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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位女孩,你们好吗?

(2018-05-11 22: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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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2008年8月,我参加了“天府花开”教灾区孩子写诗的一次活动,那是是来自福建的一个志愿者团体“小海豚”夏令营与四川建川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灾区儿童夏令营活动。由二十多个重灾区小学选出来的两百多个学生,在建川博物馆参加该活动。受朋友樊建川之邀,我去辅导孩子们写诗。那天,有八位女孩与我结下诗缘。

对我来说,那是一次特殊的经验,不只是因为震后的第一次活动,而是因为短短的一天,让我牵挂许久。在08年的博客上,我写下了一篇文章《假如我是神笔马良》。名字起自于陈梓瑞的诗,她是彭州桂花镇小学五年级一班的学生,从未写过诗的她,第一个在纸上,写下一句让我看到“希望”的诗句:“假如我是神笔马良”。

今天再看这篇文章,依然让我泪流满面。十年过去了,八位女孩,你们还好吗?

记得那天分手时,我心中许愿,希望能再去看她们,希望年年能去教她们写诗,希望她们能真正爱上诗,或许也会成为诗人。可是,接下来的日子,由于出入灾区带来的阴影,我也陷入恐惧、抑郁、黑暗的泥淖中,从中爬出来,实属不易。那个有着芳香名字的小镇,成了我够不着的地方。最终,那个唯一留下的电话,也再打不通。

十年了,八位女孩已经长大,她们的近况,成为我时时掠过心头的思念。借此十周年之祭,我想轻唤一声:女孩们,你们好吗?

谁知道呢?也许在这之后,我们还会再续前缘。

附当年拍的照片和所写的文章。


八位女孩,你们好吗?

八位女孩,你们好吗?

八位女孩,你们好吗?

八位女孩,你们好吗?

八位女孩,你们好吗?

八个女孩

 

 

                    八个女孩穿着白色T恤衫

                    八个女孩  白白的

其中一个长着丹凤眼

 

她们坐在冰冷的房间里

八个女孩比赛牙齿白

在那阳光明媚的室外

翻腾着三千年留下来的能量

翻腾着拔地而起的瓦砾、石块、枯骨

不久前,灰色翅膀扇动

万物匍匐在地

一切归于粉碎

象某种全身性骨折

 

八个女孩此刻比赛牙齿白

 

女孩们,写一写你们的家园

嗤嗤,我的家像猪圈

一个女孩说:我们睡在猪的旁边

就在三个月前

 

八个女孩穿着白色T恤衫

八个女孩此刻一尘不染

 

她们坐在冰冷的房间里

桌上是纸墨  粘土和画笔

八张白纸像滤网

要滤掉她们的记忆

要漂向她们未显化的领地

八个女孩一口气写下八个“假如”

白白的  犹如八个圆满的嘴形

犹如圆领衫上  八个蜜桃笑脸

 

女孩们  写一写你们的希望吧

“老师  可不可以不写”

八个女孩的眼睛 

掠过八种不同质地的惊慌

天上落下的阴影

让她们至今心凉

 

八月不是个简单的月份

八月依然裹挟着千仞泥石

入女孩们的梦境

泥深十米

梦深数十米

 

八个女孩此刻头罩愁云

千仞的青泥要出莲花  实属不易



假如我是神笔马良

                         ———教灾区儿童写诗

 

陈梓瑞是彭州桂花镇小学五年级一班的学生,她看起来并不象农村女孩,虽然有些害羞,但也落落大方。她第一个在纸上写下这一句让我看到“希望”的诗句:“假如我是神笔马良”。

“天府花开”,是来自福建的一个志愿者团体“小海豚”夏令营与四川建川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灾区儿童夏令营活动。由二十多个重灾区小学选出来的两百多个学生,在建川博物馆参加该活动。受朋友樊建川之邀,我与刘家琨、阿来、麦家、朱成一起去参加了他们的互动节目。刘家琨辅导孩子们画画,阿来、麦家辅导他们演剧,朱成辅导他们用粘土作雕塑。而我,要去辅导孩子们写诗。

分组是由学生们自已挑选的,我去了以后才发现,这个诗歌组八个人,全是女孩。我想:难道从小学开始,就只有女孩才对诗这样务虚的事感兴趣吗?我一生还从来没有教过课,也没有过学生。这让我有两分不安,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小组分为“家园”“希望”“欢乐”“梦想”等主题。我们所在的组为“希望”。我想就从这个主题开始吧,看看孩子们在地震后有些什么样的“希望”?

八个女孩都穿着一模一样的印有“天府花开”字样的白色T恤衫,这让她们看起来都长得差不多。我后来才知道,其中六个女孩都是彭州桂花镇小学的学生,另两个看起来大一点的女孩是彭州天彭中学的高一学生。彭州是此次大地震的重灾区,桂花镇百分之二十的房屋倒塌,百分之八十变成危房,所以,全镇的人都住进了抗震棚。地震过去已经两个月了,惊恐和焦虑都埋在了她们心里的最深处。现在,看着我,八个女孩眼睛里都闪着一丝好奇、羞怯和纯朴的眼神,从外表看,白色T恤衫里,已经看不出她们与城市女孩有何差别,唯有这种眼光,是城市女孩所没有的。

我大概讲述了一下今晚的活动:我将与她们一起创作诗歌,并将作品在晚上的联欢会上展示、表演、评奖。女孩们刚开始欢欣鼓舞,但一听说由她们自已写诗,马上就哀叹起来:“老师,我们不会写诗呵”,她们都呻唤起来。看来她们原以为是由我来写诗。我问她们学过诗没有,她们一致回答学过。于是她们背了一些书本上的古诗。看来对新诗,女孩们基本上没有概念。我讲了半天,她们都不太明白。一个长着小脸大眼睛的女孩怯怯地问我:“老师,我可不可以不写”?其他女孩也跟着问,这下让我沮丧起来。我看让她们“创作”作品,似乎没有什么“希望”了,心想就让她们晚上背点古诗吧,只要她们觉得开心就行。

这时,一个在她们中间显得特别大方的女孩突然说:“老师,我可不可以这样写: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一听,好像又看到了一点希望,赶快说:对呵,就这样写呵,发挥你们的想像吧,地震之后,你们想今后怎么办,有什么愿望,都可以写下来。

女孩们一听,好像都找到感觉了,全都埋下头来开写。过了一会儿,我挨个儿地看她们在纸上写了什么,这一看不要紧,好家伙,除了两个大女孩,每个人都写的“假如我是……”,“假如我是一支百灵鸟”;“假如我是一条神奇的河流”;“假如我是神奇的彩虹”等等。五六个“假如”让我忍俊不已,我知道女孩们都被书本上、歌词中、电视里那些很概念的句子给局限了,她们以为这些才是诗。这时,我看到了陈梓瑞的第一个句子:“假如我是神笔马良”。这是第一句跳出书本和老师指导,带有孩子个人想象的诗句。我赶快抓住时机表扬了她,并诱导其他女孩像她那样,发挥个人想像空间。

在我的一番浅显的诗歌技巧普及讲解下,女孩们开始把“假如”换成别的字眼“我希望”“如果”等。除去这个她们认为必不可少的开头,女孩们渐入状态。开始写下一句句带有童稚口气的诗句。从中也可以读到在经历了大地震之后,孩子的心理。

陈梓瑞写了第一句“假如我是神笔马良”后,又写了两段比较概念的诗行,一看就来自老师平常的教诲。但是在最后一段,突兀地出现一句:“我要为饥饿的人们画一个很大的馒头”。我说“你这句写得最好”。她害羞地笑了笑,过了一会儿,她又叫我,说“老师,你看我这句行不行”?我一看,她写的是“假如我是神笔马良,我就要用手中的笔,为失去家园的人们,画上一座抗10级地震的房子”。看来地震中房屋的倒塌,家的失去,是她们心中未褪的阴影。我说“好呵,只要是你心中真实希望的,就是好的东西”。

桂花镇小学五年级的万瑶写道:

“候如我有一朵神奇的花

我会用那朵美丽的花

把盲人的眼睛点亮”

下面很突兀地出现一段:

“我经过药店  看到

一位生病的老奶奶没钱买药

药店医生蛮不讲理的推开老奶奶

我又用那朵花儿将医生变好

他立马帮老奶奶抓药”

 

五年级三班的周念这样写道:

 

我希望是一条神奇的河

河能帮助干旱的地方得到水

河能帮助田地生长出许多蔬菜

能帮助贫困的家人变得有钱

这些场景也许是她们生活中的经历吧,也许是她们的想像。 “希望”这个字眼,现在让她们想起了平时注意到的一些现象,有些,也许是早就有过的愿望。总之,她们此时恨不得个个都是神笔马良,通过诗,她们的“希望”得到了安置。尽管夏令营之后,她们仍会回到目前简陋的生活安置点,继续震后的生活。

晚上,我拿着她们写的八首诗,与她们一起参加了联欢晚会。对她们的诗,我满意极了。从对诗完全没有概念,到写出这八首诗;我觉得这些女孩们聪明极了,重要的是应该给予她们想像的空间。对她们的表演我也充满期待,虽然一听说要自已朗诵诗,她们开始再一次呻唤。但是当电视台前来录播时,她们却很乖地挨个朗诵,可以说,全都朗诵得很好,没有娇揉造作,而是落落大方,又很纯真。

可惜的是,由于麦克风没准备好,面对现场的喧闹,她们的声音全被淹没了。我就像一个盼望桃李满天下的真正的教师,指望自已的学生能够压倒其他人,一举得奖。因此在那里跑前跑后,为她们最终没能展示出自已的才华而气得骂人。

没得到晚会奖品,但女孩们每人得到一包牛肉干,作为鼓励。让我吃惊的是,八个女孩一个接一个地跑到我面前来,把手上的牛肉干塞给我,然后又一个个跑了。顿时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城市里的孩子们已很少有那么懂事了,更不知道什么叫感恩。他们得到的一切太容易了,因此觉得一切都天经地义。而这些灾区的孩子经此大难,家破人亡,一贫如洗。别人的一点点关爱,她们就会珍惜和感谢。我突然一下觉得与她们有这样的缘份和感情,原来是我的福份。是她们给我带来一天(不只一天)的快乐和享受,而不是我给她们。

晚会结束后,我们走出博物馆,准备回成都。这时,八个女孩突然一下从房里跑出来,围住我,她们一下就抱住我,把头埋进我的怀中,每个人都没说话,但是都把我抱得紧紧地。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不知道该说什么,一直反复重复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以后继续写诗呵,写完以后就寄给我看呵”。后来,在一旁的朋友朱成说:“你看,诗人就是不一样,简直有情有义的”。

我偷偷拿走了她们的诗歌原稿,打算收藏。可是“收藏意识”如此强烈的馆长樊建川,岂能罢休。就在我登上大巴时,被他追了出来。我只得悻悻地从我的包里,拿出那些稿子来还给他。为了安慰我,樊建川答应给我一份原稿和其他的复印件。我就要了陈梓瑞的“假如我是神笔马良”,这份手稿,现在被贴在新白夜的手稿墙上,与那些八十年代我保留的诗人手稿们挂在一起。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她也会成为诗人中的一个。

回来后好多天,我都想着这八个女孩,想起她们的诗,想起她们拥抱我时的那种质朴。更多的是想到:谁来为她们提供那些诗中的“希望”:“很大的馒头”、“抗10级地震的房子”、“许许多多的蔬菜”、“神奇的彩虹、”“明亮的眼睛”、“将医生变好”、“到最好的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谁是真正的神笔马良?是我们这些在遥远的地方偶尔关心她们一下的人,还是当地政府?是那些行善的人,还是最终得靠她们自已?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思考、无法回答。


                                               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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