主食主要是糗、锅巴、面饼等,糗是一种炒熟的米粉,用水冲泡即可食用,这是一种传统的旅途食品。而饼则更为方便,随时随地皆可食用。至于锅巴,《南史·孝义传上》载:“宋初吴郡人陈遗,少为郡吏,母好食裒(锅)底饭。遗在役,恒带一囊,每煮食辄录其焦心贻母。后孙恩乱,聚得数升,恒带自随。及败逃窜,多有饿死,遗以此得活。”可见煮饭烧焦的锅巴,也是旅途中的主食之一。副食主要是肉脯、鱼干等便于携带且不易腐败的食物,《晋书·孝友传》载:桑虞出门宿店,同宿客遗失了自带的肉脯,怀疑为桑虞所偷,桑虞不加辩解,即脱衣相偿。陈时,沈约之孙沈众生活俭朴,在监造工程时,“携干鱼蔬菜饭独啖之”,由此引起朝士讥笑。[8]

  官吏出行,饮食取办依恃驿亭。《世说新语·雅量第六》记载:东晋太尉记室参军褚裒投宿钱塘驿亭,凑巧钱塘县令沈充也来到驿亭,“亭吏驱公移牛屋下”,把房子让给了沈充,“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物?’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有尊贵客,权移之。’令有酒色,因遥问:‘伧父欲食饼不?姓何等?可共语。”’在得知了褚裒的姓名后,沈充大惊失色,“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更宰杀为馔,具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

    商旅、平民出行,则由民间开办的逆旅、客店既供应食品、饲料,也可提供炊具,由客人自己烹煮食物。晋人潘岳在《上客舍议》中指出:客舍“刍秣成行,器用取给”,向住客供应牲畜饲料和其他食宿必用品;住店客商有“告籴(买粮)炊爨(烧火做饭)”之便,客店向旅客供应粮食和炊灶用具。[9]如三国魏时胡威从洛阳至荆州探望父亲,“家贫,无车马僮仆,自驱驴单行。每至客舍,躬放驴,取樵炊爨,食毕,复随侣进道。”[10]有钱有身份的人当然不需要自己动手,客店可满足其饮食所需。如八王之乱时,晋惠帝在逃亡途中,“仓促上下无赍,侍中黄门被囊中赍私钱三千,诏贷用。所在买饭以供,宫人止食于道中客舍。宫人有持升余粳米饭及爆蒜盐豉以进帝,帝啖之,……次获嘉,市粗米饭,盛以瓦盆,帝啖两盂。”此外,还“有老父献蒸鸡,帝受之”[11]。这更是一种特殊待遇。又如东晋时王敦将叛,明帝自出侦伺敌情,为叛骑所追。明帝驰去,“见逆旅卖食妪,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追者至,问妪。妪曰:‘去已远矣。’因以鞭示之。五骑传玩,稽留遂久。”[12]明帝乃得脱。此外,还有些非盈利性客店,免费供应食品。如北魏崔敬友信佛,赈济饥民,“又置逆旅于肃然山南大路之北,设食以供行者。”[13]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除私人开设的逆旅之外,市场上的各类饮食店也为旅客提供食物。《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传》载:华佗行道,“道边有卖饼家”,除出售饼外,还有“蒜诽●大酢”等调味品供应。设立在交通通衢的“卖饼家”,自然是为奔走道路的行人服务的。如《北齐书》卷十八《彭城王●传》载其属下在外投宿,吃了店家的鸡羹却倚势不肯付钱,高●知道后,就在许多官员面前责问这位赖账的官吏:“食鸡羹何不还价直也?”

    生活优裕而又风流自赏的士大夫们,每到一地,还要大肆搜罗当地土特产,以饱口腹之欲。《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载:“谟初渡江,见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来他把此事告诉谢尚,谢尚讥笑他“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可见蔡谟在北方时吃过蟹,对其美味刻刻不能忘怀,一到江南,见蟛蜞即以为是蟹,迫不及待地加以品尝,却闹出了一大笑话。又如《太平御览》卷九四二引谢灵运《答弟书》云:“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蛎不如鄞,车螯亦不如北海。”谢灵运吃遍江南,方才能对各地的食物加以品评和比较。

    魏晋南北朝时期,满足人们旅宿需求的一是政府主办的传舍驿亭,二是私人开设的逆旅客舍,三是遍布各地的僧寺。

    传舍驿亭,主要供官员出行及官府文书传递人员使用,《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传》载孙休被迎立事:“孙●使宗正孙楷与中书郎董朝迎休。……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是日进及布塞亭。武卫将军(孙)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舆法驾迎于永昌亭,筑宫,以武帐为便殿,设御座。”驿站养有大量马匹,供官员和信使换用,并为他们提供饮食及饲料。北魏洛阳城中还建有“四夷馆”等国家宾馆,招待四方来客和归义人员。北魏王朝的驿传制度维持较好,而两晋十六国南朝时期驿传制度大多难以正常运转,其原因主要是统治阶级利用特权,争相通过驿传,搜括民脂民膏。各路使者“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以至“恐吓传邮”之事时有发生。[14]驿传和百姓都不胜负担,如南朝梁时,鄱阳王萧恢出任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陆路往来,悉订私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马千匹,以付所订之家,资其骑乘,有用则以次发之,百姓赖焉”。 [15]由于公家的大量投入,才使情况有所改善。有些官吏为了纠正驿站中的混乱现象,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如南齐始兴内史范云在境内“罢亭候,商旅露宿,郡中称为神明”。 [16]

与驿传制度败坏相反,私人经营的逆旅业则发展较快。西晋时,曾有人以“逐末废农”及“败乱法度”为理由,提议废止私人经营逆旅业,而改为官营。潘岳提出异议,写了一篇《上客舍议》,这是一篇专门论述我国古代民间客店起源和利弊得失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潘岳指出民间旅店“冬有温庐,夏有凉萌”,为住客提供了舒适的住宿条件;向旅客供应粮食、牲畜饲料、炊灶用具及其它食宿必用之品,方便了行旅;旅客投宿和离店没有时间限制,不分早晚,全从客便;在地理分布上,“连陌接馆”,“近畿辐辏,客舍亦稠”,便利了商旅投店。这些便利过往商旅的经营特点,“获行留之欢心”,得到了人们的承认和欢迎,不是官营的驿亭所能替代的。故而奏折一上,“朝廷从之”。[17]民间逆旅业的经营灵活,一切从客人之便,生命力十分顽强,即使在战乱时期,也能继续经营。

    僧寺也是这一时期人们的旅途宿息之所。南北朝时,佛教兴盛,寺院的规模和经济实力与日俱增,加上其清净的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气息,使寺院十分投合出行在外的士大夫们的口昧,投宿僧寺的人越来越多。《梁书》卷五一《处士传》载刘慧斐还都途中,“经寻阳,游于匡山,过处上张孝秀,相得甚欢,遂有终焉之志。因不仕,居于东林寺。又于山北构园一所,号曰离垢园,时人乃谓为离垢先生。”

 

注释:

[1]《世说新语·自新第十五》。

[2]《晋书》卷三五《裴秀传》。

[3]严可均辑《全晋文》卷六五。

[4]《世说新语·品藻第九》注引。

[5]《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8页。

[6]《宋书》卷六一《江夏王义恭传》。

[7]《颜氏家训·风藻第六》。

[8]《陈书》卷十八《沈众传》。

[9]《晋书》卷五五《潘岳传》。

[10]《晋书》卷九十《良吏·胡威传》。

[11]《晋书》卷四《惠帝纪》。

[12]《晋书》卷六《明帝纪》。

[13]《魏书》卷六七《崔光传附弟敬友传》。

[14]《南齐书》卷四十《竟陵王子良传》。

[15]《梁书》卷二二《鄱阳王恢传》。

[16]《梁书》卷十三《范云传》。

[17]《晋书》卷五五《潘岳传》。

 

——原载《江海学刊》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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