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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在保全堂入党宣誓的阎世俊

(2019-12-05 05:36:00)

寻访在保全堂入党宣誓的阎世俊

前几天,王树兴打电话与我,讲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早博士来高邮了,要我下午陪其去看看高邮的老字号店铺。是日下午,杨早与苏州作家王道由北门大街一路向人民路走来,我们在汪曾祺故居碰头后,随即去了汪曾祺妹婿金家喻家,因汪曾祺故居改建,他们临时住到越塘河边33号金传捷处。

王道拿出一本有关高邮解放初期的工商企业登记档案,这是他在扬州古玩市场上高价收购来的(汪迷就是这么痴迷与任性),里面有当时一百多家工商企业的详细资料,有高邮建国后首任县委书记吴越、县长郑宗理的亲笔签名,显然是个难得的孤本,十分珍贵。

档案呈现的一百多家企业,彰显着解放初期高邮县城的繁华,工商企业相对集中分布在南门外、中市口、北门大街和人民路,登记注册相当详细,连茶水炉都有记载。里面最多的企业竟是米厂和炕坊,其次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商店,例如:酱园店、布店、百货店、南货店、药店、麻线店等等,里面有与汪家有关系的店铺。翻阅一页页的档案资料,有许多是金家喻、汪丽娟夫妇熟悉的,有些连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也有印象,但大部分主户都不在世了。当翻阅到俊成蛋行时,金家喻说该蛋行的阎世俊还健在呢,已经95岁,但精气神不丑。听到有健在的,王道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这也调动了我们去寻访阎世俊的兴趣。

第二天上午,我们进大淖巷,刚问到第一位行人,她就非常热情主动地为我们带路,可见阎世俊在东大街这一带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由大淖巷拐进草巷口,经过汪曾祺笔下的玉泉堂浴室和《异秉》王二家门口再望北行,在一个大门朝西的凹落处(草巷口58号)就是阎世俊的家了。

一听说有人来寻访,阎世俊就从东房间走了出来,脸上堆满了灿灿的笑容,他虽95岁高龄,但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声音洪亮,思路清晰。问起当时的高邮为什么有这么多炕坊及具体的位置分布,他竟能一口气把情况说得清清楚楚,记忆力真的是难以想象的好。

他告诉我们:当时高邮炕坊有10家,主要分布在城北庙巷口及东大街,南门没有,南门外是粮食和鲜鱼鲜虾的集散地,粮行、油坊、鱼行比较多。炕坊具体的有:菜市街北首的《绪兴泰》,北头庙巷口的《杨裕泰》,该炕坊老板是杨在山,搭沟桥有一家叫《同和》,是5个人的股份店,5个股东分别是郭元领、茆桂生、俞成龙、孙红喜和金永贵,金永贵是大师傅兼老板。东大街草巷口一带炕坊较为集中,有《蒋顺兴》,老板是蒋兆顺;《万泰》的老板是弟兄俩个,叫刘元桃和刘元海,大淖河边的叫《泰和》,老板是王荣桂和戴理,窑巷口的一家叫做《顺和》,老板是俞登礼,后传给了儿子俞松才,顺和当时的大师傅是俞登榜,俞登榜与俞登礼系嫡亲弟兄(我记得人民路中段南侧也有个叫俞登榜的,他开的是糖坊,两个俞登榜是本家兄弟)。人民桥一家的叫《元和》,老板是俞松海和朱龙顺,北窑庄还有一家叫《茂盛》,老板是李桃山,位于草巷口6号的叫《俞元泰》,也是炕坊中规模比较大的一家,老板叫俞松林,我当时就在俞元泰做,汪曾祺于1947年写的《鸡鸭名家》,写的炕坊就是《俞元泰》,当时的老板是俞松林,其父亲俞登仁是当家大师傅,人称俞老五,俞登仁在家排行老大,与人拜把兄弟排行老五,俞老五就这么喊出名了。汪曾祺在小说《鸡鸭名家》里写道:“余老五是余大炕坊的师傅。他虽也姓余,炕坊可不是他开的,虽然他是个炕坊里顶重要的一个人。老板和他同宗,但已经出了五服,他们之间只有东伙缘份,不讲亲爱戚面情。如果意见不和,东辞伙,伙辞东,都是可以的。”汪曾祺只所以这样写,自有他的道理。解放后,俞元泰的老板俞松林跑掉了,老板换成了吴焕文,阎世俊传承了余老五的衣钵,炕坊技术一流,后来成了炕坊的大师傅。1953年吴焕文因年事已高,阎世俊年富力强,自然成了新老板,不过《俞永泰》也更名为《俊成蛋行》。

我问阎老,大淖河边好像有个姓毛的也是开炕坊的,阎老回答我,姓毛的开的是草行,草行半年闲,他也在炕坊做大师傅。

我们问蛋行的蛋卖到什么地方?他告诉我们,从四乡八镇收上来的蛋主要销往上海及苏南一带,炕坊炕出来的鸡鹅鸭主要销往镇江句容一带,肖维琪的祖父肖国宝当时就专门从事苗鸡苗鹅苗鸭的贩运。炕坊一般是先炕鹅,然后炕鸡,到了小满,就开始炕鸭,最后还要炕一趟迟鸡子,主要供应本地及里下河地区,高邮当时的苗情一年也就200--300万只。到了1952年,高邮成立了蛋业合营处,这是公私合营的雏形和前奏。

阎世俊回忆道:高邮于1945年12月26日第一次解放后约一个星期,高邮县委派组织部部长郑光耀带领一个工作队进驻东山镇(人民路北侧,西自新巷口,东至泰山庙的管轄范围),同时分管珠湖镇和越塘镇,工作队借用汪淡如保全堂药店后面的房子办公。工作队到东山后,先发动群众取消保甲制,实行街组制,并将居民登记造册张榜上街,后来的大动作是对敌特人员进行大搜捕,抓了七八十人,关进圣宫,接着任命毛庆来任东山镇长兼指导员。1946年2月上旬,东山镇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同时成立了纠察中队,阎世俊任中队副,成立大会也是在保全堂药店召开的。1946年3月1日,经郑光耀、王紫根介绍,阎世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仪式就在保全堂,入党后任东山镇党支部委员,大淖街治安组长,同年5月,任东山镇纠察中队长。1946年6月,东山镇成立了店员工会,7月,土改工作全面推开,工作队一班人带领东山镇群众在三圣庵分了当家和尚圣甫的田,圣甫是铁桥的徒弟,当时在城乡有田产300多亩,那时圣甫逃到江南去了。他在城上的田被一分而光。1946年9月底,当时的形势已经比较紧张,有一天,东山镇几百名干群将恒兴昌杂货店徐第先(系与我同一个知青组徐庆安的祖父)及汪德大米厂汪甫臣(汪曾祺同宗本家,《徙》里汪厚基的父亲)的家产分个精光。因为汪家开明,主动将汪氏住宅让给新四军办公,新四军北辙时“完壁归赵”的将汪家财产移交给主人,没有半点的破坏。

1946年10月,新四军北辙,阎世俊去了上海,拉了两年的黄包车。

阎世俊向我们提供的资料显示,在1946年4月的一天,一架国民党飞机正在高邮城上空盘旋,全城处于戒严状态。高邮县东山镇窑巷街纠察队员姚才元(我的本家亲戚)发现一名可疑男子,趴在窑巷口一住户屋顶上,手抓着一面小圆镜在晃动,原来此人是利用太阳反光给国民党飞机指目标。姚才元一面盯住此人,一面派人报告纠察中队。副中队长阎世俊闻讯赶到,率领姚才元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此人抓获,经审讯,此人叫祁玉清,是从镇江派过来的特务,该人抓获后逃跑又被俘获,经民主政府批准后,祁玉清被处决。

当问及是否认识汪曾祺,阎老说当时的汪曾祺在外求学多年,未曾谋面。1991年汪曾祺第一次回家乡时,见到汪曾祺并握手述旧了。至于汪曾祺的父亲汪淡如,那是薰烧摊上的猪头,熟的不能再熟了。1946年阎世俊在汪淡如家进进出出近一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京剧。阎老说汪淡如极其聪明,吹拉弹唱,篆刻绘画,样样精通。王通问他在档案上盖的章是不是他刻的,阎老说是在上海刻的,水晶的,至今该印章还在呢。阎老说汪淡如为人处事极好,他善长眼科,遇到经济困难的患者,从不收诊金。他们之间的交往比较多的时候,即解放后的这几年,汪淡如因身背地主资本家的名份,被管制着不让上班,休闲时间也多,他们就一个拉,一个唱,配合得非常默契。至今阎老对京剧的兴趣不减,是高邮京剧票友会的重要成员,每天下午,他都会独自一人坐着电动轮椅去赶京剧场子,不是去书场,就是去老年大学,抑或到北海社区。

阎老与时俱进,童心未泯,他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关注汪曾祺对家乡的文化影响,这次他还向我提供了大淖改造前后的光盘。据他儿子介绍,他会拨弄手机,还建有微信群呢,照这个心态生活下去,一百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汪家虽说是地主兼资本家,却是个开明世家,想不到还有为共产党政权提供支持与方便的情况,汪家应该说对革命是有过贡献的,关于这一点从未有人在文章里披露过。新四军北辙后,汪淡如一家寄居到扬州岳父家,1947年汪曾祺从上海回来探亲,选择的地方就是扬州,这也许与害怕国民党政权找事找茬有关。

寻访在保全堂入党宣誓的阎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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