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长安精神
陕西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展
中国·北京 2011.5.28-6.6
汉文化的高古、雄浑和质朴，唐文化的富丽、优雅和开放，构成了“长安精神”回响至今的旋律。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和陕西美术事业发展基金会承办的“长安精神——陕西当代画家名家作品展”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将于5月28日至6月6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并于进京展后，赴广州、上海、西安等地巡回展览。本次展览是上世纪60年代长安画派进京展和各地巡回展后，陕西美术界的又一次高端展示，汇集了著名画家刘文西、崔振宽、王子武、张振学、王炎林、王金岭、江文湛、王有政、张杲、徐义生、郭全忠、赵振川、张之光、罗平安、王西京、陈国勇的一百余幅精品力作。他们的联袂展出，无疑是当代陕西美术的巅峰呈现，对美术理论界深入解析“长安画派”之后陕西美术的发展历程，把握当代陕西美术新格局，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学术价值。
在具有永久生命力的长安精神的旗帜下
○邵大箴
当人们议论起陕西和西安的艺术，有说不完的话题。长安，作为十三朝故都，遗留下来的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丰厚遗产；延安，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和解放斗争中，产生的革命文艺所高扬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艺术方向及其丰硕创造成果；“长安画派”50年代崛起，倡导“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艺术主张和他们充满革新锐气的艺术实践；今天，团结在以表现西部高原情怀为宗旨的“黄土画派”周围的那些思想活跃、个性鲜明、风格迥异的艺术家们的探索勇气……
陕西绘画、长安精神，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反映出中国艺术变革和前进的轨迹。它尊崇“天人合一”和谐的审美理想，遵循生活是艺术源泉的创作原理，辩证地处理继承与革新两者之间的关系，坚持中国画的写意体系和笔墨语言，善于从外来艺术中吸收养分，用“渐变”的方式推动艺术前进的步伐。
艺术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要以新的形式语言激励人们的创新思维，但是不能以片面的求新求异为目的。新的艺术一面要适应新时代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一面还要以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情愫、闪耀着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不朽光辉，以及关注现实的精神和品格，矫正和克服时尚艺术中肤浅和庸俗的倾向，达到陶冶人们情操、净化人们心灵和提高人们文化素质的目的。
当代陕西画家们饱受秦、汉、唐文化纯朴、宏大、浑厚、刚强和绚丽多彩品格的熏陶，大口吸吮着改革开放的新鲜空气，为民族复兴的雄健步伐所鼓舞，深入生活，勤奋地进行艺术创造。他们十分重视诸如艺术的民族风采、地域特色和个性风格这些课题，但他们同时清楚地认识到，民族风采、地域特色和个性风格是艺术家知识、修养、人格力量和心性的真实反映，会自然地体现在作品之中。对艺术家来说，关键在于生活经历与艺术经验的积累，无须刻意地精心打造。当代陕西中国画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正是因为画家们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指引下，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不跟风，不追潮，不盲目地学别人。毫不夸大地说，在当代中国画坛，陕西国画家们创造力之旺盛和彼此在风格面貌上形成的距离之大，已经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艺术创作中特立独行的精神应大力提倡，这既是一个民族生气勃勃的活力在艺术中的折射，也反过来会感染和培养一代新人，有助于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个性和大胆创新的精神。陕西画家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参加“长安精神——陕西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展”的都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艺术家，有的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即已领潮流之先的长者；更多的是从80-90年代开始驰骋画坛的后起之秀。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使之具有相对一致审美追求的，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长安精神”。
2011年3月5日于中央美术学院
刘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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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里人
刘文西，1933年出生在浙江嵊县水竹安山村。1950年入上海育才学校，有老师王琦先生等。1953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受大师潘天寿先生等老师的直接教导，1958年毕业后自愿到西安美术学院工作至今。中共党员，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全国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次文代会代表，中国美协第一届中国画艺委员会委员，历届全国美展中国画评委会委员。曾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市副市长等职。2003年荣获全国高教首届百位“名师”称号。
现任中国美协顾问，西安美术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画派联谊会主席，黄土画派艺术研究院院长，陕西省文联顾问，陕西省美协名誉主席，陕西省国画院名誉院长等。五十余年来，他一直从事繁重的教育、创作和美院的领导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他一贯坚持党的文艺方向，认真深入生活，曾八十多次去陕北，以陕北为生活基地，与老区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生活中画了二万张以上的速写，不断地艰辛创作，创作了许多陕北革命历史题材和反映民间风土人情的作品。大量动人的作品使他创立了独特的艺术面貌，并以西安美院为主体，在中国画坛上创立了“黄土画派”，影响全国。
50年来，刘文西在国内外发表作品千幅以上，出版画册八十余种，中国美术馆收藏作品25件，获国家级奖9件，主要作品《毛主席和牧羊人》、《同欢共乐》、《祖孙四代》、《山姑娘》、《东方》、《老百姓》、《春天》、《黄河子孙》、巨幅长卷《黄土地的主人》等大型作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赞美。他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重视美术理论研究，发表文章数十篇，如《要大力发展人物画》、《深入生活的十点体会》、《坚持深入生活、坚持不断创作》、《为人民而创作》等。1981年以来，刘文西先后访问了新加坡、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泰国、马来西亚、法国、意大利等二十多个国家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并曾同夫人陈光健一起举办二人画展。
崔振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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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谷之三》
崔振宽，陕西长安人，1935年生于西安。1960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陕西国画院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
范迪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美术馆馆长）
看了崔振宽先生的作品，觉得振奋和激动。第一，崔先生五十多年的艺术历程实践了山水画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突破与成形，也走出了从描绘关中山水到表现山水精神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他的探索方式、方法和大量的成果，都对我们今天思考和认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前景有非常多的启发。我们经常说，中国山水画有悠久的传统，有深厚的积累，但在当代也面临着如何突破前人法则、建构新的现代形态的文化课题，崔先生的艺术从自然世界走向精神世界，在个人的情感空间里和艺术语言里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气象，这对整个中国山水画的现代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以往从崔先生的作品里，可以看到他非常充实、朴茂、丰沛的艺术气象。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包括在“文革”非常困难的时期，到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他在每一个阶段都敏感地抓住了时代提出的课题，始终贯注深入的探索精神，这使得他每一步都有积累，而最终促成了他艺术达到高深、苍老而灿烂的境界，有一种水滴石穿的分量和去芜存精的纯度。第二，以往谈论崔先生的艺术时，比较多地把他放在长安地区、长安画派的环境和语境中认识，或者从山水画的地域性这个角度来看待。纵观他的艺术历程，我觉得更应该把他的艺术放在整个山水画当代形态的确立这一个层面来看待。他五十余年在山水画创作中的沉替往复，从纵向看是不懈求变：早年的作品以追求水墨华滋，后来着力于结构形式与符号象征，到晚年则注重归合，谋求整体景观的苍莽意境；从横断面看，他在极具体的写景与极抽象的写意，也就是自然与精神的两极之间拉开了张力。最新的作品完全放开情怀，在用焦墨抒写的过程中释放出焦墨语言的魅力。他的艺术生涯真堪称不断超越。他自己超越了，也让我们获得了认识上的超越，认识到一个超越地域画派的崔振宽。第三，崔先生的艺术还非常值得从当代视觉艺术这个整体来评价。2002年我在德国组织了一个综合性的中国当代艺术展，我选了崔先生的两幅山水作品，这个展览先后在德国和欧洲七个城市的博物馆展出，有的展览就直接把他作品作为展览的请柬和册页封面。在这么复杂的、丰富的当代视觉艺术的国际环境中，崔先生的作品能够打动另外一种文化背景的人，使西方的知识界主流从中国山水画艺术中感受到笔墨力量和现代的视觉图式，我觉得这给了我们一个信号：我们并不需要洋人来评价中国画如何，但是我想，中国画艺术如果能够在当代的文化层面上进行更多的交流沟通，获得其他文化的认知，达到相互启益、相互激荡的效果，就不仅仅是对本土文化有贡献，还对国际艺术有所贡献。崔先生近期的作品更加体现了视觉图式建构的自觉与自然，艺术含量已超过了山水的丘壑、山水的笔墨，赢得了当代视觉艺术的力量。
王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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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喜双富贵
王子武，陕西长安人，1936年生。1963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画研究院院委、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政府特殊津贴者。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蒋兆和等前辈都是其最崇敬的老师，受益至深。出版有《王子武画集》、《王子武画谱》等。
黄永玉如是说
这几年令我看了震惊的人物画是王子武的作品《曹雪芹像》，我是先看到作品而后看到作者本人的。于是，就连人也好感起来。
王子武的人物在于其中的深度。王子武没见过曹雪芹，我也没见过曹雪芹，但王子武对于曹雪芹形象的刻画是令我信服的。他的介绍我比较信得过，曹雪芹就应该是这样子。王子武的手艺固然好，别的画家也有的是好手艺，区别其实是在于塑造的功力。
你得去读书，去恭听尊敬的老人的见解，去思考周围你见到、听到的一切动人心弦的事物；由于你为人宽厚、谦虚、勤奋，免不了又引得周围的朋友们关心你、爱你，使你生活在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环境中。我很少去打听有关王子武的艺术生活，但肯定曹雪芹造像中有王子武自己的影子，是一种非常蕴藉的影子，有如我们最近偶尔见面匆匆交谈几句话之后所得的那点美好回忆一样，他给我一种年轻的极有实力的纯朴的印象。我没有听说他夸耀过自己与毁谤过别人，也不相信他心里对人和事一点都没有数。曹雪芹造像和杜甫像一些作品充分地证明这一点，对两位前人，他的看法是非常深刻的。
祁硕森如是说
王子武先生能以小见大，画幅不足三尺，但让人感觉画面之景广阔无边；其一，画中之鱼虽小，最大者不过拳头，而给人的视觉冲击非同寻常，特别三条横向而来的墨色金鱼，沉静而缓慢，犹如三艘战舰徐徐驶来，不知它们对前方目标有何作为。这也许是画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超凡胸襟的表达，可见他不是画眼中所见之鱼，是画心中所思、所想之“鱼”；其二，在作品构图上大胆对比，独具匠心。在右下的比重较大，是四条以黑色为主调的四条金鱼，左上则以红色为主的四条金鱼，虽然黑红都是四条，但主次分明的两大板块产生了大对比、大变化，这是绝非常人所能为的；其三，拙中寓巧。就我们所见子武先生将近老年的许多作品，大都表现出一种苍老生拙之美，不像他中早年时期，大多是灵动活泼的美。60岁以后风格渐变，表现出苍老、厚实、沉雄、空灵、简远、高古的气质，此作便是这种风格的集中体现。王子武先生有许多过人之处，还请赏者慢慢体悟，这仅是个人的拙见。
梓封如是说
注重素描与速写的修炼，注重人物关系与造型的处理，将中国画所特有的笔墨技法施展于写实人物画之中，王子武所展现出来的更具有中国画味道的写实人物画可谓个性十足。甚至于在很大程度上，他那潇洒飘逸的线条以及皴擦点染下的人物使得画面更加具有艺术性，相比为其师长的刘文西所创造出来的素描式水墨人物画更具有艺术张力。
随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艺术探索中逐渐完善自我的王子武更深切地体味到中国画的精髓之所在。发扬与改善、传承与变革，从传统中国绘画中所汲取的精华被他贯通于新水墨人物画的创作之中。源于书法的笔墨线条被大量使用，传统绘画中的皴染也更加简练而精到。同时对于水的运用被逐渐加强，或浓或淡、或干或湿之间，将人物的形与神的精神气质充分地展现了出来。他很重视运用线条，虽然在力度上不及范曾那般钢筋铁骨，也不如何家英笔下的那般舒缓流畅，但他笔下那柔中带刚而又笔墨韵味浓厚的线条也同样独具魅力。
石青如是说
比如说王子武和范曾的画的价格，王子武比范曾高，大家一听就说不可能！你们见过王子武画的《曹雪芹像》、《杜甫》、《山鬼图卷》吗？在1978年王府井北京画店，卖王子武画《曹雪芹像》18000元，范曾、李可染、董寿平的画才8000元。为什么？行有行规，好就是好，传统题材上王与范不分上下，分的是现代题材。王子武在上世纪80年代就名扬中华，所画《齐白石》、《黄宾虹像》、《矿工》、《渔夫》、《少女》、教师等等，震撼整个中国美术界，蒋兆和就说：“人物画要看王子武，他已超我。画家之间的差距就一点，这一点就是区别之处。多点就是成功之处，范曾画的题材太少了。”
张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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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
张振学,陕西城固人，1940年出生。1962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国画院专业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西安美院客座教授。
渐进中升华
○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都在谈论着中国绘画如何走向现代的话题，都在渴望走入现代，一种理想境界已经感觉到了，然而怎样实现呢?
首先中西绘画必须拉开距离，拉开距离的前提是对西方艺术的承认和了解，从而扬长避短，以中国画特有长处取胜。西方绘画利用现代几何学(立体主义、几何形体)的发展，通过结构、构成来分解物象，进入抽象。中国画一直是通过简化、模糊对象来进入笔墨的抽象表现，中国艺术从古以来，在内容和形式上一直是意向的，更近于艺术思维。它现在在世界上的地位不高，不是不好，而是我们国力不强，所以必须保持中国画自我一极的纯净与高度。传统但不保守，而是本世纪以及下一世纪中国画坛的一种真正现代。但这不是现在，它需要几代天才艺术家的艰苦努力和实践才能达到。
钻进传统是为要超越传统，对传统的反思是使传统转为现代的一种现实力量，曾经存在过的样式用现代的观点来反照，是非常新颖的。不必蔑视传统，它是活生生的存在，它是割舍不断的情怀；高山流水情难竭，贯通古今何以别。案头、心头，新旧非可等闲说。
人格是重要的，只有画家的人格、才能及功力对等时，其作品才能给人留下深刻而真挚的印象。画家身上没有“人”，他必然是个说谎者、伪善者。画家身上除了高尚，还应透露出一种博大、深沉的苦难气质，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所以他厌恶享乐主义、形式主义，厌恶炫耀、轻浮、做作、一味的闲雅，艺术的灵魂是他的精神归宿。艺术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价值即是他的文化价值。在中国历史上凡能有所造就的画家大都是文人学者，在读书做人上下大工夫，其作品才有品评的价值。清代方亨咸曰：“绘事，清事也，胸中无几卷书，笔下有一点尘，便是穷年累月，刻画镂研，终一匠作耳，何用乎。”
必须与实用化的世俗拉开距离，艺术才能成为人们的星辰和参照，才能进入人的精神生命。艺术是一种创造，而不是表现，不是对现实的解释和反映，艺术是超越时空又烙满时空胎记的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因此只有超越世俗，超越通用价值体系，艺术才能重返自身。
具体到作画，落笔须有刚正之骨、浩然之气，辅以广博学养、高远之神思，方可具法眼、入上乘禅。若少气骨、欠修养，虽特技巧思、偏才捷径而成新格，终非大家气象。
中国画的结构形式、笔墨语言以及色彩表现等形式很重要，要下大力气去提高、去完善，但它不是目的，不能搞形式主义，艺术是人道主义的，是人性，是人的感情的结晶，形式只是表达感情的语言。
处理好画面中色彩的浓艳与格调的典雅，用笔的强悍与面貌的清新，气势的博大与刻画的深入，造型的朴拙与风格的自然，讲究天趣，做到淡然而天真，反对造作，讲求气象。画要画到使人肃然起敬，同时又感到很亲切，就是好画。
中国绘画必须是在渐进中的升华，画家个人探索的幅度应是宽的，纵观时空转移、潮流变幻，挚诚画家总是在艺术天地里遨游，凝聚过去的经历来铺筑个人的艺术道路，在可见的将来必然仍不懈地在既有中求突破、求创建。
王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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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画报·太可笑！……
王炎林，河南郑州人，1940年生。1961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美术家协会顾问、艺委会委员，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西安市美术家协会艺术顾问，西安中国画院艺术顾问，陕西国画院特聘画师，陕西省文史馆馆员，艺委会委员，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首届中国《收藏界》“十位当代画家排行榜”上榜画家，曾任历届全国美展陕西评委。
血管喷出的艺术
——王炎林其人其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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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林画的是人，却对人的行为充满着失望；王炎林的画风和言论表露出桀骜不驯的天性，却有着一颗慈悲而脆弱的心。数年前，西安市仰慕巴黎的草坪，砍树植草，他看到一排排活生生的大树在电锯下顷刻毙命，禁不住潸然泪下。他是野生动物的领养者，爱动物如爱子女，痛恨打猎，认为蛇的眼睛也比人的眼睛善良。餐馆厨子宰杀野生动物，他会当场发火。西安不出狂人，王炎林例外。陕西画坛评选十大名家，他在候选之列，却声明退出这个沾染是非的名利场。他议论美术界的不良人物，常常脱口抨击，如扫秕糠。他视批评为良知而非职业的同义语，敢于当面指责离谱走调的批评家。每逢研讨会发表意见，他总是有话直说，锋芒毕露；一言不合，立即反驳。他发言讨厌念稿，即席开讲，慷慨激越，直穿听众心脏。他说自己在清醒时比别人糊涂，糊涂时比别人清醒，也就不在意纵酒而致糊涂。酒能消解胸中垒块，也会伤肝，肝伤则火旺，火旺则气盛，气盛则多梦，梦中也发怒。这是古人的看法，也是他的日常表现和画面写照。他是这个时代残存的理想家与自虐者，既严以律己，又厉以察人。所有看不惯、听不顺的对象，都会使自己痛苦，也使别人痛苦。每当自己的言行失控，便怀疑是不是得了精神分裂的狂躁症。王炎林的重彩大写意人物，比他为人更加直露。它们用笔狂放，用色浓郁，造形异常，造境突兀。它们排除了社交的修饰与客气，洋溢出愤世嫉俗的血性。它们是美术史家关注的艺术，却不入俗眼，也难进客厅。他的画，表现的是个人在社会生存中的焦虑，传达出人类是自己的敌人和人类是自然的敌人等悲愤命题，揭示的是现世的痛处，鞭挞的是人间的荒诞。他的画如同秦腔高亢震耳，如同陕西的食俗辛辣而又滚烫，让你品尝时涕泪俱下。跨世纪中国水墨画坛流行暴戾粗率的画风，美其名曰表现主义或大写意，其实大都是表面的造作，意境索然无味，惟有王炎林等少数特立独行的性情中人，其人其画，才是心意的自然抒写。他笔下的乡土人物，不是生活的再现，不是单纯追求笔墨的游戏，而是带有象征意味的表达。他的画，如同从血管中喷发出来的艺术，是他生命的体外部分。他的这类作品是优雅的反证，画坛不可太多，却不可没有。他从来不满意自己的作品，甚至认为未曾画出一幅好画。这显然是对大写意提出了难以企及的目标。近年来，王炎林控制饮酒，画风为之一变，画中甚至出现了抒情的淡墨仕女。他的新作，摆脱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情绪，少了愤怒，多了理性与幽默。这是艺术的自我调节，是心气的自我约束，暗合了新世纪的艺术大势。他控制了酒量，也控制了画面。地脚线用来稳定构图，确定的形体用来取代张扬的笔触。他试图把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以至油画与国画等因素，借用各色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捏合在一起，造成视觉反差与观念回味。对国民素质的抨击，在这批新作中转化为调侃。画中的人物大都有眼无珠或无眼无珠，只有穿婚纱的中国新娘赤身裸体瞪着美式巨眼，穿着皇帝的新衣同侏儒新郎面对相机傻笑。这批作品的画中人，差不多都有一张大嘴。国民嘴巴的功能，好吃第一，好色第二，体现的都是欲望。王炎林画中的嘴巴，占地面积不大，却流露出吞噬天地的贪婪。
王炎林曾被视为画坛新派传教士、另类和狂人。其实王炎林的艺术并非另类，而是画坛的习气过于刻板。王炎林为人并不狂妄，而是文化氛围过于萎缩。王炎林的精神没有分裂，而是他的精神同疯狂了的世态与国民心态发生了分裂。王炎林痛恨人类的罪孽，他宁愿与处于弱势的花木与动物为伍。家里的猫死了，他如丧考妣，如临末日，破例与夫人挽着手在行人如蚁的大街茫然行走，却感觉更加的孤独。
王金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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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岭，河南新乡人，1940年生。1979年调入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从事专业创作，任创作研究室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陕西花鸟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
笔墨·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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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苦瓜和尚这两句语录把笔墨讲的已经很透彻了。要想笔墨出神入化，生活与蒙养是非常重要的。
笔墨是中国画的语言。语言的表述能力，对于一个想精确表达思想的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上乘的笔墨，不会是喜怒哀乐一个腔调，而是以精微的变化传达出妙不可言的感觉。古人“十八描”提供了人物画运用笔墨的范本，“高古游丝描”和“行云流水描”表现仙佛很有效果，表现樵夫用“枯柴描”自然也很好。笔墨传统不只是这十八种用笔，而是从生活感受出发，运笔中强化对象特征的创造性的思想方法。这就是传统，它是点金术，“十八描”的十八种运笔仅只是“金子”。教学生“十八描”，可以通过临摹掌握它，目的在于通过练习，揣摸古人用心来掌握“点金术”，面对生活点石成金，把形(自然)上(心像)的观感以超然形外的笔带出作者的兴味，才是真正学习传统。照搬“十八描”，师古人之迹者，如触景便咏唱古人名句，句子再好终究是古人在“激动”，没有“自己”，怕是出息不大。创作就是发明，没有发明怎能谎称创作。
传统山水皴法、点法也都是从生活感受出发，凝天地万象于一笔，创造出符合常人感觉的皴法和读者沟通。这些皴法、点法和“十八描”一样，都是很宝贵的。古代遗产丰富，值得下一番工夫，这是面对创造的必要准备。所谓蒙养就是教人少走弯路，所谓传统就是可行的思想方法。笔墨是心态的迹化，心态是质，笔墨是文，文质而后彬彬。
中国与西洋造型观的重要差别，在于笔墨对形和色的超越。古代中国一直把对器物之表的形与色的描绘视为下品，“画写物外形”，着意于“形而上”的追求。器具造型也讲究“制其器以尚其象”，形而下的器物形色，仅只作为参照，更有诱惑力的是行笔中对物外形的展现。像书法一样，笔端流露的象、法、道令人神思久远，书画家以其笔墨为标志有别于人。
版画家观察形象，油然而生的是用圆刀还是用三角刀去表现对象；而国画家则用笔的顺逆起卧去关照对象。有了笔墨独特的感悟，又有笔墨的修炼，意趣的妙逸神采表达该是初具规模了，意境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统摄着笔墨这匹情感的烈马。
笔墨的优劣，以意为准绳。运笔讲究“无往不收”，“无垂不缩”，都是在意指导下对笔味醇厚的一种追求。八大山人画的鲶鱼若单抽出其运笔来看，不受“藏锋”、“一波三折”的约束，既露锋又浮漂的笔一般视为败笔，但在这里却使形象产生一种滑溜溜的感觉，神乎其神。无法而法，至法也。大凡生法需要有足够的才情和胆识，笔下确实有些万货，凭人笑骂狂徒无妨。唐人中锋勾勒，马、夏侧锋斧劈，后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各种笔法的确立都是这样。人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是对创造本能的渴求；如猜谜一样，其创造过程中有着迷人的美感。画家面对自然都有一试锋芒的创作欲，在这种冲动以最简捷明白带有娱乐性的笔致表达出来的时候，画家得到了本质的满足。
江文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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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湛，山东郯城人，1940年生。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并留校任教。后调入西安中国画院任副院长。现为西安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陕西省美协花鸟画艺委会主任，陕西省文史馆馆员等。
美 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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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湛先生是当今一位卓有成就的花鸟画家，鲜明的绘画语言和洒脱的生活状态，令人仰慕。读文湛先生的作品，仔细品读，被一股浓厚的现代文化气息所吸引，同时又被一种强劲热烈而轻松欢快的具有生命力的节奏所感染。他的作品以奇特的构图、遒劲的线条、夸张的造型、明丽的色彩、欢快的旋律，为当今中国花鸟画艺术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拓宽了花鸟画创作的表现形式、魅力与精神内涵，开垦出了极富个性、极具生命力的“风神潇洒不滞于物”的自由画风，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绘画语言。
纵观这批作品，从1992年至2010年，横跨18个年头。大多创作于1999年左右，是江文湛先生步入创作旺盛期的作品。《大潮图》、《海棠未老春晴晚》、《十里荷塘》、《西湖荷花图》、《终南躬耕图》、《群鸽图》以及《荷风》等参展或出版作品，都是经典之作。因此，《江文湛花卉作品收藏画集》的出版，既是对江文湛先生劳动成果的尊重，又是对美术教育和文化建设的一份贡献。
回想2007年4月份，应邀参加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从艺五十年——江文湛先生花鸟画巡回展”及研讨会，今又品读了这批作品。他追求情趣、追求旋律、追求美感的花鸟画艺术已成为美术界关注的焦点。实践证明，江文湛先生独具特色的花鸟画作品，有其深厚的思想内涵。首先，源于他广渊的综合学养。熟悉文湛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不喜张扬，从不迎合喧嚣纷争的时风，不在社会上争头衔，不与单位同事争官位，不在市场上争利益，不与画界同仁争高低，专注于学问的至上追求。他早年学油画，汲取西画营养；干过雕刻工、油漆工，汲取民间艺术营养；精研古典文学、哲学、古画论，潜心研究书法、篆刻，喜欢收藏，演练古琴，汲取传统文化营养；学过山水，画过人物，汲取其他画种营养；创建红草园，汲取大自然营养。独善其身的修为造就了他诗、书、画、印交融互补、共构风神潇洒的艺术品格。如《终南躬耕图》，有感而发的自撰诗文，生动活泼之趣的书法、韵律感强烈的线条、泥土芳香的南瓜、载歌载舞的马蜂，犹如一首优美的交响曲。可以说这是他用古琴演绎出来的“红草园曲牌”。其次，源于他求新思变的创造精神。“承扬传统称典范，引领潮流一先锋”，这是近年来业内人士对江文湛花鸟艺术的一致赞誉。几十年来，他立足中国丰厚的传统文化，环顾世界艺术思潮，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精研各种传统技法和现代风范、时代笔墨相结合，把西方绘画中的色彩、空间、构成等元素融合于传统水墨的点线使转、墨色韵致之中，将全部激情投入于对原生性、自在性的美的发现和表现之中，娴熟地驾驭笔墨的优美线条和生动韵律，实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之间的突破，成功地完成了刷新视觉形象的突围，创造更新了国画笔墨构成形式，成为彰显着极强江氏色彩的中国现代花鸟画代表人物。《大潮图》是1996年底为山东一家国有企业创作的。1997年我到山东出差时看了此作心里曾为之一震。作为花鸟画家，他跳出了传统花鸟套路，将山水、人物的元素融入到花鸟画创作之中，整幅作品构图饱满、气势雄浑、设色艳丽、大气磅礴。尤其是沙鸥都是人格化的刻画，他把开拓者、观望者、徘徊者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的各种形态描绘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再次，源于他深入自然，以造化为师。翻开这本收藏画集，无论是海棠鸽子、荷塘翠鸟还是南瓜群蜂、牡丹孔雀等所展示出来的花情、鸟趣，水情、石趣，笔情、墨趣，都是他以天地自然为师所创造的新程式。从1993年开始，他用十多年时间在终南山建设红草园。规划设计、植树养花、种瓜种菜、养鸟喂禽，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山民生活状态，与大自然天人合一，给了他生命和自然的一种真切体验。那种亲身体验和感受所触发的独特视角，使客观的东西和他自身的理念、情感融为一体，流露出了令世人瞩目的花鸟画艺术。达到了画如其人，画如其生活，画如其生命。可以说他的画是生命的讴歌。《海棠未老春情晚》是画家以红草园种植的海棠为题材创作的九米长卷，平面分切、组合、穿插自然，线条婉约、色彩典雅。几十只鸽子，夸张、变形，栩栩如生、天趣盎然，充满宁静祥和的生活气息。这正是他终日与大自然为友的必然结果。正如刘曦林先生说的那样：“他种花养花，种花爱花，是其艺术升华的重要原因。”我相信，凭着画家这种精神，必将攀上更高的艺术高峰。
2010年8月18日于中央美院
(作者系中央美院中国画学院院长、教授)
王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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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我心中的佛
王有政，山西万荣人，1941年生。1964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附中，1969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画专业。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美协常务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陕西国画院创作研究室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我的乡间小路
○ 王有政
我偏爱农村生活，这与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热爱农村、熟悉农村是分不开的。我确信童年时代在心中播下的爱与美的种子对艺术家的一生都将起着深刻的影响。儿时在家乡的那些有趣的人和事——东家生了个又白又胖的小妹妹；西家娶新嫂嫂，从花轿里下来一个一身红的漂亮媳妇；我们几个小伙伴潜入人家瓜园里偷吃甜瓜……虽然我早已做了爸爸，恋旧之情仍时时叩动我的心扉。因此，当我来到山村，一些同行看来极其平淡的小事却特别引起我的感情共鸣，一些极其寻常的人物却常常向我显出特殊的美来。
一幅好作品是“我”与“物”相结合的产物，既不全是作者自己，也不全是客观本身。就像婴儿，既不是父体，也不是母体，而是由父母的生命结晶出的另一个独立的生命。有时一个农民的偶然动态使我心中为之一震——我把它叫做“物”“我”相撞的火花——使我产生及时捕捉住这一现即逝的动态的内心冲动。虽然当时并不明晰其原因，经验证明，它常常是创作中最有价值的原始素材，有时甚至包含着一幅画的母体。
我的画往往以极端客观的面貌去表现，但我并不否认一个画家的主观作用。主观作用在作品中有种种表现形式，既可以超越自然形态，也可以追慕自然形态。我限于自己的特性，选择了后者。其实在极端写实的、平淡如现象的形式背后，我把自己悄悄地藏起来。在貌似生活现象的形式背后，有我对艺术的偏爱、理想，对原始生活形态极其苛刻的筛选、加工编织等等。我像采山花一样从自然中摘取美丽的花朵。但是也曾引起一些朋友的担忧，恐怕我误入“自然主义”的迷途。我说，如果所说的“自然”是自自然然，那我宁愿信奉“自然”主义。在本质上，我与许多强调主观作用的画家是一致的。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本来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活动，或喜怒哀乐，或闲逸劳作。我渴望看到他们在毫不修饰、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中流露出的美。然而很不幸，每当我这个“游画匠”（陕北农民对我的“尊称”）出现在他们中间，这种自然而然的美立刻可怕地消失了，尽管我下过很多工夫。有一年，我曾花了156天几乎跑遍陕北绥德县的23个乡镇，每到一村，总要把“好”形象逐个画完。由于彼此间不了解，人们同我保持着距离，把我当成城里来的画家。因为我到处看到的差不多是一种陌生的眼光，或对待客人的笑容。为了使我身边的一切恢复它本来的样子，我必须放弃那种走马观花式的方法，选一两个各方面都比较理想的山村长期住下来，下工夫熟悉这里的一切，直到人们不再把我当做画家，而看成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只有这时，那些值得珍惜的、自然的、朴素的美才常常闪烁在我的眼前。
我逐渐在生活中确认了只属于我的美，并想办法把体现这种美的形象素材拿回来，在此基点上逐渐完善我由生活而艺术的创作程序。
有一件小事意外地启示了我：家里来了贵客，我告诉他西北羊肉很好，要请他吃羊肉水饺，就提着篮子上街采购，可是那天肉店偏巧没有上等羊肉。正当我作难的时候，满街的肥鱼、嫩鹅和新鲜蔬菜使我立即改变了计划，根据眼下的材料，重新设计了一桌丰富的家宴。我由此想到创作与生活，要么先设计再去找材料，要么先看好材料再来设计。经验告诉我：前者向来很合情理，实际上常常行不通；后者却给我极大的灵活性，它的优势在于生活资源的无比丰富和生动性，并能充分利用我从生活中采集的原始素材。
“看菜吃饭”的创作程序，虽然避免了从概念出发，苦思冥想造画的弊病，却带来了新的难题，如果解决不好，即使有好的素材，也只能是拼拼凑凑，无法成为一幅有机的、浑然一体的画面。
这里所说的不是笔墨、色彩、构图法则之类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凌驾于所有绘画形式因素之上的一个无形的东西。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感觉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实在难用语言说清，只觉得有点像“魂”。
“魂”非脑、非骨、非肌、非胃，亦非心、肝等五脏。光有这些还不能称其为“人”，一旦“魂”不附体，这个人就成了僵尸。决定一幅画成败的关键正在于这个“魂”。
找到一幅画的“魂”之后，还须围绕这个“魂”寻找只属于它的形式来体现，这中间有个内容和形式的协调统一关系问题。形式和内容本是一个东西的两个侧面。一张好画的内容和形式总是协调平衡的，一旦这种平衡关系失调，就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如果一位作者把生活中深深感动过他的形象，通过恰到好处的形式展现给观众，使别人也被他所塑造的形象所打动，观众甚至忘了他是怎么画的，那么我认为这幅画是成功的。完美的形式是看不见形式，它已同所表现的内容融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如果作者过多地把工夫下到形式上，观众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感人的形象，而突出的却是孤立的线条和耀眼夺目的色彩，即便笔墨、色彩如何精到，那么我认为这幅画仍然是失败的。因为笔墨和色彩淹没了感人的形象，“魂”无从寄托，只剩下苍白空泛形式躯壳。罗丹说：“……真正的雄辩是看不出雄辩的。同样，真正的艺术是忽视艺术的。”我想也是这个意思吧！
我喜欢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我希望自己的画让人看了一目了然、通俗易懂。我希望我的作品能用最朴实、最自然的语言，传达出我对生活最深切的感受，这是我的目标。
张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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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果三贤
张杲，山东昌邑人，1941年生于西安。字约翰，晚年号老呆子、寂寥居士、蓑鹤台上人、杏园老人等。国家一级美术师、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理事、驻会专业画家、陕西省文化厅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1959年拜石鲁为师。1979年考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高研班，入李苦禅教授工作室。
迷
——画家张杲印记
○ 杜爱民
张杲的绘画和他的为人，长久以来就像谜一般对我充满着吸引力。在他迂曲而漫长的人生经历中，有许多不为常人所理解的事件和行为方式，这些在暗中聚合的东西使张杲的人生经历本身，同他的绘画一样都成为了精美的艺术品。
用迷醉来形容他的艺术和人生再恰当不过。在商业时代要想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不单单需要勇气，同时还需要执著、忍耐和弃绝功利的赤子情怀。从绘画的角度看，张杲曾经拜国画大师石鲁为师，随后又考入中央美院李苦禅工作室，可谓师出名门。但张杲从不以此作为自己博取世俗功利的凭借。他执著于自己迷醉之中的密叶、疏枝和花影，这些不是用眼睛可见的物象，它是心灵在沉迷之中的自反和追问。什么是花？什么是灵魂？什么是藏匿于它们其间永久不移的秘密？这便是张杲绘画总体的精神指向。
呈现心灵之镜的花影对人类思想最直接的启悟，使得张杲的绘画具有非常浓烈的哲缘意蕴。在画室里是画不出这些画的，衣食无忧的闲情逸致不可能产生这些近乎迷醉的精神世界。张杲不属于这个意义上的画家，他像是荷尔德林的恩培多克勒，迈着自愿的步履朝向埃特纳火山，留下一团重返自然的烈火。不敢于自毁，不敢于义无反顾地踏向火山的深处，哪会有真正意义的收获？哪会有圣徒般地登入涅槃之境？对于一个画家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艺术道路。在什么路途之中，才有可能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张杲选择的是“劳心于刻画而自毁”的路，这意味着要在挣扎中，在危机的淹没意识里，在一块块板的夹缝中拼出一线光明；这也意味着舍弃之后而获大得，而赢新生。
这样的艺术道路也注定了张杲在生活中的颠沛流离，破纳褴褛。他曾经在童年时代的暑假里卖冰棍，寒假里卖报纸维持学费。青年时代，他曾在虢镇河道里放马，木作工厂锯木板，郊外坟地打土坯，西安火车西站挂坡作苦力，所有这些都是他选择自己艺术道路之后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报应和累累伤痕，也使他在绘画中获得了杖责良心的净化，浪迹天涯的放纵，以及寂寥寒居的温存。张杲的绘画因生活的磨难得到沐浴和滋养。而他只是哈哈一笑，告诉你：“读佛宜对美人。”
张杲的绘画在形式和表现语言上独具特性。淡墨与重彩的互渗互映，不仅效果滋润淋漓，更使画面从整体上产生魔幻离奇的况味；枝叶在构图上的极度夸张，是在简淡得近乎消退的水墨中呈现出来。张杲是制造绘画间离效果的高手。他的花卉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不即不离；在消隐中伸张，在张扬里聚敛，在丢弃中获得，就像是一场梦，留下的是追忆和消逝的碎片，留下的是踪迹。张杲在观念上更接近西方后现代绘画，他有很浓厚的中国绘画的笔墨功力，这使他的绘画语言显得非常丰富。杂糅、融合中西绘画技术方法之所长，表现自己身体的感受，心灵的感受，形成了张杲绘画独特的样式和格制，那些奇特的枝叶和花萼，不是应物相形的结果，也绝非坐在画室中借助模特而信手拈来，它们是迷狂的结果，是对沉醉在梦里境象的固执追忆和大胆抒写，既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画，也非所谓的现代水墨。
好的艺术作品往往引起的不是一律的赞誉和掌声。张杲不是生活在掌声和“桂冠”丛林之中的画家，他属于那一类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战士”的艺术家，他们不仅为这个世界创造出精妙的艺术品，而且还将自己的生命也塑造成一件艺术品。因而，张杲本人和绘画，有可能引起歧见，有可能产生非议，更有可能遭人诋毁。但是，张杲作为画家却让善良的人们看到了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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